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蒙语叫它为乌兰哈达。汉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红山文化是一个在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06年的一天，一个日本人走进了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此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对东亚文化的考古调查上。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赤峰红山地区。在这里的考察也给他带来不小的收获，6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环绕着石头的古墓，揭开了世界了解红山文化的序幕。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他的这次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在1908年，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此地又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直到1930年，中国的考古学家才开始了解到红山文化，开始了中国自己对红山文化的考古调查。
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在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期间，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1930年冬季，梁思永由东北的通辽起程，到达赤峰。途中因遇严重鼠疫，只好临时调整计划，改道东北，并对新发现的新时期遗址进行挖掘。他收获了一些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在结束考古工作后，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日军从东北开始对中国的步步侵略，东北三省、热河等地相继沦陷。
让已经回到北平的梁思永最为担心的消息也随之传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满蒙学术调查团便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的调查中，日本人采集带回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几座青铜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后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带领一个所谓纯粹的考古团体，于1935年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3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他们的挖掘还受到的日本关东军的特别关照，给予现场警戒、车辆接送等方便。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据说，6月中旬的一天，一个日本人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引起了滨田耕作的高度关注，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他立即修改方案，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除了对这些宝物的掠取，事实上在考古学上他们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虽然此次日本人的发现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但却引起了中国考古学家极大的注意，作为中国早一代的考古学家，梁思永经过30年代的调查，认识到西辽河流域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已注意到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带研究的重要性，成为较长时期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指导性意见。
而日本考古学家根据他们得到的红山文化实物资料，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仍旧停留在《赤峰红山后》报告所公布的材料，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国内外诸多史前考古学家已经形成了共识。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红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轨，并由此确立了该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主要标志性工作有两项：一是1954年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二是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实物标本，对《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更正，提高了对于红山遗址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行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陶器类型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说明红山文化特征。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玉器墓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
1981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孙守道先生等，向大会提交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又一次确认了上述发现均属《红山文化》。此后，一时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轰动。大批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东北考察。与此同时，已故的中国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确认：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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