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導讀:薩爾滸之戰,乃系發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明王朝同後金政權之間於遼東地區發生的一場戰略性決戰,乃系明末清初時期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對於當時尚屬局域性、部落性的後金政權而言,薩爾滸之戰的勝利,一舉改變了其和明王朝之間的臣屬關係、戰爭主動權和其在遼東地區的主導性地位,在絕對性壯大後金政權的基礎上,為清朝的建立、為清朝揮師入關建立統一中原地區的大一統王朝奠定了絕對基礎。

但這場在明清戰爭史上,可以和皇太極當政時期之“松山之戰”並稱的著名戰役,在開戰之前,明朝軍隊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不管在參戰人數、軍隊部署、作戰計劃還是後勤保障、後備部隊安排、遼東地區部盟乃至朝鮮國軍隊的支持和策應方面,較之後金政權的八旗軍隊,佔盡了優勢。可後金的八旗軍隊在努爾哈赤的直接指揮下,僅用數日就結束了這場決定性戰役。

在這場被乾隆皇帝“每觀實錄,未嘗不流涕動心”,深為震撼、倍感驕傲;被《清史稿》評價為“薩爾滸一役,翦商業定”,奠定了清王朝200多年基業的戰略性決戰,明朝軍隊到底敗在哪裡?


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明萬曆四十四年,已經攻佔了絕大部分女真部落的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建立後金政權,國號“大金”,成為後金大汗,正式開始了同大明王朝的並立狀態。

萬曆四十六年,做好了一切準備和謀劃的努爾哈赤,發佈了歷史上著名的“七大恨”,決定對明朝出兵,以實際行動證明後金政權的存在,以實際行動迫使大明王朝曾任後金政權的合法性。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珍藏的《金國汗攻盧龍誓師安民諭》中,記載了努爾哈赤出兵明朝的理由——“七大恨”

害我祖父,此恨一也;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此恨二也;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明不容留獲,遣兵驅逐,此恨五也;明偏信葉赫其言,特遣使遺書詬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今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此恨七也!

對於“七大恨”的合理性和說服性,本文不予討論,但從“七大恨”發佈之日始,後金政權的作戰方向不再專注於女真部落,而轉向更為強大、更具誘惑的明朝軍隊。

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後金時期局勢圖

努爾哈赤對於明朝軍隊的首次進攻並不順利,就其原因,大致有三點:

1、相較於明王朝駐守撫順的強大軍隊、堅固城池而言,後金政權的八旗軍隊尚不具備絕對實力;

2、八旗軍隊進攻遼東城池之時,大明王朝對此做出的回應極為強硬,並派遣了數倍於八旗軍隊的增援部隊,前往撫順;

3、本來在作戰人數上就不佔據優勢的後金軍隊,側翼還受到了尚未征服之女真葉赫部落的巨大威脅。側翼得不到保證,後金軍隊只能在略有斬獲後,退兵罷休。

對於明朝軍隊的數次大規模作戰,雖然並未讓努爾哈赤完成既定目標,達到獨佔遼東的最終目的,但其從此戰中卻得到了更有現實意義的經驗、教訓,並據此做出了下一步更理性、更妥切的作戰方案,那就是隻有現行滅掉葉赫部,才能心無旁騖、一心一意的進攻明王朝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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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形象

《滿洲實錄·卷五》有載:

己未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徵葉赫,令大王率將十六員、兵五千於扎喀關防禦明國。自將諸王大臣統大軍起行,初七日深入葉赫界,自克伊特城尼雅罕寨略至葉赫城東十里,將投城人畜皆截取之十里外。所居屯寨大小二十餘處盡焚之。又取蒙古所牧生畜乃收兵離城六十里安營。當進兵之日,葉赫遣使原總兵馬林處告急,林遂領兵來助與葉赫合兵一處,出城四十里見我兵勢重,懼不能敵而退,帝亦班師。

面對努爾哈赤滅絕性、一次性的大局攻勢下,葉赫部嚮明朝鎮守總兵馬林求救,馬林雖然及時做出了回應,也從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葉赫部被滅絕的進程。但葉赫部遭此進攻,大傷元氣,幾乎完全失去了對後金政權實質上的威脅能力。

為什麼對努爾哈赤進攻葉赫部,進行特意說明?

因為此戰以後,時任遼東經略的明朝兵部右侍郎楊鎬,派遣使者去後金商議罷兵,努爾哈赤回覆書信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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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遼東區域

對於努爾哈赤的強硬態度,《清史稿·太祖本紀》有過相關記載:

四年己未春正月,伐葉赫,取二十餘寨。聞有明師,乃還。明經略楊鎬遣使來議罷兵,覆書拒之。

也正是努爾哈赤對待楊鎬的強硬態度,直接引發了薩爾滸之戰。

對於這場具有戰略性的決戰,《明史》和《清史稿》都分別予以了極為簡要的記載,但從《滿洲實錄》和《三朝遼事實錄》等的記載來看,在薩爾滸之戰開戰之前,明王朝對於此次戰爭的謀劃、安排還是頗為理性、明智的。

1、佔據輿論優勢——出兵有理,行正義之師

努爾哈赤敢於在發動對明第一戰後,轉而攻打依附於明朝的葉赫部,其作戰意圖和真正目標所在,楊鎬不可能不清楚。但楊鎬還是遣使前往後金,以朝廷的名義對後金政權、葉赫部進行“勸和”,其目的何在?

就是為了更為合理的對後金出兵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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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各部分佈

努爾哈赤強硬的“覆書拒之”,讓楊鎬找到了出兵理由,佔據了輿論優勢,以朝廷的名義,行正義之師,對於朝鮮、蒙古部盟乃至於明朝和後金政權之間搖擺不定的女真諸多部落的影響和拉攏,可想而知。

於是,在努爾哈赤給予強硬態度以後,楊鎬立即在明神宗朱翊鈞的絕對支持下,“督師二十萬來伐,並徵葉赫、朝鮮之兵,分四路進”,一場大戰,隨即爆發。

2、作戰部署周密——作戰部隊、後勤部隊、預備部隊、策應部隊一應俱全

我們來看下明朝方面針對薩爾滸之戰,做出的具體部署:

北面戰線:總兵率領15000人,出開原,向赫圖阿拉進軍;

西面戰線:主攻路線,有威名遠播的遼東總兵杜松率領30000將士,由瀋陽出撫順,向赫圖阿拉進軍;

南面路線:“晚明第一猛將”,總兵劉綎率領10000明軍、10000朝鮮軍,會同進發;

西南戰線:有遼東總兵李如柏率25000人,向赫圖阿拉進發。

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單就作戰部隊而言,明朝作戰部隊分四路向赫圖阿拉進軍,四名晚明名將分別率領,遼東經略居中指揮,部署科學、優勢明顯;另外,從進攻路線來看,後金政權的都城赫圖阿拉,已經形成被全面包圍之勢。而且,明朝還擁有部分蒙古部盟、少數女真部落的派兵支持;如果四路大軍,真能按照既定部署同時抵達赫圖阿拉,展開攻勢,後金政權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除此之外,明朝還留有官秉忠所部駐守於遼陽,作為戰役的戰略機動部隊,以備不時之策;

李光榮所部駐守於廣寧,保證進攻道路安全和後勤保障;

副總兵竇承武駐前屯監視蒙古各部;以管屯都司王紹勳總管運輸糧草輜重。

就明朝的整個戰役部署而言,拋去佔據優勢的作戰部隊不言,單就其預備部隊、後勤保障部隊、左右兩側策應部隊乃至對蒙古部盟的提前防禦,都為戰役的勝利奠定了絕對基礎。

就此來看,明朝軍隊的作戰素養和整體佈局,遠勝於後金政權的八旗軍隊。

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八旗將士形象

3、理性的作戰方針——目標明確、分進合擊、四路會攻

雖然說“兵分各處”乃系兵家大忌,但楊鎬分出的四路大軍,能夠有效的斬斷後金軍隊的後撤、後援乃至戰略機動意圖。如果四路大軍真的同時抵達赫圖阿拉城下,後金軍隊也不得不分兵予以防禦,如此一來,後金政權的敗局定矣。

“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先生曾經對薩爾滸之戰中,明朝軍隊的分兵進攻戰法予以了負面評價:

綜觀此役,明之兵數,實逾金軍,然分全軍為四路,則其勢必弱;而況杜松輕渡渾河,兩分兵力,乃明師失敗之最大原因也。使努爾哈赤不審敵情,分兵拒敵,則勝負之數,仍未可知。詎知決策明智,集全力以西向;界藩之援,不從眾議,乃能操勝券於目前;此又金兵致勝之最大原因也。

也就是說,蕭一山先生認為明朝的四路分軍乃系導致薩爾滸之戰戰敗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所在。但同時,蕭一山先生也肯定了

“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分道深入,使之不能兼顧”的戰略意圖。不可否認,薩爾滸之戰中,明朝用以“使之不能兼顧”的四路分兵,在戰役之初乃至杜松所部被滅掉之前,絕對是具有相當戰略意義的理性選擇和科學作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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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隊列

也就是說,在最初階段,楊鎬制定的“分兵攻之”的作戰方案並沒有明顯的漏洞,而且還擁有相當程度上的取勝基礎。

但是,薩爾滸之戰的結果呢?

《明史·本紀第二十一》有載:

三月甲早,杜松遇大清兵于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飛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庚寅,劉綎兵深入阿布達裡岡,戰死。

明軍主帥楊鎬兵敗之後立即引咎辭職,後被拘押,崇禎二年被處決;四路大軍中的兩路大軍主帥戰死;明軍遭受重創,近50000人被八旗軍隊所滅;朝鮮軍隊戰敗,並明確表明了在明王朝和後金政權之間保持中立的態度。

更關鍵的是,此戰之後,後金軍乘勢攻佔開原、鐵嶺,征服了葉赫部,酋長金臺吉、布揚古被殺死,餘部俱降建州。自此,努爾哈赤完成了對女真各部的全部兼併,掌握了遼東戰場之上的主動權。

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那麼,擁有絕對優勢的明朝軍隊,為何會大敗於後金軍隊呢?

筆者認為,明朝軍隊的“分兵攻之”作戰方案,雖然有違於“合則生、分則死”的兵法常雲,但如果四路大軍能夠同時攻至赫圖阿拉,再合兵一處,同時對後金軍隊發起總攻,勝局定矣!

也就是說,明朝軍隊的“分兵”並沒有錯,但其並沒有真正領悟“分後而合”的道理,在明朝軍隊進攻的過程中,犯下的諸多錯誤,直接導致了本次戰役的敗局。

筆者認為,明朝軍隊的致命錯誤,只要集中在以下幾處:

1、擔任主攻的杜松所部,輕敵冒進,被努爾哈赤合兵一處,集中防禦,幾乎直接奠定了明軍的慘敗結果。

《清史稿·太祖本紀》有載:

杜松軍由東路渡渾河出撫順、薩爾滸,劉綎軍由南路入董鄂。偵者以告。上曰:“明兵由南來者,誘我南也。其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命諸貝勒先行。

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劉綎所部擔任的戰略佯攻意圖,很快被努爾哈赤識破,僅以500兵力藉助戰場環境優勢——山地作戰,遲滯劉綎進軍,而集中全部兵力,正面面對擔任主攻的杜松所部。

未按照既定作戰方案進軍的杜松,面對後金政權幾乎全部的驍勇兵力,既無法保證後勤保障,又沒有後援部隊,更沒有其餘方面的軍隊予以策應和迴旋,其結果可想而知。

《清史稿·太祖本紀》有載:

是時,上至太蘭察兵勢,命大軍攻薩爾滸,垂暮墮其壘,入夜夾攻松軍。松不支,及其副王宣、趙夢麟等皆死。

杜松的戰死,乃至杜松所部的大敗,直接影響了剩餘三路大軍的士氣,打亂了明軍的進攻戰略安排,為薩爾滸之戰的大敗埋下了禍根。

2、馬林所部仰仗武器先進,忽略了“戰略高地”的重要性,遭受大敗。

解決了正面主攻的絕大威脅,士氣正盛的八旗軍隊,轉向投向對馬林所部的防禦性進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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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軍隊隊列

《清史稿·太祖本紀》有載:

是日,馬林軍由東北清河、三岔至尚間崖。乙酉,代善聞報,以三百騎赴之。馬林斂軍入壕,外列火器,護以騎兵,別將潘宗顏屯飛芬山相犄角。上率四貝勒逐杜松後隊,殲其軍,聞馬林軍馳至。上趨登山下擊,代善陷陣,阿敏、莽古爾泰麾兵繼進,上下交擊,馬林遁,副將麻巖戰死,全軍奔潰。

就明朝的四路大軍而言,擁有先進火器的馬林所部,擔任著攻堅破城重任。從後金政權北面直撲而來的馬林部,攜帶火器深入尚間崖,在得知後金來攻的消息後,下令重新紮營佈列戰陣,陣列方形,營地四面昨夜挖有三道壕溝,壕溝外排列大炮,放炮的兵皆徒步站立炮後,大炮的外層,又密密排列一層騎兵,騎兵的前面再排列火槍隊,其餘眾兵都下馬,進入三層壕內的營中列陣。

不可否認,在平原地帶,以馬林的作戰部署和防禦陣列,一起攜帶的大量現金火器而言,滅掉後金軍隊,勝算還是極大的!

但馬林忽略了一個致命錯誤,那就是兩軍對戰的戰場並非平原地帶,而是澗崖所在,只有佔據了戰略高地,才能對後金軍隊展開有效攻勢。後金大軍所至,

“上趨登山下擊”,讓馬林部的火器失去了應有的威力,一場大敗,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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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配備火器

3、明軍主帥楊鎬對四路大軍幾乎毫無回應和援助,為明軍的大敗添上了最後一棵稻草

解決了馬林部後,努爾哈赤並未停頓,而是直接揮師向南,進攻被500將士拖住,遲滯其進攻鋒芒的劉綎部。

為全殲劉軍,努爾哈赤採取誘其速進,設伏聚殲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達裡崗佈置埋伏,另以少數士兵冒充明軍,穿著明軍衣甲,打著明軍旗號,持著杜松令箭,詐稱杜松軍已迫近赫圖阿拉,要劉綎速進。劉綎信以為真,立即下令輕裝急進。

“南路之軍由寬甸間道敗我戍將五百人”“勝利”下,劉綎“乘勢深入”,輕敵的思想再次佔據了這位“晚明第一猛將”的頭腦。被輕敵衝昏頭腦以後,劉綎率部突飛猛進,放棄所有累贅,試圖一舉擊潰八旗軍隊,但這種作戰行為的必然結果就是“中伏”

《清史稿·太祖本紀》有載:

四貝勒以突騎三十奪阿布達裡岡,代善冒杜松衣幟入其軍,軍亂,四貝勒馳下會戰,斬綎,又敗其後軍。

薩爾滸之戰,完美的驗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合則生、分則死

劉綎部大敗後,擔任明軍主帥的楊鎬才想起來調兵遣將,以應對當前早已經確定的敗局。三路大軍均被打敗,楊鎬在意識到後金軍隊對自己的威脅後,急調李如柏部的25000人揮師護衛。

注意,楊鎬手中始終掌握著一支戰略機動部隊,也就是李如柏說率領的預備部隊,當時楊鎬並沒有讓這支部隊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以至於杜松部、馬林部、劉綎部三路大軍因為缺少後援而大敗於後金軍隊。

李如柏面對連破三路大軍的後金軍隊,也只有聞風而逃的份,等待的就只能是“貽誤戰機、調配無方”後的必然結果——下獄、議罪、被誅!

“合則生、分則死”,在兩軍對壘中固然重要,後金政權之所以能夠在薩爾滸之戰中取得完勝,也正是因為努爾哈赤對“合則生”的完美理解和絕對性的貫徹執行;但明軍的失敗並不簡單的在於“分則死”的千古真理制約,而在於分兵之後的無法合攏;在於對既定戰略方案的糊塗執行;在於各路大軍的各自為戰;尤其是擔任主攻任務的杜松部,輕敵冒進,幾乎直接決定了明軍的敗局。

一場大戰的勝敗,皆因對“合則生、分則死”道理的領悟和變通程度決定,煌煌大明,一敗塗地,可悲可嘆!

參考文獻:《金國汗攻盧龍誓師安民諭》、《滿洲實錄·卷五》、《清史稿·太祖本紀》、《明史·本紀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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