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上苇
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起而练兵，所用将官也多是书生出身，故湘军惯以“书生带兵”自诩。但书生缺少战争经历和带兵打仗经验，这是硬伤。
即便是曾国藩本人，也仅仅是干过10个月的兵部左侍郎，但那是组织上让他去挂职锻炼培养资历，并没在部队待过，实际带兵打仗仍属一窍不通。
但书生的特质就是爱学习，善于从前人的书本里汲取营养。曾国藩亦是如此，他倚为宝典的军事教材，就是明朝戚继光的“束伍成法”。
古之沙场名将，大多敏于行而讷于言，罕有将自己军事经验整理成书的，但戚继光却是十足的另类——他平生打仗之余笔耕不辍，在浙江抗倭时写《纪效新书》，到蓟门镇蒙时又写《练兵实纪》。这两部书，对冷热兵器交替时代的军队编制、组训乃至武器、战术、待遇、绩效，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代表了有明一朝军事理论和战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入清之后，由于统治者迷信骑射，“近代”军事理论研究趋于停滞。等曾国藩组建湘军时，能找得到的最“近”代军事教材，就只有在故纸堆里躺了近300年的“戚元敬氏成法”了。
晚清练勇正在当地官员的带领下展示火枪的威力，约摄于1880 年
尽管年代久远，但“戚氏成法”用之于19世纪中期的国内战争，却还真不算落伍——毕竟太平军的军制也是书呆子冯云山参照《周礼》制定的，装备的则是吴三桂造的旧炮，大家彼此彼此。所以湘军这支以《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为蓝本组训的“山寨戚家军”，还算有些代差优势，逐渐扭转了战场局势。
曾国藩的成功，给其他书生上阵，对军事一头雾水的官僚们以莫大激励和启发。斯时绿营废弛，封疆大吏都在募兵自守，而苦于不懂近代军队的编制战法，所以皆争求湘军的成功经验。
曾国藩倒也不搞技术垄断，乐于推广“先进经验”。咸丰三年（1853），湘军初定营制、营规，曾国藩便即在衡州刊印，旋即又在江西刊印。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督师安徽祁门，又刊印一次。同治元年（1862），曾的弟子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因各处索求，又代为翻刻了一次，但依然是供不应求。
在如此学习热潮下，集纳了从人才招募、编制阵法到绩效管理全套实务规范的湘军营制、营规，俨然成为清军这一轮军事改革的理论圭臬。
然而曾文正公到底是位谦谦君子，他虽然偷师学艺，但成名之后并不干没戚继光的贡献。在这位“私淑弟子”的大力揄扬下，生前做官不过“军分区司令员”，政治上还犯过大错误（附从垮台的张居正）的戚继光，在咸、同之后声名飙升，让同时代的谭纶、俞大猷、李成梁等抗倭镇蒙名将望尘莫及。这恐怕又是戚将军始料不及的。
但戚继光毕竟是300年前的古人，他的军事制度、束伍成法、编制战术再高明，也仅相当于西方荷西战争时代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军事改革的水平。在19世纪中期后世界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这套军事制度业已落后，就连奉“戚元敬氏成法”为宝典的曾国藩，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但不管怎么改，骨子里仍是大明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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