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7 《尚书》稽故


《尚书》稽故

《尚书》,是儒家排定的"六经"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

《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帝王设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礼记.玉藻》则曰:古帝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但不管到底是"左"还是"右",如魏征所撰《九成宫醴泉铭》所云:"职在记言,属兹书事"——反正是有一部分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帝王的谈话、讲话、训话等等的内容。

夏商周三代这一类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是《书》;而记录帝王行动的那一部分,编辑起来则为《春秋》。

孔子修订的,是鲁国的《春秋》。从史籍所载看,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竹书纪年》,是一部分汲冢竹简于晋代被发现后起的名称,其本名,很可能也是《春秋》。

这里,整理一些关于《尚书》的史料,提供给感兴趣的朋友。


《尚书》稽故

《汉书.艺文志》还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这是说,夏商周三代史官记录并汇辑而成的《尚书》,是为了留给后嗣作为参考、依据。

《说文解字》说:"书,箸也。从聿,者声。""聿",就是笔。所以,"书"是一个写的过程,动词。后来,把写成的东西也叫"书",于是亦为名词。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即此也。

《荀子.劝学篇》曰:"'书'者,政事之纪也。" 这显然是在解释《尚书》了。

元儒吴澄《书纂言》云:"'书'者,史之所记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

可知,《尚书》,原来是称《书》的,没有前面那个"尚"字。

可以为证的是,《论语》的《为政》和《宪问》,都说"《书》云";《左传》里,七次引用,都说"《书》曰";《国语》数次说"《书》曰"或"《书》之有曰";孟子至少十次用"《书》曰"。另外,《荀子》、《战国策》、《礼记》、《吕氏春秋》亦都用"《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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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何时成了《尚书》?

《墨子》的《明鬼下》曰:"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还曰:"上观于《夏书》",或曰:"上观于《商书》"。

《墨子》的《非命上》亦云:"尚观于先王之《书》"。

这应该是最早把"尚"与《书》联系在一起的记载了。

在《墨子》这里,"尚""上"混用,"尚观"即"上观"。含义是,"向上"拜读查阅先王之《书》。

战国时期的墨子,虽然多次像上面这样说了,不过当时反响寥寥,诸子各家还都是把《书》称之为《书》。

《书》之转称为《尚书》,定于汉代。

西汉刘向的儿子刘歆,在《七略》中说——

《尚书》,直言也,欧阳氏先明之。

东汉郑玄《书赞》说——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

伪孔安国《尚书大序》说——

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自汉以后,如何解释《尚书》这个名字呢?

汉时无名氏谶纬之书《春秋说题辞》曰——

《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其期运。……"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说——

《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

东汉刘熙《释名》云——

《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

亦为东汉的马融《尚书.注》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日《尚书》。

但也有解释的很玄乎的。

汉代无名氏的谶纬之书《尚书璇玑钤》曰——

《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如天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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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尚书》,只含数十篇,据说,曾经大大多于现在。

刘歆《七略》说——

《书》之所起远矣,孔子篡焉,上断自尧,下讫于秦,凡百篇……。

谶书《尚书璇玑钤》说得更邪乎——

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奉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逾千年,如果确实详细记录历代王的事迹言论,数量肯定不会少。

《尚书.多士》载,周公对下臣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目朝读《书》百篇"。墨子所说,大概夸张,但很可能周灭商后,即接管了殷商的册典,于是周公认真查阅,以为借鉴。

不过,到了汉代,还能精确知道《尚书》"三千二百四十篇",当为不实之说。

至于说孔子对《尚书》大删特删,未免冤枉孔子。《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说明,孔子的时候,已经很难看到夏商时期的古籍了,他在对这类古籍删减舍弃几无可能。

古时书籍,皆为竹帛,很难保存。这应该是在孔子之前,《尚书》及其他古籍佚亡的主要原因。

当然,秦皇焚书,也是一大灾难。

汉代初年,只能靠伏生凭记忆传授《尚书》了,学生们用汉隶记录,这就是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了。


《尚书》稽故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篇名如下——

1,《尧典》;2,《皋陶谟》;

3,《禹贡》;4,《甘誓》;

5,《汤誓》;6,《盘庚》;7,《高宗肜日》;8,《西伯戡黎》;9,《微子》;

10,《牧誓》;11,《洪范》;12,《金滕》;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雒诰》;19《多士》;20,《毋佚》;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25,《鲜(费)誓》;26《吕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

据说,伏生传授时,把1-2归为"虞书";3-4归为"夏书";5-9归为"商书";10-28归为"周书"。

对于《尚书》各篇,唐代孔颖达曾在《尧典.疏》中,划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类。

尽管他是孔子的三十一代世孙,但他这个分类,随后就受到诸多人的嘲讽。

同为唐代的刘知己,在《史通.六家篇》里,将《尚书》各篇,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

后世,基本赞同刘之划分,沿用此法。

宋代林志奇《尚书全解》曰:"《书》之为体虽尽于典、谟、训、诰、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也。"

这六类中,"诰",是君王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下对君王的报告;"誓",是君王誓众,特别是军事行动的誓众之词;"命",是君王某种命词或册命;"典",则为对重要史事或事项的记载。

其实,今文和古文《尚书》里,均无称"训"之篇。逸《书》中,有过《夏训》、《伊训》二篇。

林志奇所说可以归入六类的几篇,主要指——以人名为标题的《盘庚》、《微子》;以事件为标题的《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以内容为标题的《禹贡》、《洪范》、《无逸》等。

汉武帝时,河内女子在老屋中,得一些古书,其中有《太誓》一篇,献于朝,武帝下旨命归入《尚书》。于是,今文《尚书》成为二十九篇。但在东汉,马融即指出此《太誓》为伪造。尽管如此,《尚书》二十九篇之数,一直延续到清代。

这算一段插曲。


《尚书》稽故

伏生口授,成今文《尚书》,亦成今文经学流派。当然,这个流派研究的,还包括儒家的其他几《经》。

后世,至少对伏生之下的八代《尚书》传承一清二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这一流派的标准《尚书》教学课本——《尚书大传》。

郑玄在《尚书大传.序》中说——

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缺,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大传》。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

"因经属指",是说根据经义,阐发个人观点。似乎郑玄对此并不满意,但他还是为《大传》作了"注"。

《尚书大传》,至宋代已经残缺不全。四十一篇的篇名,亦难全部知晓。但现在,至少直到有六篇,是传世的二十八篇外加《太誓》的《尚书》中没有的——为《九共》、《帝告》、《大战》、《嘉禾》、《揜诰》、《冏命》。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大概是引用《书》或者称《尚书》最多的古籍。

不仅前面说到的现在存世的二十八篇全部引用过,还引用过已经说到的《太誓》。这里面,有十一篇引用了全文;有十八篇引用时说到了篇名。

此外,另引用了三十九篇。这其中,四篇引用了全文——《汤征》、《汤诰》、《克殷》和《度邑》;其余引述了篇名。

就是说,司马迁至少看到了六十八篇属于《书》的篇章。这个数量,又明显多于了《尚书大传》的四十一篇。

不载于《书》二十八篇加《太誓》之外的这些篇章,有不少篇,就是后来所称的《逸周书》的内容。


《尚书》稽故

《史记》,对已知之外的三十九篇,一些说到了篇名,一些引用了片段,还有的记载了全文。

记载全文中的《克殷》和《度邑》,尽管能看出司马氏略改文句的痕迹,但也可明显确认其属于西周。

这说明,西汉,还能够看到虽未由伏生口授,但确实属于《书》的,具体说是《周书》或《逸周书》的存世文献。

《汉书.艺文志》载:"有《周书》七十一篇"。唐代颜师古曾注云:"刘向曰:'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到了晋代,郭璞最早把《汉书》所记的《周书》七十一篇,称为《逸周书》,并在注释《尔雅》时引用。

孔晁为《逸周书》作注,且将其分为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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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的全部篇目如下——

《度训解》;《命训解》;《常训解》;《文酌解》;《籴匡解》;《武称解》;《允文解》;《大武解》;《大明武解》;《小明武解》;《大匡解》;《程典解》;《程寤解》(亡);《秦阴解》(亡);《九政解》(亡);《九开解》(亡);《刘法解》(亡);《文开解》(亡);《保开解》(亡);《八繁简》(亡);《酆保解》;《大开解》;《小开解》;《文儆解》;《文传解》;《柔武解》;《大开武解》;《小开武解》;《宝典解》;《酆谋解》;《寤敬解》;《武顺解》;《武穆解》;《和寤解》;《武寤解》;《克殷解》;《大匡解》;《文政解》;《大聚解》;《世俘解》;《箕子解》(亡);《耆德解》(亡);《商誓解》;《度邑解》;《武儆解》;《五权解》;《成开解》;《作雒解》;《皇门解》;《大戒解》;《周月解》;《时训解》;《月令解》(亡);《谥法解》;《明堂解》;《尝麦解》;《本典解》;《官人解》;《王会解》;《祭公解》;《史记解》;《职方解》;《芮良夫解》;《太子晋解》;《玉佩解》;《殷祝解》;《周祝解》;《武纪解》;《铨法解》;《器服解》;《周书序》。

全书共七十一篇,最后的第七十一篇为序。前七十篇篇名中的"解"字,学者认为是孔晁注解时所加。

学者研究后认为,《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等七篇,当为周书;《程典》《酆保》《文儆》《文传》《宝典》《寤经》《和寤》《大匡三十七》《武儆》《大戒》《尝麦》《常训》等篇,保留了西周史料,但文字属于春秋;其余各篇,基本是战国以后的非皇室著述。

此意见,可供引用者参考。


《尚书》稽故

到了西汉,又出现了《古文尚书》的事情。

对此的记载,大致有五种。

1,最早的记载,是《史记》,其《儒林传》说到了孔子家传本《尚书》。

《传》云:"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这是说,伏生的孙子读不懂今文《尚书》的时候,有孔安国几个人帮助他。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一世孙,他有孔府家藏的《古文尚书》,可以今文与其对照来读。

2,《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这里的所谓"中古文",指汉皇室"中五经秘书"所藏的《古文尚书》,称"中古文本"。汉武帝时,曾明诏求书,此《古文尚书》当民间所献。


《尚书》稽故

3,《汉书.河间献王传》云,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所论。"汉末,称此《尚书》为"河间献王本"。

4,还是《汉书》,其《儒林传》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这是说,张霸把原有《尚书》的二十九篇,扩充为一百篇,再把原有序言整理了成两篇,共一百零二篇。这是最早的伪《古文尚书》。

5,又是《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其中说:"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这段话讲了三件首闻之事——第一,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书于壁中,从此有了"孔子壁中本"这一说法;第二,孔安国将孔壁本献上后,恰遇巫蛊之变未及立学官;第三,孔子家传本的逸《书》十确定为"孔壁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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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十六篇。

篇目如下——

1,《舜典》;2,《汩作》;3,《九共》;4,《大禹谟》;

5,《弃(益)稷》;6,《五子之歌》;7,《胤征》;8,《汤诰》;9,《咸有壹德》;10,《典宝》;11,《伊训》;《肆命》;13,《原命》;14,《武成》;15,《旅獒》;16,《囹命》。

其中,1-7为《虞夏书》;8-13为《商书》;14-16为《周书》。

据王国维考证,以上所说的五种《古文尚书》,前三种实为一种。第四种的张霸本纯为伪书。第五种是前三种的传写本。

这件事,是由孔安国做成——他以今文抄写了《古文尚书》。

学者们称,所谓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不过是要借他是孔子嫡孙的名气,事实上并非由他传授,而是其他人用他抄写的今文本《古文尚书》传授学生。

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他学的《尚书》,包括另外几部经典,皆为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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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刘向的儿子刘歆,钻研古文,颇有心得,连当汉宣帝老师的刘向也被这个儿子难倒。

汉哀帝时,刘歆受到皇帝重视,于是刘歆上奏,请求讲《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让刘歆与五经博士商量。博士们大概一是搞不懂古文,二是觉得刘歆是想抢他们的饭碗,《汉书.刘歆传》载——

诸儒皆怨恨,……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

可惜刘歆一生才华,一招不慎,谢幕了。

但从刘歆开始,到了东汉,已经有了三个治《古文尚书》的学派系统——刘歆及涂恽弟子以孔安国师承为名的壁中古文本系统;传授不明来源的盖豫、周防等古文诸家;杜林漆书古文本系统。

这三个系统中,人才辈出。如贾逵、许慎、马融、卢植、郑玄等等,皆为大家。

由此,也开始了逾千年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

还是扣住《尚书》来说古文和今文的争论。


《尚书》稽故

第一,文本内容上的歧异。

原来的今文《尚书》,由于是从伏生那里口授而来,再由弟子以汉隶记之,依然在文字上有了差异。

自《古文尚书》面世后,一是有不止一个版本;二是对各自古本的识读有所讹误;三是所谓《古文尚书》其实已将古文改为汉隶,在《古文尚书》自身,业已有所不一致。

不过,此时,《今文尚书》学派和《古文尚书》学派各自内部的分歧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两派之间存在的《尚书》文本的异同。

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标志着"经学"正式确立。经文之不同,解传自也不同——这对儒官、儒生来说,是天大的事了。所以,激烈争论不可避免。

许慎是贾逵的学生,是从刘歆、杜林算起的第二代古文经学传人,撰有《五经异义》。在《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文本争议中,用20多年时间写了《说文解字》,将《古文尚书》作为解是小篆的重要依据。此举,连他的师叔马融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有意思的是,许慎很重要的《五经异议》,在唐宋间亡佚了,而《说文解字》——东汉解释秦隶汉隶之前小篆的一部字典,确成了千古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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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释经义上的歧异。

今文经学在前,古文经学在后,前者在时间和影响上已经形成了优势。古文经学不标新立异,几无立锥之地。

于是,比较早的卫宏、贾逵等人,就专门和金文学派对《尚书》的解释对着干。

到了马融,古文学派优势逐渐形成,态度上才趋于平实。

到郑玄,则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之说甚至谶纬之说,以继续壮大古文派之影响。郑玄之学,被称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可见其成就。

总体来说,西汉今文学派家宣扬神学,以五行灾异说解释作为统领,虚漫繁琐的特点过于明显;东汉古文学派,则主要推崇圣道王功,重视文字训诂、器数名物典章制度。这大概是古文学派后起占优的关键。

自刘歆时开始,今古文之争,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确实最初今文学派人多势大,曾给古文学派很大打压。这除去刘歆谏议设古文博士不果,且由此失势;还包括汉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会上形成了会议文件《白虎议奏》,实际上是对古文经学的一次全面排斥。

不过,自这次会后,今文经学的推崇谶纬反倒让古文派抓住了把柄,贾逵带头力排谶纬,一来二去,到郑玄时,今文学派衰落了。


《尚书》稽故

说起来,《书》或《尚书》确实命运多舛。

秦朝还没统一的时候,商鞅变法,在《商君书》里,就提出禁书,主要是禁《书》和《诗》。

秦皇统一中国,李斯上书请禁书,获准。《书》也仍然是主要禁绝书籍。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秦博士伏生口授讲《书》,弟子以汉隶记录后成今文《尚书》。

西汉时,刘歆将今文《尚书》原二十八篇加《太誓》共二十九篇,再加逸书十六篇共四十五篇,记入了他的《七略》。

汉代,出现了先秦留下的写本,即《古文尚书》。

东汉流行的,是杜林的漆书《古文尚书》二十九篇。郑玄曾将其分为三十四篇。

东汉,郑玄是注、解《尚书》的集大成者和最高权威。

三国时期,王肃创立经学的"王学",极力与郑玄学说分庭抗礼,后来占据了上风。这或许与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晋国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外祖父有关。

魏正始年间,《尚书》二十九篇,被刻入"三体石经"中。

但到了西晋,发生永嘉之乱,文籍大量丧失,今文古文《尚书》亦散亡。

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即用隶书笔法按古文字体书写的《尚书》。此书即后来所称的"伪《古文尚书》"。不过梅赜献书后,受到朝廷的重视,亦有当时的儒学跟风,此书遂作为正统而得以流传。这件事的始末,另文细讲。

唐代,孔颖达据梅赜所献《尚书》,著《尚书正义》20卷。

南宋时,《尚书正义》被与伪孔安国《传》合刊,为《尚书注疏》。

唐代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敕以楷书改《尚书正义》成"今字本",其中不乏讹误。

唐开成年间,此今字本被刻于《唐石经》中,成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

宋代,朱熹弟子蔡沈总结宋人对《尚书》的解说,著《书集传》6卷。书中每篇皆注明今文古文,被认为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了《尚书》学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

元代以后,蔡沈本成为科举法定读本。

明代起被刻在《五经大全》等本中。

从唐代开始,已经有人对东晋梅赜所献《尚书》产生了怀疑。

清代中叶以来的两百年间,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确定梅赜本为伪书。

这段时间以来,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著作有——清代王鸣盛《尚书后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民国吴阊生《尚书大义》;杨筠如《尚书核诂》等。


《尚书》稽故

现代,对《尚书》研究的最高成就,应该是顾颉刚先生极其弟子刘起釪先生。上世纪初,顾先生即开始逐篇"校、释、译、论"《尚书》,一篇《大诰》,顾先生就写成了60多万字的专著;1949年后,其先受命于最高领导人点校《二十四史》,然后又受命点校《尚书》。1980年逝世后,未竟的大量工作由刘起釪先生完成。

顾颉刚、刘起釪著的《尚书校释译论》四卷,由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

对于《尚书》的研究,大概没有能出于顾刘二先生之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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