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上葦
曾國藩以一在籍侍郎起而練兵，所用將官也多是書生出身，故湘軍慣以“書生帶兵”自詡。但書生缺少戰爭經歷和帶兵打仗經驗，這是硬傷。
即便是曾國藩本人，也僅僅是幹過10個月的兵部左侍郎，但那是組織上讓他去掛職鍛鍊培養資歷，並沒在部隊待過，實際帶兵打仗仍屬一竅不通。
但書生的特質就是愛學習，善於從前人的書本里汲取營養。曾國藩亦是如此，他倚為寶典的軍事教材，就是明朝戚繼光的“束伍成法”。
古之沙場名將，大多敏於行而訥於言，罕有將自己軍事經驗整理成書的，但戚繼光卻是十足的另類——他平生打仗之餘筆耕不輟，在浙江抗倭時寫《紀效新書》，到薊門鎮蒙時又寫《練兵實紀》。這兩部書，對冷熱兵器交替時代的軍隊編制、組訓乃至武器、戰術、待遇、績效，都提出了卓越的見解，代表了有明一朝軍事理論和戰術研究的最高水平。
入清之後，由於統治者迷信騎射，“近代”軍事理論研究趨於停滯。等曾國藩組建湘軍時，能找得到的最“近”代軍事教材，就只有在故紙堆裡躺了近300年的“戚元敬氏成法”了。
晚清練勇正在當地官員的帶領下展示火槍的威力，約攝於1880 年
儘管年代久遠，但“戚氏成法”用之於19世紀中期的國內戰爭，卻還真不算落伍——畢竟太平軍的軍制也是書呆子馮雲山參照《周禮》制定的，裝備的則是吳三桂造的舊炮，大家彼此彼此。所以湘軍這支以《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為藍本組訓的“山寨戚家軍”，還算有些代差優勢，逐漸扭轉了戰場局勢。
曾國藩的成功，給其他書生上陣，對軍事一頭霧水的官僚們以莫大激勵和啟發。斯時綠營廢弛，封疆大吏都在募兵自守，而苦於不懂近代軍隊的編制戰法，所以皆爭求湘軍的成功經驗。
曾國藩倒也不搞技術壟斷，樂於推廣“先進經驗”。咸豐三年（1853），湘軍初定營制、營規，曾國藩便即在衡州刊印，旋即又在江西刊印。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督師安徽祁門，又刊印一次。同治元年（1862），曾的弟子李鴻章率淮軍援上海，因各處索求，又代為翻刻了一次，但依然是供不應求。
在如此學習熱潮下，集納了從人才招募、編制陣法到績效管理全套實務規範的湘軍營制、營規，儼然成為清軍這一輪軍事改革的理論圭臬。
然而曾文正公到底是位謙謙君子，他雖然偷師學藝，但成名之後並不乾沒戚繼光的貢獻。在這位“私淑弟子”的大力揄揚下，生前做官不過“軍分區司令員”，政治上還犯過大錯誤（附從垮臺的張居正）的戚繼光，在鹹、同之後聲名飆升，讓同時代的譚綸、俞大猷、李成梁等抗倭鎮蒙名將望塵莫及。這恐怕又是戚將軍始料不及的。
但戚繼光畢竟是300年前的古人，他的軍事制度、束伍成法、編制戰術再高明，也僅相當於西方荷西戰爭時代拿騷的莫里斯親王軍事改革的水平。在19世紀中期後世界軍事技術突飛猛進的背景下，這套軍事制度業已落後，就連奉“戚元敬氏成法”為寶典的曾國藩，也對其進行了大量的修改。
但不管怎麼改，骨子裡仍是大明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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