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始終站在文化潮頭浪尖的上海，是古典音樂落地中國繞不過去的一個橋頭堡、一塊風向標。
如今，名家名團來訪上海已是家常便飯，上海觀眾不用遠赴德奧英美，在家門口便能享受一場場高品質的音樂會，和歐美觀眾零距離零時差看戲。
古典音樂在上海發展的蓬勃之勢毋庸置疑，過去十年，它是怎麼一路走過來的？我們請來與上海古典音樂共生共長的三位樂評人，從他們切身的角度，回看過去十年上海的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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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樂評人顧超還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讀大二，學生沒什麼錢進音樂廳，聽古典音樂普遍停留在下載階段。那時候的上海偶爾有一些重要演出，但不會覆蓋到每一個月，一旦有重大演出，往往會引起很多人矚目和討論。
2009年4月，波利尼，上海音樂廳
那一年，他印象裡最深的一場音樂會，是4月意大利鋼琴家毛裡奇奧·波利尼到訪上海音樂廳，這是波利尼第一次來上海開獨奏音樂會，也是他唯一一次來上海。
“最高票價上千，這在當時是很嚇人的，但還是非常搶手，很多業內人士都去了。從演出前到演出後，這件事轟動了幾個月，大家一直在持續性地討論。”
因為囊中羞澀，文化消費的意識也不強，顧超後來放棄了這場演出，因為同樣的原因抱憾的，還有當年2月上海大劇院的兩場音樂會——指揮家伯納德·海丁克攜芝加哥交響樂團訪滬，這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第一次到訪上海，也是現年91歲的海丁克唯一一次到訪上海。
2009年2月，芝加哥交響樂團，上海大劇院
2009年，樂評人李嚴歡已經在唱片公司任企劃，比顧超幸運的是，他不僅親見了海丁克的風姿，親聽了“芝加哥之聲”，還連續聽了兩場——第一場有布魯克納《第一交響曲》，第二場有馬勒《第六交響曲》，樂團第一次來就誠意十足，起點很高。
“芝加哥交響樂團聲名在外，在美國五大交響樂團之中，它的綜合實力也是最強。其他四個團都來過中國，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唯獨芝加哥交響樂團沒來過，那年2月，它終於來了，還是在元老級指揮海丁克的帶領下，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從2009年到2019年，李嚴歡數了數，芝加哥交響樂團在海丁克、馬澤爾、穆蒂帶隊下，連續來了上海4次，“從前遙不可及的樂團來了4次，由此也可以看出，上海古典音樂這十年繁榮發展的狀態。”
2009年，樂評人楊寧正在上海交響樂團的藝術檔案室工作，順便做著音樂會的翻譯和文案介紹。身處上交第一線，他印象最深的是那年1月，新一任音樂總監餘隆走馬上任，帶領樂團進入新時代，帶來不少新氣象。
他記得，單是邀請藝術家方面，與上交合作的世界級指揮家、演奏家、歌唱家越來越多，“以往我們只能在唱片上聽到，只能隔空仰望的大家都來了。這一方面得益於餘隆的朋友圈廣泛，藝術家資源豐富，另一方面，上交改制，成立了理事會，資金方面有了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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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樂評人普遍認為，上海古典音樂演出市場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但真正迎來大繁榮大發展，每個月甚至每週都有品質不錯的音樂會，是從2009年以後開始的。
“這十年的繁榮不是一朝促成的，而是前十年累計起來的，我將上海大劇院1998年的落成，作為上海演出市場開始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標杆。”
李嚴歡總結，前十年，一方面上海大劇院、東方藝術中心、上海音樂廳等不斷邀請名家名團來滬交流，上海的劇院、市場、觀眾漸漸被外國熟知，外國藝術家也更多地表現出來中國演出的慾望；另一方面，上海各家劇院、各個樂團也在不斷做藝術普及，打開了公眾的藝術視野，引領了觀眾走進劇院的習慣。
“前十年我們可能還在摸索，還在補課：哪些大牌沒來，我們要請進來；有些樂團是不是真的頂尖，我們要驗貨；觀眾真正的興趣點在哪裡，我們還要探路……漸漸地，劇院領行情了，觀眾見世面了，我們知道了當下什麼是最好的，世界正在流行什麼。”
有了前十年的積累和鋪墊，李嚴歡認為，上海算是步入了一個正式的軌道，“上海大劇院、東方藝術中心、上海音樂廳、上海交響樂團都有了一個標準化的藝術品質的建立，來上海演出的劇目有了門檻，沒有什麼大起大落，沒有什麼太多的轟動，所有事物都在平穩地發展。這是一個好現象。”
2010年9月，德國科隆歌劇院，上海大劇院
顧超對2010年上海世博會印象尤深，世博會不僅極大促進了上海的城市建設，也給上海帶來了豐沛的演藝資源，很多大型演出藉著贊助的名義、政府的支持來到上海。也是從那時候，他開始頻繁參與到演出中去，比如在上海大劇院看《尼伯龍根的指環》。
2010年9月，德國科隆歌劇院製作的瓦格納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在上海大劇院連演了兩輪，每輪都包括《萊茵的黃金》《女武神》《齊格弗裡德》《眾神的黃昏》，耗時16個小時。8場演出吸引觀眾12000人次，平均上座率93.8％，最後一場《眾神的黃昏》甚至超過100％，創造了國內歌劇演出的新紀錄。
“這標誌著國際一線的歌劇院開始在中國演出難度超高的作品，同時標誌著以吳氏策劃為代表的經濟公司的崛起。”顧超說。
2017年11月，柏林愛樂樂團，東方藝術中心
與此同時，與上海大劇院隔江相望的東方藝術中心在前總經理林宏鳴帶領下，持續性地醞釀和策劃“世界交響名團計劃”，世界交響名團紛至沓來，很多上海觀眾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世界交響名團的“集郵”和“打卡”。
2014年，上海交響樂團從湖南路搬到復興西路，有了專屬於自己的音樂廳，樂團發展邁上了一個新臺階。2019年，上海交響樂團迎來建團140週年，與DG公司聯合推出唱片，登臺琉森音樂節、愛丁堡國際藝術節、逍遙音樂節，國際知名度空前提高。
2019年5月，阿格里奇，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
除了策劃高品質音樂會，十年來，上海交響樂團扮演的角色遠遠超過了一個傳統交響樂團所承擔的角色，比如，舉辦夏季音樂節，創辦上海樂隊學院，舉辦上海艾薩克·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在全國開展“中國藝術拓展計劃”。
“在歐美甚至在日本，一個交響樂團未必要做這些，但在中國，需要有人、有機構來做這些類似‘基建’的事情。”楊寧認為，十年來，上海交響樂團不間斷推出大動作，創下了許多個第一，極大促進了中國音樂生態良性發展，“它不只是一個樂團，而是一個旗艦型的文化機構。”
“無論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上交十年來變化巨大，每一個生活在這個城市的樂迷，都是上交十年變化的受惠者。樂迷應該記住這些成績。”李嚴歡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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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之下，三位樂評人不約而同認為，上海古典音樂如今的演出質量、演出內容，和歐美已經沒什麼差別。名家名團來訪上海是家常便飯，很多新戲剛出來、很多新人剛紅起來就會被上海請來演出，鮮有讓人翹首以盼的大牌樂團和大牌藝術家，也鮮有持續討論數個月的音樂會了。
“藝術家願不願意來，來了之後願不願意把這個城市推薦給別人，這些都很重要。比如，指揮家西蒙·拉特爾、鋼琴家安得拉斯·席夫來了上海後，都很喜歡這個城市，他們就會向全世界推薦，而他們的推薦是很有影響力的。也因此，我們的演出陣容是不輸給別人的。”顧超說。
如果要說差別，李嚴歡認為，主要差在演出頻率、演出密度上，就像上海人聽慣了上海交響樂團，柏林人聽柏林愛樂樂團再平常不過，同一套曲目在柏林可以輕鬆演出三四場，但在上海很難一口氣演這麼多。
交響名團如今來上海，常常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繼續演經典，如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等“老三篇”，一方面也會帶來不太常聽的曲目，內容更新鮮更多元，滿足上海觀眾越來越挑剔的口味和耳朵。
比如春節過後即將到訪東方藝術中心的波士頓交響團，其中一場會演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另一場會演巴托克《管絃樂協奏曲》，這首曲子在上海演出的頻率就不高。
“這樣兩套曲目，既顧及到了剛剛入門、想領略大團風采的觀眾，也顧及到了相對資深的劇院常客。這也和劇院經驗的積累很有關係，他們有了自己的選擇和品味，又會顧及不同觀眾的想法。”李嚴歡說。
2017年5月，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上海音樂廳
交響樂之外，顧超觀察，十年來，室內樂也有了質的飛躍。
一方面，上海音樂學院投入巨大資金，從學術上推廣室內樂。另一方面，上海音樂廳開始專攻室內樂，上海大劇院也有“一個人的古典”，東方藝術中心有“未來大師”，上海交響樂團有“上交之星”，室內樂品牌遍地開花，室內樂演出隔三差五。這在十年前是很難想象的。
任何一個作曲家的創作履歷裡，室內樂往往繞不過去，而要想完整地瞭解一個作曲家，聆聽他的室內樂不可或缺。比如，貝多芬寫了9部交響曲，卻寫了16首絃樂四重奏、32首鋼琴奏鳴曲，室內樂在貝多芬的創作篇幅裡明顯佔比更多。
相比交響樂，室內樂更陽春白雪，但其發展好壞，往往更能檢驗一座城市的音樂素養。從室內樂來看，十年來，上海古典音樂發展的專業度明顯更高了。
2016年10月，法國繁盛藝術古樂團，上海音樂廳
上海古典音樂發展在專業度上的另一處提升，是巴洛克音樂從冷門變成了熱門。
這一方面得益於上海音樂廳連續多年系統性地邀請世界著名的巴洛克古樂團，上海大劇院、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也在不定期舉辦巴洛克音樂會。另一方面，鋼琴家朱曉玫2014年在上海獻演巴赫《哥德堡變奏曲》，以一己之力帶起了一股巴洛克風潮，舞蹈版、爵士版、室內樂團版《哥德堡變奏曲》紛至沓來，連帶著巴赫也更受歡迎起來。
2019年7月，烏特·蘭帕，夏季音樂節，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
另外，顧超觀察，上海各大劇院開始有意識地策劃一些音樂品牌，特別是一些主題性的音樂節，比如，上海音樂廳有mini音樂節，兼具學術性和觀賞性，上海交響樂團有夏季音樂節，在跨界裡拓寬古典音樂的邊界。還有一些臨時性的藝術節，比如上海大劇院的馬林斯基藝術節，是一個全方位打通了歌劇、芭蕾、交響的高水準藝術節。
十年來，越來越多學者從象牙塔走到了社會中來。比如楊燕迪、陶辛、王勇、韓斌、田藝苗，他們的身影頻現上海大劇院的藝術課堂、上海音樂廳的音樂午茶、上海交響樂團的音樂地圖，與觀眾零距離互動，用風趣幽默的講座帶領更多人走近古典音樂。同時，也有部分學者在微博、微信公號、喜馬拉雅、綜藝節目發揮所長，圈了一大票粉，田藝苗就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觀眾獲取演出信息的渠道也產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從報紙、電視、電臺等傳統媒體轉戰新媒體和社交媒體，甚至直接在微信群裡獲取演出信息，預測和傳播演出口碑。
十年來，李嚴歡感覺觀眾越來越年輕了。他不斷在樂迷裡看到新面孔，在樂迷自發組建的微信群裡，年輕人往往也是最多的，“他們都是這十年甚至這五年進圈的，不僅年輕，還有持續性的熱情，而不是一次性的看熱鬧。”在他看來，樂迷的持續加入和社交媒體的繁榮也有關係，因為方便，大家獲得資訊太容易了。
而在楊寧眼裡，上海樂迷以往對本土藝術家的接受度並不高，除非是大提琴家王健這種已在國外功成名就的大家。如今，樂迷們看待本土藝術家的眼光越來越平等，願意去現場聽他們的音樂會，對他們的期待也越來越高，因為很多人本身就有這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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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蓬勃發展之餘，上海古典音樂未來還有哪些需要提高的地方？
歌劇是藝術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座城市藝術水準的重要標準，李嚴歡認為，上海本土的歌劇製作還遠遠不夠，尚存在經典歌劇“炒冷飯”的情況，“世界上有那麼多經典歌劇，但我們製作過的歌劇屈指可數，十年過去，依舊在演《圖蘭朵》《托斯卡》《茶花女》，和十年前沒有太大區別。”
還有一個缺憾，自沈洋2007年在英國BBC卡迪夫聲樂比賽奪冠，張昊辰2009年在範·克萊本國際鋼琴比賽奪冠後，近十年裡，上海幾乎沒出過在國際有影響力的音樂賽事中獲前三名的音樂人才，音樂人才的培養似乎遇到了瓶頸。
幕前藝術家的培養是個難題，同樣，顧超認為，幕後演職人員也亟待提高專業度，提高與市場契合的速度，整個行業也需要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建立一個共識、一套標準。
楊寧則認為，上海觀眾參與音樂會的數量、廣度、熱情，還有待挖掘。
“在歐美，一個本土樂團的一套曲目可以連演三四場，我們還有差距，大家還是把音樂會很當一回事兒，沒有當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隨著音樂會成為日常，上海觀眾也會越來越平常心，不是非要名家名團才去聽，上海本土樂團的生存也不會那麼辛苦了。”
楊寧觀察，在餘隆的帶領下，上交走了一條和國際樂團接軌的路，不僅音樂季編排在國際上非常拿得出手，其演奏水準也在一線, 但在發展過程中，不免犧牲了一些本土特色，“上交是國際化的一個代表，但不是說與國際接軌才是唯一的出路。上海其他樂團應該走一條差異化的路，比如在本土特色上做一些挖掘和填補，做一些更親民的策劃。”
2月底，陳薪伊、濮存昕、張國立、張鐵林、關棟天等演藝界大咖將齊聚西安音樂廳，參演《峨峨·洋洋》唐詩交響音樂會，西安交響樂團加上吟誦、朗誦、合唱團，將立體化展現12首唐詩，呈現唐朝遺風和藝術之美。
在楊寧看來，這就是西安交響樂團結合本地特色，本土化的一次有趣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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