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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1682），當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時，他萬萬沒想到，一場猛獸之禍由此開始。

當張懋嘗進入榮昌縣城後，讓他目瞪口呆的是，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兇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張懋嘗從虎口下僥倖逃生的這一年，清廷剛剛平定三藩之亂中吳三桂進入四川的軍隊。

此時，從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屠川，到清軍與明軍的廝殺，再加上歷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1673-1681），歷經四十多年的戰亂、廝殺、虎害和瘟疫等天災人禍，四川全省人口已經從明朝萬曆六年（1578）的600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

▲清朝初期的四川，是中國虎患最為嚴重的區域。

其實，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國蜀漢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達百萬；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長至近千萬；此後在蒙古人的屠戮下，四川人口銳減，經歷明朝的移民和繁衍生息，到明朝萬曆六年（1578），全省人口一度恢復至600萬人。

但沒想到明末清初這場歷時四十多年的戰亂，竟然將四川一度打回了原始社會。

人退則虎進。

早在張懋嘗虎口逃生之前，順治年間，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就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據《南充縣誌》記載，當時的縣衙門、學宮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以致南充知縣黃夢卜無比感慨地說：

“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遠，尚不免於虎毒，而別屬其何以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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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橫行四川的時候，康熙皇帝也非常煩惱。

其實早在康熙的父親順治年間，順治十六年（1659），清兵攻佔了整個四川，但統計人口發現，整個四川，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竟然只剩下16096丁（戶）、共92000多人。正當清廷開始招徠國內各地人口到四川開墾時，不料三藩之亂又起，隨後吳三桂的軍隊進佔四川。好不容易恢復起來的幾萬人口，轉眼就在為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1673-1681）中死傷殆盡。

曾經的天府之國，此時已經化為老虎縱橫的人間煉獄。四川殘破，則國家內陸不穩，於是康熙決定，通過大批量人口移民來填實四川，以此來挽救、振興天府之國。

▲“湖廣填四川”真正拉開帷幕，是在康熙時期。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場歷時一百多年、浩浩蕩蕩的“湖廣填四川”運動，開始了。

就在榮昌知縣張懋嘗彙報從虎口逃生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下發了一道聖旨，號召大清帝國的子民積極前往四川墾荒，並表示四川境內土地，不管原來是有主還是無主，在沒人耕種和繳納糧稅的情況下，新移民只要願意去開墾，墾荒土地就全部歸屬新移民。

土地，是農業時代人民的命根。

只要願意開墾，就可以免費擁有夢想中的土地，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而且，這是由皇帝頒發聖旨保護、真實存在的“餡餅”，於是，在臨近四川的湖北、湖南、陝西、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貴州等地，在人民的口耳相傳中，一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軍，開始陸續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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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源流，有一個永恆的命題：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

我從湖廣來，要到四川去。在這場“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搶先進入四川的人，也撿到了大便宜。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移民到四川廣漢的平民張連義，意外發現他搶先抵達的四川廣漢涼水井一帶竟然荒無人煙，於是，張連義拿著竹籤和木片到處“插佔”，沒多久就圈了2000多畝地，在當時，由於長期戰亂後許多土地荒無人煙，因此搶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搶先入川的移民們，只要隨便拿個東西“插佔”，就可以圈個幾百畝乃至上千畝地。

在四川中江，從湖廣一帶移民來此的劉廷齊，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佔的田地“地界曠遠”，有時竟然一個多月都不能巡查完：“月餘不能履其地。”

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區，當時的新移民甚至“由人手指某處至某處，即自行營業”。手指到處比劃比劃，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這種在今天看來近乎天方夜譚的奇聞，卻是康熙中期，大清帝國真實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

這種任由移民在四川隨意“插佔”土地的奇觀，一度存在數十年之久，即使到了雍正六年（1728），遷徙到四川的移民，還可以由清廷官方以一夫一妻為一戶, “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 。

▲康熙年間移民四川三臺的福建人後代陳兆溥，墓碑背面寫著：“原籍閩省”。

平定三藩之亂後，在清廷官方的支持鼓勵下，經過湖廣等各地遷徙進入四川的移民，大概每年為8000戶左右。整個康熙年間（1662-1722），湖廣等地進入四川的移民大概為155萬人。

當時，四川部分官員急於丈量土地，以徵繳錢糧。對此，康熙反而不著急。有一次，康熙就對四川巡撫年羹堯說：

“為巡撫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畝，增加錢糧，即不得民心矣!”康熙的意思是，四川久經戰亂、土地空曠，所以先要給移民甜頭，等到以後條件成熟了，再來清丈土地、徵繳錢糧也不遲。

到了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開始在整個四川推行清丈土地，並實行按畝載糧、按糧徵銀的稅制改革，這也是“攤丁入畝”改革的一部分。

由於到了雍正年間，佔了土地要繳稅，於是，一些在康熙年間“插佔”了大量土地，卻又無力耕種開發的暴發戶，不得不將大量土地賤價甩賣。

雍正時期的四川，只要一兩銀子，就“可購十畝之地”，甚至還有“雞一頭，布一匹而買田數十畝者。有曠田不耕，無人佃種而饋贈他人者”。

雖然歷經明末清初的大規模戰亂，但實際上到了康熙、雍正年間，中國實際人口已突破1億大關。在湖廣等人多地窄區域，從四川傳來的土地幾乎是不要錢，或賤如白菜的消息，震撼了整個湖廣地區的人民，於是，人們扶老攜幼，目標只有一個：

上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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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來區分，湖廣填四川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階段，大體是順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時期清廷雖然佔領四川，但不久就發生三藩之亂，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階段，大體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長達 112 年。這期間，由於清廷官方頒佈“開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帶來了大規模的移民四川熱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階段，則是從嘉慶元年（1796）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間（1862-1874）終止。此時期，四川爆發“白蓮教起義”，再度發生內亂，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盡，所以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際，中國進入了第4個災害群發期，由於自然災害頻發，加上地少人多，於是，在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整個清朝時期共有20多萬人選擇了移民四川。

當時，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縣隱溪的陳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後，整個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體移民四川，並落戶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原籍福建漳州府龍巖州溪口縣萬安裡、時年40歲的徐美周，帶著28歲的妻子韓氏，用一個籮兜，一頭挑著6歲的兒子，一頭挑著僅有6個月大的女兒，就這樣靠著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並落戶在了今天的重慶市大足縣。

▲湖廣填四川的主要遷徙線路。

當時，湖廣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條：第一條是由長江水路入蜀，第二條是由川北的川陝周邊旱路入蜀，第三條是由貴州旱路入蜀。

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條的水路；由陝西一帶入川的移民，則喜歡走第二條；貴州本省、廣東、福建、湖南靠貴州地區的移民，則喜歡走第三條。

遠離故鄉的路，並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來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記載了他們“閱巫山，度巫峽，歷夔關，兩岸猿聲酸他鄉之客，輕舟萬重波驚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趨，經月餘”，最終從湖南零陵經長江水路，抵達四川簡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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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險者和苦難者開拓的。

康熙年間，已經50多歲的廣東連平人謝子越，聽說四川經過長期戰亂後“土曠人稀”，毅然認定這是“豪傑可乘之機會”

原籍廣東長樂（五華）的教書先生範端雅，則因為饑荒走到了四川。

雍正年間，粵東地區連續多年旱災饑荒，面對當時家鄉“凋敝未復”的窘困局面，這位私塾先生奮然而起說：“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聞西蜀天府之國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將啟吾以行乎？”

於是，在饑荒和冒險主義的驅動下，範端雅最終帶著5個兒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並落戶在四川敘永。

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從湖北湖南鄰近一帶入川，最快也要一個來月。更遠的例如從廣東、福建等地出發，則最快也要三個多月。由於路途遙遠，很多人為了移民四川，不惜變賣家產、傾盡家財出行。

雍正四年（1726），來自廣東興寧的廖奕珍，就將全部家產變賣後，取得現金120多兩銀子“入川”，當時，廖奕珍帶著妻子彭氏和年齡分別為16歲、12歲和8歲的3個兒子隨行，當他們一家5口歷經千辛萬苦，來到四川榮昌縣西街歇息時，已經用光了全部盤纏。

“斯時也，盤費既盡，家無斗筲，舉目無親，借貸無門，拮据瘁瘩，固所難言。”

為了冒險到四川尋找幸福生活，來自廣東長樂（五華）的鍾宏予，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帶著三個兒子一起啟程入川，當走到湖南瀏陽時，鍾宏予已經是身無分文。鍾宏予只得帶著三個兒子留居在湖南瀏陽，靠著砍柴賣柴為生，經過“奮力斬棘披荊，樵採三年，珠積寸累”，才終於攢了100多兩銀子。

於是，雍正元年（1723），鍾宏予帶著三個兒子再次出發，最終歷時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簡陽縣踏水橋，並在當地安家落戶。

▲身系銅錢的鄉民：入川的資費是個巨大的問題。

來自廣東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間帶著弟弟們從粵東出發入川，當步行到半路時，他們的路費已全部用光。當時，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還小，於是二弟主張將兩個年幼的弟弟都給賣掉來換路費，曾廷槐堅決反對。他說：

“兄弟同氣也，忍割同氣以自生乎？親靈必難相容也！”

於是，曾廷槐將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陳氏的首飾全部賣掉“以資前行”，最終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後來，他們落戶在四川簡陽，並以租田耕耘謀生。

蜀道難行，蜿蜒崎嶇，卻也彰顯情義。

康熙年間，來自湖南安化的諶安仕，靠著一根扁擔和兩個籮兜，將兩個年幼的弟弟諶安忠、諶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臺縣景福鎮。二十多年後，弟弟諶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後裔為了紀念伯祖諶安仕疼愛弟弟們的情義，特地在景福鎮建了一所

友愛篤前人，三千里外雙肩弟；賢勞感後輩，二十年來一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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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川路上，虎患也是嚴重的考驗。

康熙十年（1671），四川廣安鄧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鄧紹祖，在從廣東返回四川廣安的途中，“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區，在順慶府和保寧府，甚至發生老虎成群遊蕩吃人的現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難敘略》中記載，順治八年（1651）春：

“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順治五年）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頂穿重樓而下，齧人以盡為度，亦不食。“

沈荀蔚記載說，由於虎患太過嚴重，當時在四川省內的移民如果要去河邊取水，甚至要組織一幫人馬，敲鑼打鼓持火把、拿著武器才敢出門，以此來恐嚇老虎，但即使是這樣，在清朝初年的四川，還經常聽說某某州縣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

“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兵飢謹疫癘者，又盡於虎矣。”四川廣安文人歐陽直在《蜀亂》這本書中記載說，當時移民入川的風險非常大：

“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樓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聞，聞亦不信。”

歐陽直記載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從宜賓去瀘州，竟然見到長江兩岸的沙灘上，有許多又肥又壯的老虎在曬太陽。船靠瀘州時，又見數十隻老虎“逍遙江邊，魚貫而行”。歐陽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見到四隻老虎，幸虧藏匿在草間，才得以倖免於難。

而比殘酷的虎患更惡劣的，是移民環境的惡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勵下，整個康熙年間（1662-1722），來自湖北、湖南、陝西、廣東、廣西、福建、貴州、雲南等地的移民前後達155萬人之多。到了雍正時期（1723-1735），由於開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時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清廷再次放開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萬人。

由於移民劇烈猛增，後來的移民已經錯過了早期通過“插佔”即可大量佔有，或廉價購買土地的黃金時機。於是，在乾隆、嘉慶年間，經歷千辛萬苦抵達四川的移民們尷尬地發現，四川早已並非先祖們傳說中的天堂。無奈之下，他們只得靠著幫人做傭工，或者租田佃種方式謀生。

到了乾隆時期，整個四川的土地已經是“開墾殆遍，幾於野無曠土了”。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撫紀山在奏疏中說：

“查湖廣等省外來之人，皆因誤聽從前川省地廣人稀之說，群思赴川報墾，不知川省已無荒可闢。”

定居於四川成都龍泉十陵的盧氏人川始祖盧仁彥，當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從粵東歷經三個多月的艱苦跋涉，才抵達四川華陽。

滿以為是到了黃金天堂的盧仁彥，此時才發現四川已是無地可佔。無奈之下，為了養家餬口，盧仁彥在抵達四川華陽的第三天，就開始幫別人耕田。他的二兒子幫人做傭工，三兒子則幫人放牛來謀生。

原籍廣東興寧的14歲的客家少年劉秀標，在入川抵達重慶江津縣油溪鎮後，以幫人放牛謀生。

所幸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當做兒子一樣照顧，到了晚上還幫劉秀標縫補衣服。由於劉秀標的衣服長期沒有洗滌，不僅又髒又破，而且長滿跳蚤，為此女主人還將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此前，劉秀標的兄長劉秀桂先行入川，當劉秀標找到哥哥時，才發現兄長由於幫別人當石匠，不小心被石頭砸傷了腳，“成膿瘡”。於是劉秀標到處為哥哥求醫問診，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腳治好後，兄弟倆卻花光了所有的錢財。無依無靠的兩兄弟，最終在重慶街頭被迫淪為乞丐。

而劉秀標、劉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廣填四川期間，部分赤貧移民艱辛生活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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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進入嘉慶年間（1796-1820）後，隨著四川土地的開墾殆盡，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最終逐漸減弱，並在同治年間（1862-1874）後徹底消失。

歷經從順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前後斷續的移民潮，在湖廣填四川近600萬移民的補充下，四川的人口，從康熙二十年（1681）的大約50萬人，逐漸恢復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231.6萬人。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實際人口突破了1000萬。

到了嘉慶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已達到2071萬。宣統二年（1910），四川人口更是達到了4800萬。而四川龐大的人口基數，也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依託四川、最終取得抗戰勝利奠定了偉大的根基。

可以說，今天的四川人，融合且激盪著整個中華民族的血脈，我們唇齒相依、自古一系。

而故鄉，始終是難以忘卻的存在。

在先祖移居四川一百多年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後來位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進士、刑部主事劉光第（1861-1898）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鄉。

劉光第的先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從福建武平縣湘坑湖村，移居四川富順縣杜快鋪盧家嘴。

作為四川劉姓族宗返回原鄉第一人，當劉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時，宗親們特別為他在祠堂舉行了接風宴會，並引領他祭拜祖先靈位。

此後，劉光第還腳穿麻布草鞋，跟隨宗親祭掃祖墓。為此，劉光第特地寫了一幅對聯，聯文曰：

數千裡閩蜀一派源流；十幾世祖孫同年鄉會。

為了尋找故鄉，民國軍政強人楊森（1884-1977），和他的祖先們，則整整找了200多年。

​當初，楊森的先祖楊興階，於康熙年間（1662-1722）從湖南衡陽縣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廣安，到了民國初年，楊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楊森是第7代孫。楊興階在臨死前曾經囑咐子孫們說：“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陽草塘，你們有機會時，要去尋宗認祖，切莫忘記。”

楊興階的這個口頭遺囑在四川廣安楊家世代相傳，但子孫們傳到後來，卻把“衡陽”兩個字給傳漏了，成了“湖南草塘”，但湖南有70多個縣，“草塘”究竟是在湖南哪裡呢？

▲祖籍湖南的四川軍政強人楊森。

一直到1937年，楊森帶領軍隊出川抗日，入湖南設防時，幾經周折，終於獲悉草塘村是在衡陽。

為了迎接楊森回鄉認親，1941年夏天，湖南衡陽草塘村楊氏宗親們，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返鄉認親儀式。楊森則為草塘村的楊氏宗祠題寫了對聯：

數傳自巴蜀歸來，得拜祖宗，歡騰一族；千載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衛中華。返鄉認祖後，楊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4天，以此懷念鄉情。

而記載祖先於乾隆時期，從廣東興寧移居四川奉節的《劉氏考訂族譜》，則有一副聯詩寫道：

駿馬騎行各出疆, 任從隨地立綱常。年深外境皆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他鄉吾鄉，從湖廣到四川，作為中國人，我們始終不曾分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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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湖廣填四川” 的移民浪潮與清政府的行政調控》，《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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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曉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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