Version:1.0 StartHTML:000000379 EndHTML:000640494 StartFragment:000604527 EndFragment:000640426 StartSelection:000604527 EndSelection:000640422 SourceUR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IzNTU5MQ==&mid=2455558278&idx=1&sn=a7a46dee641e0142d59a94fcf7751e8f&chksm=8c1c9eaebb6b17b816fe071df5c30eac32b7c909b67c9384b2403581c87d5fbd2dae47eb0f53&token=438906344&lang=zh_CN
事情的要旨是這樣的：任何一項成功，都會產生某種結果，使更偉大的鬥爭成為必要。
——瓦爾特.惠特曼
複雜社會被迫沿著複雜化程度漸強的軌道前行，不能變向，不能回頭，不能停止。前方出現障礙物時它也只能按既定方向繼續行駛，因此最終將是一個災難性結局。
——約瑟夫.泰恩德，《複雜社會的崩潰》
現代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其複雜性體現在方方面面。最核心的方面是，它是一個精細精緻的專業分工體系，每一個體（或單位）作為社會中的一份子，只獨立處於其中一環，而且是越來越細化的一環。專業化的另一面是多樣性，複雜系統的複雜之處就是對多樣性的有機整合。
比如，如果你是個機關公務員，你專心做好機關的事務性工作就行了，甚至不用考慮這些工作的真正意義，因為你的吃穿住行所需自有別人去做，根本不用自己去種植糧食、織布製衣，也不用自己蓋房子，學習防身術來保護自己，等等。其它行業的工作也是一樣的道理，每個人只是一個流程中的螺絲釘，大部分無法看到“創造物”的全貌。
現代文明的先進性或精緻之處就在於這一點——每個個體只做自己擅長的一個細分領域，因為聚焦所以也會越來越專業和出色；然後社會體系將無數個個體有機的鏈接起來，通過一個龐大的系統來製造人們所需的所有東西：糧食、衣服、交通工具、住房、娛樂服務、醫療等等。於是人類社會進化到了一個新的文明階段：交易的重要性取代了生產（生產不再是目的，交易才是）。
這種交易導向的經濟社會，首先被亞當.斯密發現，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是生產導向）。這個基本框架簡而言之就是：因為交易體系的出現，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商業文明景觀：
人人為己，就是人人為人。在現代經濟社會，交易體系體現為貨幣體系，這個貨幣體系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簡單化了，體現在：人人為己，變成了“人人為貨幣”。 但是，正如同所有的複雜而又精緻的事物也異常脆弱一樣，現代社會也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危機叢生的系統，因為它高度依賴一個有機的交易體系。試想一下，一旦這個交易體系所依賴的物流、信息、信任、金融等機制遭到破壞，獨立個體生產的東西無法與其他成員進行交換，後果將是什麼？比如上述的公務員，當他的工作成果無法換成食物和取暖原料的時候，會不會挨餓受凍？假如整個交易體系遭到破壞，那些無法完整獲取食物資源的食利者們將如何生存？
正如著名考古學家科林.倫弗所說：複雜社會在危機條件下缺乏分散化解的選擇和降低社會專門化程度的選擇。而且還直接指出：
專業分工程度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當危機發生時則無法降低專業分工程度，系統的解體就不可避免。
於是，人類社會——這個複雜而又精緻的系統——會不會因為戰爭、暴亂、通脹、疫病等而崩潰？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學者們的心頭，形成了像烏雲一樣無法散去的“末日情結”和“崩潰情結”，構成了人類命運的終極之問，從而也造就了一批社會學、經濟學和歷史學著作。這也絕非空穴來風、杞人憂天，因為人類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進化到了複雜社會），像地質災難（海嘯、地震、颶風等）一樣的大大小小的社會崩潰曾經發生過千百次。而每一次崩潰之前，尤其是一些大的崩潰以前，大部分也像現在這樣的歲月靜好。
可能正是這種複雜性和脆弱性，才出現了國家這種“利維坦”，通過國家能力來維護社會交易體系這個複雜系統，也只能是國家這種以暴力為基礎的強大的官僚行政體系，才能保障這個複雜系統脫離脆弱性引發的崩潰。然而，正如諾斯悖論所啟示的：國家保障了複雜社會的穩定運行，但同時也可能帶來更大的不穩定。
美國學者約瑟夫.泰恩特所著的《複雜社會的崩潰》，就是對這一問題系統而又深刻的研究。作者進行了艱辛的史料考究，總結歸納了歷史上包括西周、哈拉巴、古巴比倫、古埃及、赫梯帝國、克里特、邁錫尼、西羅馬、瑪雅等近二十個典型文明的崩潰過程，對崩潰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解釋假說，比如邊際收益遞減、資源枯竭、自然災害、政策應對不足、外來入侵、統治者管理不當、社會功能紊亂等。內容比較龐雜，在此只列出幾點本人認為對現實有借鑑意義的觀點（並不完全是該書作者的結論，而是主要來自以前學者的文獻綜述）：
1，城邦文明似乎更容易崩潰，因為需要更加複雜的治理體系。比如瑪雅文明，“在儀式中心到城邦整體的演進過程中”，沒有相應的提高治理水平。書中直接指出：
“過分的都市化是羅馬崩潰的原因。”（P86）
2，王（專）權統治看上去強大，但實際上更容易崩潰（官員傲慢、央地衝突、基層暴政等），比如君主制時代的羅馬和共和制時代的羅馬相比，後者更有韌性。比如書中提到歐洲一些國家的社會暴亂、政治破產和革命行動的例子，引用學者Deustch的話解釋，“當政府無法滿足民眾在公關服務方面的需求時，崩潰就會出現”（P86）。
3，欠缺倫理基礎的文明更容易崩潰。如果一味的開疆拓土和武力壓制，缺乏倫理和合法性建設，缺乏多元化的思想市場和社會組織，崩潰也是時間問題。
4，根據帝國週期論，美國崩潰的時間是2040年（第110頁）。
5，如果複雜社會的表現是多樣性的整合，那麼複雜社會的崩潰則是重新分崩離析。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6，複雜社會是個熵增系統，規模與穩定性之間呈反比，比如亞述帝國，比如印加帝國，必須依靠軍事擴張和掠奪來注入能量來維持這個熵增系統。
7，拉長曆史視野，崩潰並非完全是個災難，而是對舊模式因無法適應新環境的“優勝劣汰”。類似生命週期，崩潰是每個複雜系統、熵增系統必然的結局。
8，“存量競爭+邊際產出遞減”型社會往往是崩潰的前兆，二元結構或者尚不發達的社會反而更有韌性，因為這意味著還有更大的增量潛力可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發展是硬道理”，也可以用在對穩態社會的維繫上。
9，國家是維持複雜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複雜社會的崩潰可以看作國家能力的不足，包括徵稅能力、財政管理水平、軍事能力、官僚體系的抗腐化能力，突發公共事件的應對能力等。
10，複雜社會的複雜性往往體現在縱向結構的“階層化”，而由階層固化和階層衝突引發的內部坍塌往往是複雜社會崩潰的內因。
11，複雜社會的信息處理能力問題。複雜系統的信息不像簡單系統，需要較強的信息傳遞、過濾、解碼和回應能力，如果信息處理能力不足，會出現信息損耗、失真、滯後和扭曲等問題，這當然對執政者造成挑戰。
等等。
該書引用了大量的文獻，大部分是前人研究的羅列，增量的貢獻個人認為是作者提出了三種容易崩潰的複雜社會模式：恐龍型、逃亡列車型和空中樓閣型。其中恐龍型社會，看上去“雖氣勢軒昂、令人敬仰，但卻不能適應任何變化”，“這樣的複雜社會代表著一種權威的盛景，既神奇又可憐”。比如，羅馬帝國。
“逃亡列車型社會”則是“恐龍型社會”的一個變種，“被迫沿著複雜化程度漸強的軌道前行，不能變向，不能回頭，不能停止。前方出現障礙物時它也只能按既定方向繼續行駛，因此最終將是一個災難性結局”。
如同很多著作一樣，該書作者最後像先知一樣提出了一個警告：
人類必須從奢華鋪張的物質主義中走出來，去追尋更加和平、綠色、注重內在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在這之前的所有間歇性崩潰，都將是一次次“盛世警言”。
但泰恩特博士可能過於悲觀了，有些觀點也有失偏頗，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1，作為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作者顯然對現代複雜系統科學缺乏深刻的認識（作為文科男，可能將複雜性等同於脆弱性）。該書將複雜性看作是系統崩潰的原因，帶有貶義的色彩。實際上覆雜系統科學認為，複雜性是一種高等級系統的表現。複雜系統的崩潰並不是系統自身的複雜程度太高，相反可能是複雜性偏低，失去了與外在複雜環境的交互和適應能力。也就是：
當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的時候，系統處理起問題來卻依然過於簡單粗暴，最終的結果就是崩潰。這本質上是一種錯配，即複雜性往往是分散化、分佈式、多樣性，但社會系統卻依然過於集中式、線性化、權威化。
2，該書研究的案例集中在了工業革命之前，主要是對中古文明崩潰史例的研究。但工業革命之後，尤其是二戰後人類社會進入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後，現代社會也順應經濟社會的複雜程度建立起了複雜的社會治理體制。對於社會和政治體制的複雜性，亨廷頓恰恰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比較原始和簡單的傳統政治體制經常被徹底摧毀。相比而言，較複雜的政治體制則更能適應新環境的需要”。他直接指出，就像古代王權社會一樣，“完全仰仗某一個人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的政治體制。同時，這種體制也是最不穩定的”（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3，過度陷入“末日情結”和“崩潰情結”，對人類文明自我糾正、修復和進化的一面缺乏信心。本質上依然是馬爾薩斯陷阱的分析範式，並且帶有濃厚的“羅馬俱樂部”資源崩潰論色彩（實際上本書最後一部分提到了這些）。但現實是，羅馬俱樂部半個世紀前預測的能源衰竭並沒有發生，新的能源比如頁岩氣、太陽能等正在被源源不斷的開發出來。中國古語云，上天有好生之德；西方的聖經也說，上帝愛世人。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類一方面通過自然科學技術在延續文明進步，另一方面在社會科學領域，社會良知和集體道德水準也在不斷提高。應該從理性樂觀者的角度去看待人類的終極命運：曲折中前行。
研究歷史是為了明鑑當下和未來。對於現實，我們看到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正在從過去單一的集中式的社會、經濟、公共治理模式，進化為更加分散化、分佈式、多樣性的複雜社會，也就是所謂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佔決定性力量”的經濟社會。這樣的分佈式、多元化和柔性結構，恰恰就是為了應對當下越來越強的不確定和複雜化的外部環境，尤其是應對突發的社會公共事件。所以對於未來，對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應該是
提高整個社會系統的多樣性和柔韌性，充分發揮社會和市場的活力和韌性，而不能只將壓力集中在政府身上，集中在單一部門和體制上面，從而才能真正逃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治理怪圈。在這方面或許一位中醫給出了有特色的東方智慧：
中醫的治病理念，只是將人的身體調整到該有的正常狀態（培養元氣），至於如何清理病菌，則交給生命系統的自組織能力。因為人體，也是一個複雜系統。
這個理念，或許跟老子的一句話不謀而合：
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理解“無事”一詞，可能恰就是理解複雜系統治理的關鍵。可惜大道無言，能說出來的，也不過是對複雜思想的線性化近似。
主要參考文獻：
約瑟夫.泰恩特，《複雜社會的崩潰》
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亞當.斯密，《國富論》
Yaneer Bar-Yam和 Alexander F. Siegenfeld，An Introduction to Complex Systems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羅素，《西方哲學簡史》
蘭德雷斯，《經濟思想史》
（封面圖源：DESKTOP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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