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韓琦：從全球史視野看康熙時代的科學交流

2019年12月13日，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韓琦做客復旦大學，舉辦“康熙時代的科學交流：一個全球史的視野”主題講座。康熙時代（1662-1722年）在中西科學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在位長達61年的時間裡，康熙看待西方科學的態度、學習和利用科學的方式，對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1688年法國派五位“國王數學家”來華，為康熙時代的科學帶來了發展契機，然而中國科學未能籍此走向“近代化”，原因何在？

韓琦教授自上世紀80年代末年開始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通過此次講座與大家分享了他30年來的研究心得和成果。講座從全球視野出發，展現康熙時代中國與歐洲交往的大致圖景，追溯歐洲對中國、康熙對西學的興趣，隨之將目光投向作為歐洲新興傳教力量崛起的法國，並聚焦兩個對應的科學機構——巴黎的“格物窮理院”（法國皇家科學院）和北京暢春園的“蒙養齋算學館”，在尋找兩者之間關聯的過程中，探究康熙時代科學活動的實質，揭示康熙皇帝在科學傳播方面起到的雙重作用。

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高晞教授主持。文字經主講人審定。

講座現場

全球史視野下康熙時代的國際交往

康熙時代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可以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與周邊漢文化圈國家如朝鮮、安南、琉球等國在各個層面的往來，第二類是與東南亞朝貢國如暹羅、緬甸、蘇祿等國的定期來往，第三類則是歐洲一些國家試圖在傳教和貿易方面與中國建立聯繫，如葡萄牙、荷蘭、俄國、法國等都曾向中國派遣使節和傳教士。歐洲與中國交往的同時，將包括數學、天文學、解剖學在內的歐洲科學帶入中國，而在中國的科學考察活動情況也被傳回歐洲，耶穌會士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中介。耶穌會是西班牙人羅耀拉（Loyola）在1540年經教皇批准建立的一個天主教修會，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條是“愈顯主榮”(Ad Majorem Dei Gloriam)。耶穌會士們認為，通過研究自然、研究科學，能夠了解和發現上帝，從而證明上帝的偉大。要理解耶穌會為什麼熱衷領於科學活動、為什麼要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科學傳播，認識這個信條是很重要的前提。

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歐亞諸多城市共同締造了康熙時代中歐之間交往的時空。除了巴黎以外，最重要的城市首先是里斯本，因為16世紀以來多數來華的耶穌會士是從這一港口出發的。葡萄牙享有遠東“保教權”，這一特權要求所有來華傳教士必須得到葡萄牙國王的許可和支持，由國王配給船隻，從里斯本出海，途中要經過葡萄牙的重要堡壘——印度的果阿（Goa），最終到達澳門。葡萄牙的另一個城市科因布拉（Coimbra）也很重要，因為這裡有一個耶穌會的學院，很多傳教士來華之前都在科因布拉進行過神學方面的學習，包括利瑪竇、湯若望等等。我們下面要講到的比利時耶穌會士安多（Antoine Thomas）也曾在科因布拉學習，還擔任過那裡的數學教授。英國跟中國的交往主要發生在倫敦和牛津，1687年一位來自南京的教徒到訪，使英國和中國產生了直接聯繫。法國在印度的一個小的殖民地——本地治裡（Pondichery）也值得關注，五位來華的國王數學家之中，有一位後來就離開中國去了這裡。除此之外，當時暹羅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泰國的“大城”）是很重要的中西交匯的城市，從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有很多歐洲、日本、中國的貿易船隻在那裡彙集，康熙時代也有一些中國教徒到達了阿瑜陀耶。在東亞，越南中部的會安也是很重要的港口，有很多東方船隻和歐洲船隻在那裡進行貿易。

當然更多的國際往來發生在中國境內，首先是幾個沿海港口，像澳門、廣州、寧波和舟山。澳門、廣州的情況已有大量研究，不必贅言。寧波是法國國王數學家北上進京的重要港口，1700年前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寧波舟山一帶設立停留據點（factory），英國皇家學會派會員坎寧安（James Cunningham）到舟山一帶採集了大量的中國植物樣本帶回英國。內地重要的城市則包括杭州、絳州這些天主教傳教的重鎮，高一志（Alfonso Vagnone）等傳教士曾在山西絳州傳教，並且出版了大量西學書籍。

北京和承德是康熙時代國際交往的中心。在康熙中後期，除了巡遊活動之外，康熙一年之中有近半年的時間住在承德避暑山莊，其他時間多待在現位於北京大學西門附近的暢春園，而在紫禁城裡的時間則很少。幾乎每次去避暑山莊和暢春園，康熙都會將傳教士帶在身邊以便隨時問詢，1700年之後暢春園的地位變得愈發重要，成為歐洲傳教士與康熙及其臣子進行直接交流的最主要地點。另外教堂也是很重要的場所，一些中國文人士大夫經常與傳教士往來，比如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在參與《明史》編撰之時，就曾到教堂請傳教士為他所寫的利瑪竇傳記進行定稿；教堂也成為朝鮮燕行使接觸傳教士和西學的重要地點。

康熙皇帝

歐洲學術機構的“中國消息”

康熙時代，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學術機構之間也發生了關聯。1660年在倫敦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1666年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的法國皇家科學院，還有1700年前後萊布尼茨等人在勃蘭登堡建立的德國科學院，這些機構出版的科學刊物中，涉及到大量跟中國有關的信息，這些機構也成為當時中西科學交流的主導力量。一方面，有許多在華傳教士通過信件和出版物將“中國消息”傳回歐洲，引發歐洲學者對中國的好奇心和興趣，比如在德國科學院的期刊上，我們可以看到萊布尼茨與在華傳教士探討科學問題的通信內容。另一方面，這些歐洲學術機構自身的科研需求也促使著科學活動在中國的展開，從來華的植物學家坎寧安和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斯隆（Sir Hans Sloane）之間的往來通信可見一斑。

康熙時代曾有三位中國教徒跟隨耶穌會士到訪歐洲，引起了歐洲社會的轟動。南京教徒沈福宗、莆田教徒黃日升（嘉略），以及絳州教徒樊守義先後訪歐，他們與當地科學家、學者之間的直接來往，成為中西科學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1681年來自南京的教徒沈福宗跟隨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赴歐，柏應理主要在江南地區傳教，跟徐光啟的孫女甘弟大（洗名）交好，因此行前後者還贈予他一些親手繡制的紡織品。1684年沈福宗在凡爾賽面見了路易十四，當時巴黎的報紙對此有專門報道。1687-1688年沈福宗到訪倫敦和牛津，結識了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沈福宗稱之為奇德）博士，海德請沈福宗為牛津大學所藏的中國醫書編撰目錄。在海德的安排下，沈福宗還與英國皇家科學院的波義耳（Robert Boyle）見了面。

1701年法國傳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因禮儀之爭問題被派往羅馬，莆田教徒黃日升隨之前往。1706年梁弘任帶黃日升回到法國，此後黃日升在巴黎生活直至去世。從黃日升的法文日記中得知，他與法國很多院士級別的人物都有來往，比如植物學家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法國皇家碑銘與美文學院的院士弗雷萊（Nicolas Fréret），地理學家德利爾（Joseph-Nicolas de Lisle）跟他是鄰居；另外黃日升跟孟德斯鳩也有交往，這可以參見許明龍先生的研究。

1707年，絳州教徒樊守義奉命隨同法國傳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出使羅馬教廷解決禮儀爭端，赴歐之前他曾經在欽天監工作，跟在華傳教士來往密切。他後來將歐洲之行寫成遊記《見身錄》，回國後向康熙帝報告了西洋見聞。書信、出版物、使節與訪問者都帶來了中國與歐洲之間消息的互通。

康熙時代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歐洲科學機構是法國皇家科學院，它的成員中有許多對中國感興趣的科學家。法國皇家科學院在法國大臣柯爾伯（Jean-Baptiste Colbert）的贊助和支持下成立，從歐洲各國高薪聘請頂尖的科學家，例如意大利的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荷蘭的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丹麥的羅默（Ole Christensen Rømer）等等，除在職院士外，還聘任了像萊布尼茨這樣的外籍院士。與英國皇家學會是民間機構不同，法國皇家科學院具有國家性質，由國王發給薪資，由此培養了一批職業科學家。1683年柯爾伯去世後，由盧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和繼任的兩位伯爵來負責科學院相關事務，這些法國政界重要人士都與來華傳教士有來往。

科學院的主要架構是由宗教人士和貴族擔任院長，設立永久秘書來負責日常的一些科學活動，除院士之外還設立了通信院士，這是法國皇家科學院很重要的一個制度。來華的法國傳教士中有的被任命為通信院士，他們需要定期寫報告，向科學院彙報中國的科學活動情況。永久秘書和通信院士是這一時期中法科學交流的關鍵人物，其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兩位永久秘書是豐特奈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和德梅朗（Jean-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豐特奈爾活到將近100歲，在法國皇家科學院具有重要地位；而德梅朗跟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多有來往，巴多明為康熙翻譯的解剖學著作《欽定格體全錄》就寄給了他。

法國皇家科學院的科學活動主要包括天文、地理和動植物方面的考察。法國當時有三個與皇家科學院相關的學術機構：巴黎天文臺、皇家植物園、國王圖書館。巴黎天文臺由卡西尼家族長期統攝，對法國天文學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當時很多天文觀測活動目的是為了測量經緯度，定出某地的座標點，以便繪製出一個比較精確的世界地圖。通過觀測北極高度即可求得當地的緯度，這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但要測量經度就要觀測日月食，所作觀測間隔週期比較長。後來卡西尼發明了一種方法，通過觀測常見的木星衛星，同樣可以求得當地經度，使測量經度的方法得到了改進。至於如何在海上精確而迅速地定出經度，在當時仍是一個難題，到很晚才得以解決。動植物的考察的任務則主要由法國皇家植物園承擔，很多著名的植物學家，例如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都在那裡從事研究。國王圖書館的作用也不容小覷，皇家科學院每月在那裡召開一到兩次會議，有很多會議記錄被保留了下來。黃日升也曾在國王圖書館為路易十四服務過。

以上是我們應該瞭解的康熙時代歐洲相關的學術機構和人物的背景知識。18世紀初葉中國還沒有“科學”一詞，於是借用宋明理學“格物窮理”的涵義，把法國皇家科學院翻譯為“格物窮理院”。1713年，康熙在北京的暢春園建立了蒙養齋算學館。中國這個科學機構的建立與法國的“格物窮理院”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這是下面將要探討的內容。

康熙對科學的興趣

康熙皇帝對科學產生興趣，要追溯到他少時經歷的反教案和中西曆法之爭。順治年間，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作為欽天監監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鬥的文人楊光先的不滿，他在順治末年掀起反教案，聲稱寧可讓中國沒有好的歷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康熙初年楊光先在鰲拜等人的支持下扳倒了傳教士，造成命案。如果翻開17、18世紀很多歐洲傳教士的著作或信件，楊光先的名字經常出現，可以說他是當時歐洲最出名的中國反教人物。1665年楊光先擔任欽天監監正後，他監製的歷法由於在一年中加了兩個閏月，造成嚴重錯誤。1668年康熙派人向軟禁在東堂的傳教士詢問曆法情況，而後將南懷仁和楊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門外進行日影觀測，又到觀象臺觀水星、金星位置，結果傳教士因觀測精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沒有發生日食、月食的情況下，要判斷測算方法的優劣，採用日影觀測是最簡便的方式。

這次觀測活動使14歲的康熙深受震動。多年後康熙向自己的兒子坦言，此事正是促使他學習西方科學的直接原因：

“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應為南懷仁）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1668年的日影觀測活動對傳教士來說也具有重大意義。從那時開始，耶穌會士重新掌管欽天監，南懷仁被任命為監正，他把這次活動的經過寫成一本小書《欽定測驗紀略》，有中文和拉丁文版本流傳至今。

康熙時代的科學傳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南懷仁時代”，即從1669年開始到1688年南懷仁去世；第二個階段是“法國人的時代”，即從1688年之後“國王數學家”來華直至1722年康熙時代結束。更早的順治時代，我認為是明末科學的延續。1688年是科學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分界點。這一年發生了英國的光榮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學史上最重要的一本書——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科學的進程由此改變。1688年以前，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基本上還是文藝復興晚期的科學知識，然而隨著法國國王數學家的到來，大量科學新知和儀器傳入中國，因此這一年也是康熙時代科學傳播的分水嶺。

法國“國王數學家”來華

從法國官方史書裡來看，法國派遣國王數學家來華主要有三個目的：一、為了“皇冠”的榮光，即為了路易十四和國家利益；二、為了促進法國科學和藝術的進步；三、為了傳教事業。15世紀大航海之後，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著歐洲海洋，17世紀開始法國國力逐漸增強，和葡萄牙之間產生很多衝突，宗教方面不願再受“保教權”的約束，想要以法國的名義直接派出傳教士。

1678年8月15日，南懷仁寫了一封很長的拉丁文信件，這封信於1680年左右到達歐洲，被刻印了幾百份分發給一些國王、貴族和耶穌會高層，現在的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和徐家彙藏書樓還能見到印本原件。信中表達了對傳教事業的嚴重擔憂，認為若再不派新的傳教士來華，中國的傳教形勢便岌岌可危了。與南懷仁的呼籲幾乎同時，卡西尼也向柯爾伯大臣建議派遣耶穌會士到東方進行天文觀測，從而獲取詳細的地理數據。此時的法國正懷有強烈的向中國學習、與中國競爭的願望。由於利瑪竇的書中講到了中國建立天文臺的情況，在17、18世紀歐洲人的想象裡，中國人對科學非常重視。1671年巴蒂斯（Ignace Gaston Pardies）出版的《幾何原本》序言裡，就呼籲法國皇家科學院的先生們向中國學習。

在榮譽、科學和傳教三重目標的推動下，6位耶穌會士被選為“國王數學家”，1685年3月從佈雷斯特（Brest）港乘坐“飛鳥”（Oiseau）號出發，繞開保教權的路線，途徑阿瑜陀耶並作停留，進行月食觀測活動，而後乘坐廣東商人王華士的船到寧波登岸。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羅沒有入華，到達中國的5位包括：洪若（Jean de Fontaney）、白晉（Joachim Bouvet）、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他們在出發之前得到了皇家科學院的指導，1684年底到1685年初，卡西尼曾兩次召集他們開會，並送給這幾位耶穌會士一些科學院的天文學和植物學刊物，洪若、白晉、劉應和張誠當場被任命為科學院的通信院士。

五位來華國王數學家中，洪若是“團長”，科學素養最高。他在很多研究裡被稱為“洪若翰”，實際上在康熙時代所有的相關檔案、奏摺裡，從未出現過“洪若翰”的名字。洪若是路易大帝學院的數學、天文學教授，當法國人得知要把這麼出色的一位天文學家送到中國時，很多人為此感到惋惜，更令人扼腕的是這位享譽法國的科學家來到中國後並未得用武之地。有關白晉跟萊布尼茨的交往，以及他們就《易經》二進制等問題進行的討論，已經有不少研究，德國學者柯蘭尼（Claudia von Collani）的《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有助於進一步瞭解這位傳教士。知道劉應的人相對較少，他是一位語言學家，在5人當中語言能力最強，但後來他的觀點和耶穌會產生分歧，被開除出會，最終死在印度。至於張誠和李明，前者參與了《尼布楚條約》的談判，而後者的著作《中國現狀新志》在歐洲的出版在禮儀之爭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船上除了幾位國王數學家之外，還有其他傳教士同行，從這批傳教士留下的旅途日記中可以瞭解到船上的一些活動。他們利用這段時間互相學習，切磋和傳授科學、宗教知識，提高拉丁文、葡萄牙文等語言能力。同行的傳教士們對國王數學家抱有極高期待，認為他們一定能在中國施展才能。其中一位傳教士寫到：“應該好好利用這六位神父和我們在一起的機會學習天文學，他們在中國個個會像南懷仁那樣。”1685年5月8日，洪若在船上為大家講授天文學，這位傳教士又感慨道：“當他成為大官，中國皇帝面前的紅人時，我將可以說：‘就是他教給了我有關天體週日運動的知識’。”然而葡萄牙人對中國天主教管理權的壟斷，卻使得法國人的期待落空。

1687年6月17日，國王數學家一行搭乘廣東商船從阿瑜陀耶出發，經過約35天的航程到達寧波。那時不允許私人船隻直接帶傳教士來華，時任浙江巡撫金鋐便將他們扣留在寧波近100天，在寧波無事可做的傳教士們在這段時間寫了大量信件。我在巴黎檔案館中發現了幾十封洪若在寧波寫的信，從中可以瞭解這批傳教士和當時歐洲官方、學術界交往的名單。在洪若寫給皇家科學院的先生們信中，他希望科學院為他們每人配備一名通訊員，以便在遇到困難和疑問時可以獲得科學院方面的指導和建議。從洪若寫給卡西尼的信來看，他需要科學院為其提供天文觀測方面的指示、寄送相關研究資料。

被扣留的100天裡，洪若一直試圖打通關節。他寫信給在杭州的意大利傳教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託後者將一些科學儀器和鐘錶送給浙江官員，同時寫信給南懷仁求助。經過南懷仁的斡旋，傳教士們終於收到了容許進京的諭旨，他們沿運河而上，於1688年2月7號到達北京，只可惜那時南懷仁剛去世。國王數學家帶來了路易十四送給康熙的三十箱禮物，大致的品名包括：渾天器、座子、象顯器和雙合象顯器（兩種不同類型的顯微鏡），這也是中國領土上最早出現的顯微鏡，另外還有看星千里鏡、看星度器、看時辰銅圈、量天器、看天文時錐子、天文經書、西洋地理圖、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興，在乾清宮召見了他們，並獎勵每人五十兩銀子。

五位國王數學家中，康熙只把最年輕的、最害羞的白晉和張誠留了下來，天文學水平最高、資格最老的洪若卻未能被留用，究其原因，應該是當時擔當翻譯的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從中作梗。當時在場的另外一位耶穌會士是比利時人安多，他後來告訴法國傳教士，康熙皇帝問你們願不願意留下來，徐日昇沒有翻譯。由此可以看出法國和葡萄牙在背後的競爭。假如洪若留下來，果真成為像南懷仁一樣的人物，葡萄牙人的地位何保？可以看到在整個清朝，沒有一個法國耶穌會士在欽天監裡擔任任何重要職位，全部是從屬的地位。

1688年，路易十四還試圖通過陸路派一批法國耶穌會士來華，經莫斯科進入中國國境。但是俄國沙皇不願法國和中國建立交往，這批傳教士只好打道回府。不過他們也留下了遊記，其中記載了路易十四給康熙皇帝的一封信：

“至高無上的、最傑出的、最強大的、最寬宏的康熙皇帝陛下，我們非常親密的好朋友，願上帝增添您的偉大、並祝未來美好。我們敬悉：陛下亟待在您的周圍、在您的領土上，彙集一批精通歐洲科學的博學之士。為此，我們曾在數年前決定，為陛下派遣六位數學家——我們的臣民，為陛下展示科學的神奇瑰異，尤其是建立在我們美麗的城市巴黎的著名的皇家科學院的天文觀測；但大海把我們兩國分開了，由於海途遙遠，航行極易發生不測，不經歷千難萬險和漫長的旅途難以到達貴國。因此，為使陛下滿意，我們構想了這個計劃，出於尊敬和友誼的考慮，我們保證派遣更多的耶穌會士數學家，和Syri伯爵一起經由最近的、最安全的陸路抵達陛下身邊，他們可能是陛下週圍的第一批到達者，當Syri伯爵返回時，我們對陛下非凡可敬的一生會有真實的瞭解。祝願上帝增添您的偉大，並祝未來幸福。”

這封極盡恭維讚美之詞的信，寫於1688年8月7日的馬爾利（Marly）花園，署名為“您的最親密的好友路易”。我想走海路的這批國王數學家應該也有類似的一封信呈給康熙，但可惜今天已無從得見了。

科學外衣下的治術

1689年到1691年間，康熙主要在四位耶穌會士的指導下集中學習了西方科學知識。徐日昇和安多主要向皇帝講授算術和代數學，兩位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則主要向康熙介紹幾何學的內容。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白晉日記手稿，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中華帝國全志》中收錄的《張誠日記》，以及白晉所著的《康熙帝傳》，是還原這一時期科學活動情況的重要資料。將這些資料與康熙的起居注進行比對，可以發現起居注沒有活動記錄的日子，剛好是康熙在跟傳教士學習科學。

傳教士為康熙使用的教材包括：巴蒂斯的《幾何原本》（Elemens de Geometrie，1671），這本書有滿文、漢文的翻譯；安多所著《算法纂要總綱》（Synopsis Mathematica，1685），這本書是安多在科因布拉學院教授數學的一本拉丁文教科書，也被翻成了中文，後來由康熙第十三個兒子胤祥保存。在幾何學、算數之外，還有大量科學儀器傳入宮廷，包括計算器、不同形制的納皮爾算籌、繪圖儀器等，康熙皇帝騎馬時就會戴一些可以隨身佩戴的小儀器。當時有一張專門為康熙學習數學而製作的桌子，上面畫有很多數學表格，還有紅木做的立體幾何模型，這張桌子近年還在故宮展出過。

康熙勤奮好學，經過三年的儲備，掌握了足夠的科學知識，於是開始把它們作為皇權統治的手段加以利用。1691年年底到1692年正月間，康熙連續兩次在乾清門與一眾大臣探討科學，內容涉及歷算、音律、“徑一圍三”圓周率以及測量河水流量等問題，並實地進行日影觀測。《清聖祖實錄》對1692年2月20日的情形有專門記載，當時眾臣子“仰承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歡慶之至。”當時在場的王熙、張玉書等大臣對此事也有生動記載：“奉召於乾清門，同滿漢正卿及翰林掌院學士等恭睹上親算樂律曆法，並令善算人於御前布算《九章》等法，測日水平日晷，午後始出。”（王熙《王文靖公集》）觀測結束後，眾大臣“退而相顧驚喜，深媿從前學識淺陋，錮守陳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張玉書《張文貞公集》）。

經考證，這裡提到的“善算人”，是方以智的孫子、方中通的兒子方正珠，康熙皇帝將這個來自桐城的小人物召進宮來進行算學演示，顯然是有意為之。這樣不僅能表現出他對歷算人才的關注，也擴大了這場宮廷表演的觀眾範圍。通過這兩次“科學作秀”，康熙認定“漢人於算法一字不知”

為擺脫西學而設立的蒙養齋算學館

1692年康熙頒佈容教詔令“新旨通行”，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土地上自由傳教、新建教堂，中國教徒參與傳教也不再受限，傳教士為此不勝歡欣。詔令中提到頒佈此旨的原因是：傳教士在曆法、火器製造和談判方面有諸多功績。然而到1705年之後，康熙對西洋人的整體態度產生了大的轉變，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在這一年的年底到了北京，禁止教徒祭祖祭孔。有關翻譯問題的爭議也使禮儀之爭的衝突加劇。1706年底，康熙召李光地和熊賜履進宮，對他們說：“汝等知西洋人漸作怪乎，將孔夫子亦罵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過是用其技藝耳，歷算之學果然好，你們通是讀書人，見外面地方官與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可見康熙對傳教士“用其技藝”的一貫政策與對教廷特使多羅禁止祭祖祭孔的強烈不滿。

1711年夏至的日影觀測事件，則是康熙失去對西學信任的轉折點。是年夏至日，康熙發現欽天監計算的夏至時刻與實測日影不符，實際上他此前已通過新來的波西米亞傳教士楊秉義（Franz Thilisch）得知，西方有了新的天文表，但欽天監採用的仍是舊的計算體系，康熙對此感到憤怒。而在同一年，傳教士又被發現私藏了有關教皇禁止祭孔旨意的信件。禮儀之爭背景下發生的這些事件，都加深了康熙對傳教士的疑慮，決心要讓中國人獨立掌握歷算知識，於是便有了1713年蒙養齋算學館的成立。

蒙養齋開館之前先是廣納人才，從全國各地召集了上百人，進行考試推薦後，錄取了72位，包括：梅文鼎的孫子梅瑴成、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泰州人陳厚耀、李光地的學生王蘭生、還有桐城派的重要人物方苞等等。方苞對數學懂得不多，但文筆很好，所以很多科學著作的最後的潤筆、定稿工作應該是由方苞完成的。蒙養齋實際的負責人則是康熙的第三子胤祉，在他的領導下，蒙養齋算學館聚集了一批中國年輕算學家和學者，他們進行了很多天文學的觀測，主要是通過日影觀測來測量黃赤交角，以定出經緯度。他們還編撰了三部重要著作：關於數學的《數理精蘊》（1722）、關於天文學的《欽若曆書》（1722，1725年改名為《曆象考成》）、以及關於音樂的《律呂正義》（1713），這三部書後來合為一部《律歷淵源》，成為康熙時代最大的科學工程。這三部書對整個清代的科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然而蒙養齋算學館的設立卻無法脫離傳教士的影響。首先它的設立離不開法國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國王數學家”白晉，以及後來的法國傳教士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他們讓康熙瞭解到法國皇家科學院的情況，產生仿效法國建立中國自己的科學機構的想法。而蒙養齋的主持人胤祉年輕時曾向傳教士安多等人學習，蒙養齋開館後的科學工作也多有傳教士參與，他們頻繁為蒙養齋編制數表、解釋科學原理，其中許多傳教士都是由白晉、洪若促成來華的。那時有很多西方較新的科學知識由這些傳教士帶入中國，傳授給蒙養齋的中國數學家，數學方面包括：代數學、對數術、三個無窮級數公式、三角函數及其對數表等等；天文學方面，開普勒、哥白尼、笛卡爾、羅默、哈雷、卡西尼、臘羲爾（Philippe de la Hire）等人的成就被介紹進來；此外還有西方解剖學和藥學知識的傳入。

為了擺脫傳教士控制下的西學而向西方學習，蒙養齋帶有“自立”目的，試圖對法國皇家科學院進行模仿，卻沒能使中國實現科學的自強，反而在康熙之後與西方差距逐漸拉大，科學近代化失敗背後的因素值得深思。

康熙時代“被捲入的”科學

我認為康熙時代傳入中國的部分科學是被動的、“被捲入的”科學。康熙對科學的需求主要出於統治和實用的目的，比如曆法的制定和日月食的預測，並非出於對科學本身的興趣；而傳教士願意將怎樣的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又制約著中國人對科學的認識。在中國發生的科學活動跟歐洲，尤其是法國所主導的科學計劃密切相關，因此要把它們放到全球史的視野中來看。

比如洪若、白晉等國王數學家為了完成法國皇家科學院的任務，對行星、木星衛星、日月食等進行了大量觀測，並在北京進行了中國最早的整年氣象觀測。又如1707-1718年多位傳教士對全國各地進行經緯度的測量，最終繪製出《康熙皇輿全覽圖》，這一成果其實建立在更早的一次大地測量基礎之上。1702年安多沿著經線對北京到河北霸州的兩百里土地進行測量，這次活動至關重要，因為它決定了經度1°相當於200里長，為1707年開始的大地測量奠定了基礎。可以看到，康熙時代的大地測繪和天文觀測活動，往往並非由中國主動開啟，而是傳教士出於歐洲的需要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之後，才為中國所用。某種程度上講，康熙時代中國的科學活動，是歐洲科學活動在中國土地上的重複。

對康熙皇帝的貢獻要從兩方面進行評價：一方面他出於對科學的愛好，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方科學傳入中國；另一方面他出於治術的考量，將科學知識視為私有，故意延遲科學著作的出版，以便用來威懾和控制漢人。這使得傳入中國的科學僅作為宮廷科學存在，沒有及時在更大範圍進行傳播。到了晚年，康熙開始提倡“西學中源”，認為西方很多科學思想都源自中國，大臣們為迎合康熙的觀點，也對“西學中源”說進行發揮和傳播，給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康熙時代毋庸置疑是科學交流極為頻繁、充滿機遇的時代，然而康熙之後，中國跟歐洲在科學方面產生“大分流”。假如雍正繼位後沒有對熱衷科學、文化活動的胤祉的打壓，也許情況會不一樣。然而存活於皇帝意志之下中國科學，恐怕始終難以“自立”。有關康熙時代的滿文、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檔案，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我想這一題目再花數十年的時間可能還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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