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7 《尚書》稽故


《尚書》稽故

《尚書》,是儒家排定的"六經"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彙編。

《漢書.藝文志》說,古代帝王設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禮記.玉藻》則曰:古帝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但不管到底是"左"還是"右",如魏徵所撰《九成宮醴泉銘》所云:"職在記言,屬茲書事"——反正是有一部分史官的職責,就是記錄帝王的談話、講話、訓話等等的內容。

夏商周三代這一類的記載,彙集在一起,就是《書》;而記錄帝王行動的那一部分,編輯起來則為《春秋》。

孔子修訂的,是魯國的《春秋》。從史籍所載看,各國都有自己的《春秋》,墨子曾說:"吾見百國《春秋》"。《竹書紀年》,是一部分汲冢竹簡於晉代被發現後起的名稱,其本名,很可能也是《春秋》。

這裡,整理一些關於《尚書》的史料,提供給感興趣的朋友。


《尚書》稽故

《漢書.藝文志》還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這是說,夏商周三代史官記錄並彙輯而成的《尚書》,是為了留給後嗣作為參考、依據。

《說文解字》說:"書,箸也。從聿,者聲。""聿",就是筆。所以,"書"是一個寫的過程,動詞。後來,把寫成的東西也叫"書",於是亦為名詞。

許慎在《說文解字.序》裡說:"著於竹帛謂之'書'"。即此也。

《荀子.勸學篇》曰:"'書'者,政事之紀也。" 這顯然是在解釋《尚書》了。

元儒吳澄《書纂言》雲:"'書'者,史之所記錄也。從聿、從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

可知,《尚書》,原來是稱《書》的,沒有前面那個"尚"字。

可以為證的是,《論語》的《為政》和《憲問》,都說"《書》雲";《左傳》裡,七次引用,都說"《書》曰";《國語》數次說"《書》曰"或"《書》之有曰";孟子至少十次用"《書》曰"。另外,《荀子》、《戰國策》、《禮記》、《呂氏春秋》亦都用"《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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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何時成了《尚書》?

《墨子》的《明鬼下》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還曰:"上觀於《夏書》",或曰:"上觀於《商書》"。

《墨子》的《非命上》亦云:"尚觀於先王之《書》"。

這應該是最早把"尚"與《書》聯繫在一起的記載了。

在《墨子》這裡,"尚""上"混用,"尚觀"即"上觀"。含義是,"向上"拜讀查閱先王之《書》。

戰國時期的墨子,雖然多次像上面這樣說了,不過當時反響寥寥,諸子各家還都是把《書》稱之為《書》。

《書》之轉稱為《尚書》,定於漢代。

西漢劉向的兒子劉歆,在《七略》中說——

《尚書》,直言也,歐陽氏先明之。

東漢鄭玄《書贊》說——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

偽孔安國《尚書大序》說——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自漢以後,如何解釋《尚書》這個名字呢?

漢時無名氏讖緯之書《春秋說題辭》曰——

《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東漢王充《論衡.正說篇》說——

《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

東漢劉熙《釋名》雲——

《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

亦為東漢的馬融《尚書.注》說——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日《尚書》。

但也有解釋的很玄乎的。

漢代無名氏的讖緯之書《尚書璇璣鈐》曰——

《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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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尚書》,只含數十篇,據說,曾經大大多於現在。

劉歆《七略》說——

《書》之所起遠矣,孔子篡焉,上斷自堯,下訖於秦,凡百篇……。

讖書《尚書璇璣鈐》說得更邪乎——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奉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夏商周三代,時間跨度逾千年,如果確實詳細記錄歷代王的事蹟言論,數量肯定不會少。

《尚書.多士》載,周公對下臣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墨子.貴義》雲:"昔者周公目朝讀《書》百篇"。墨子所說,大概誇張,但很可能周滅商後,即接管了殷商的冊典,於是周公認真查閱,以為借鑑。

不過,到了漢代,還能精確知道《尚書》"三千二百四十篇",當為不實之說。

至於說孔子對《尚書》大刪特刪,未免冤枉孔子。《論語.八佾》載:"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這說明,孔子的時候,已經很難看到夏商時期的古籍了,他在對這類古籍刪減捨棄幾無可能。

古時書籍,皆為竹帛,很難保存。這應該是在孔子之前,《尚書》及其他古籍佚亡的主要原因。

當然,秦皇焚書,也是一大災難。

漢代初年,只能靠伏生憑記憶傳授《尚書》了,學生們用漢隸記錄,這就是今文《尚書》,只有二十八篇了。


《尚書》稽故

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的篇名如下——

1,《堯典》;2,《皋陶謨》;

3,《禹貢》;4,《甘誓》;

5,《湯誓》;6,《盤庚》;7,《高宗肜日》;8,《西伯戡黎》;9,《微子》;

10,《牧誓》;11,《洪範》;12,《金滕》;13,《大誥》;14,《康誥》;15,《酒誥》;16,《梓材》;17,《召誥》;18,《雒誥》;19《多士》;20,《毋佚》;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顧命》;25,《鮮(費)誓》;26《呂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

據說,伏生傳授時,把1-2歸為"虞書";3-4歸為"夏書";5-9歸為"商書";10-28歸為"周書"。

對於《尚書》各篇,唐代孔穎達曾在《堯典.疏》中,劃分為"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徵、範"十類。

儘管他是孔子的三十一代世孫,但他這個分類,隨後就受到諸多人的嘲諷。

同為唐代的劉知己,在《史通.六家篇》裡,將《尚書》各篇,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類。

後世,基本贊同劉之劃分,沿用此法。

宋代林志奇《尚書全解》曰:"《書》之為體雖盡於典、謨、訓、誥、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則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雖不皆繫於六者之名,然其體則無以出於六者之外也。"

這六類中,"誥",是君王對臣下的講話;"謨",是臣下對君王的報告;"誓",是君王誓眾,特別是軍事行動的誓眾之詞;"命",是君王某種命詞或冊命;"典",則為對重要史事或事項的記載。

其實,今文和古文《尚書》裡,均無稱"訓"之篇。逸《書》中,有過《夏訓》、《伊訓》二篇。

林志奇所說可以歸入六類的幾篇,主要指——以人名為標題的《盤庚》、《微子》;以事件為標題的《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以內容為標題的《禹貢》、《洪範》、《無逸》等。

漢武帝時,河內女子在老屋中,得一些古書,其中有《太誓》一篇,獻於朝,武帝下旨命歸入《尚書》。於是,今文《尚書》成為二十九篇。但在東漢,馬融即指出此《太誓》為偽造。儘管如此,《尚書》二十九篇之數,一直延續到清代。

這算一段插曲。


《尚書》稽故

伏生口授,成今文《尚書》,亦成今文經學流派。當然,這個流派研究的,還包括儒家的其他幾《經》。

後世,至少對伏生之下的八代《尚書》傳承一清二楚。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這一流派的標準《尚書》教學課本——《尚書大傳》。

鄭玄在《尚書大傳.序》中說——

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缺,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大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

"因經屬指",是說根據經義,闡發個人觀點。似乎鄭玄對此並不滿意,但他還是為《大傳》作了"注"。

《尚書大傳》,至宋代已經殘缺不全。四十一篇的篇名,亦難全部知曉。但現在,至少直到有六篇,是傳世的二十八篇外加《太誓》的《尚書》中沒有的——為《九共》、《帝告》、《大戰》、《嘉禾》、《揜誥》、《冏命》。

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大概是引用《書》或者稱《尚書》最多的古籍。

不僅前面說到的現在存世的二十八篇全部引用過,還引用過已經說到的《太誓》。這裡面,有十一篇引用了全文;有十八篇引用時說到了篇名。

此外,另引用了三十九篇。這其中,四篇引用了全文——《湯徵》、《湯誥》、《克殷》和《度邑》;其餘引述了篇名。

就是說,司馬遷至少看到了六十八篇屬於《書》的篇章。這個數量,又明顯多於了《尚書大傳》的四十一篇。

不載於《書》二十八篇加《太誓》之外的這些篇章,有不少篇,就是後來所稱的《逸周書》的內容。


《尚書》稽故

《史記》,對已知之外的三十九篇,一些說到了篇名,一些引用了片段,還有的記載了全文。

記載全文中的《克殷》和《度邑》,儘管能看出司馬氏略改文句的痕跡,但也可明顯確認其屬於西周。

這說明,西漢,還能夠看到雖未由伏生口授,但確實屬於《書》的,具體說是《周書》或《逸周書》的存世文獻。

《漢書.藝文志》載:"有《周書》七十一篇"。唐代顏師古曾注云:"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到了晉代,郭璞最早把《漢書》所記的《周書》七十一篇,稱為《逸周書》,並在註釋《爾雅》時引用。

孔晁為《逸周書》作注,且將其分為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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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書》的全部篇目如下——

《度訓解》;《命訓解》;《常訓解》;《文酌解》;《糴匡解》;《武稱解》;《允文解》;《大武解》;《大明武解》;《小明武解》;《大匡解》;《程典解》;《程寤解》(亡);《秦陰解》(亡);《九政解》(亡);《九開解》(亡);《劉法解》(亡);《文開解》(亡);《保開解》(亡);《八繁簡》(亡);《酆保解》;《大開解》;《小開解》;《文儆解》;《文傳解》;《柔武解》;《大開武解》;《小開武解》;《寶典解》;《酆謀解》;《寤敬解》;《武順解》;《武穆解》;《和寤解》;《武寤解》;《克殷解》;《大匡解》;《文政解》;《大聚解》;《世俘解》;《箕子解》(亡);《耆德解》(亡);《商誓解》;《度邑解》;《武儆解》;《五權解》;《成開解》;《作雒解》;《皇門解》;《大戒解》;《周月解》;《時訓解》;《月令解》(亡);《諡法解》;《明堂解》;《嘗麥解》;《本典解》;《官人解》;《王會解》;《祭公解》;《史記解》;《職方解》;《芮良夫解》;《太子晉解》;《玉佩解》;《殷祝解》;《周祝解》;《武紀解》;《銓法解》;《器服解》;《周書序》。

全書共七十一篇,最後的第七十一篇為序。前七十篇篇名中的"解"字,學者認為是孔晁註解時所加。

學者研究後認為,《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門》《祭公》等七篇,當為周書;《程典》《酆保》《文儆》《文傳》《寶典》《寤經》《和寤》《大匡三十七》《武儆》《大戒》《嘗麥》《常訓》等篇,保留了西周史料,但文字屬於春秋;其餘各篇,基本是戰國以後的非皇室著述。

此意見,可供引用者參考。


《尚書》稽故

到了西漢,又出現了《古文尚書》的事情。

對此的記載,大致有五種。

1,最早的記載,是《史記》,其《儒林傳》說到了孔子家傳本《尚書》。

《傳》雲:"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這是說,伏生的孫子讀不懂今文《尚書》的時候,有孔安國幾個人幫助他。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他有孔府家藏的《古文尚書》,可以今文與其對照來讀。

2,《漢書.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這裡的所謂"中古文",指漢皇室"中五經秘書"所藏的《古文尚書》,稱"中古文本"。漢武帝時,曾明詔求書,此《古文尚書》當民間所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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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漢書.河間獻王傳》雲,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所論。"漢末,稱此《尚書》為"河間獻王本"。

4,還是《漢書》,其《儒林傳》載:"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採《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這是說,張霸把原有《尚書》的二十九篇,擴充為一百篇,再把原有序言整理了成兩篇,共一百零二篇。這是最早的偽《古文尚書》。

5,又是《漢書》,《楚元王傳》附《劉歆傳》,其中說:"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這段話講了三件首聞之事——第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於壁中,從此有了"孔子壁中本"這一說法;第二,孔安國將孔壁本獻上後,恰遇巫蠱之變未及立學官;第三,孔子家傳本的逸《書》十確定為"孔壁本"逸


《尚書》稽故

《書》十六篇。

篇目如下——

1,《舜典》;2,《汩作》;3,《九共》;4,《大禹謨》;

5,《棄(益)稷》;6,《五子之歌》;7,《胤徵》;8,《湯誥》;9,《鹹有壹德》;10,《典寶》;11,《伊訓》;《肆命》;13,《原命》;14,《武成》;15,《旅獒》;16,《囹命》。

其中,1-7為《虞夏書》;8-13為《商書》;14-16為《周書》。

據王國維考證,以上所說的五種《古文尚書》,前三種實為一種。第四種的張霸本純為偽書。第五種是前三種的傳寫本。

這件事,是由孔安國做成——他以今文抄寫了《古文尚書》。

學者們稱,所謂孔安國傳授《古文尚書》,不過是要借他是孔子嫡孫的名氣,事實上並非由他傳授,而是其他人用他抄寫的今文本《古文尚書》傳授學生。

司馬遷是孔安國的學生,他學的《尚書》,包括另外幾部經典,皆為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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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劉向的兒子劉歆,鑽研古文,頗有心得,連當漢宣帝老師的劉向也被這個兒子難倒。

漢哀帝時,劉歆受到皇帝重視,於是劉歆上奏,請求講《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哀帝讓劉歆與五經博士商量。博士們大概一是搞不懂古文,二是覺得劉歆是想搶他們的飯碗,《漢書.劉歆傳》載——

諸儒皆怨恨,……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

可惜劉歆一生才華,一招不慎,謝幕了。

但從劉歆開始,到了東漢,已經有了三個治《古文尚書》的學派系統——劉歆及塗惲弟子以孔安國師承為名的壁中古文本系統;傳授不明來源的蓋豫、周防等古文諸家;杜林漆書古文本系統。

這三個系統中,人才輩出。如賈逵、許慎、馬融、盧植、鄭玄等等,皆為大家。

由此,也開始了逾千年的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之爭。

還是扣住《尚書》來說古文和今文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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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本內容上的歧異。

原來的今文《尚書》,由於是從伏生那裡口授而來,再由弟子以漢隸記之,依然在文字上有了差異。

自《古文尚書》面世後,一是有不止一個版本;二是對各自古本的識讀有所訛誤;三是所謂《古文尚書》其實已將古文改為漢隸,在《古文尚書》自身,業已有所不一致。

不過,此時,《今文尚書》學派和《古文尚書》學派各自內部的分歧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兩派之間存在的《尚書》文本的異同。

從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始,標誌著"經學"正式確立。經文之不同,解傳自也不同——這對儒官、儒生來說,是天大的事了。所以,激烈爭論不可避免。

許慎是賈逵的學生,是從劉歆、杜林算起的第二代古文經學傳人,撰有《五經異義》。在《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的文本爭議中,用20多年時間寫了《說文解字》,將《古文尚書》作為解是小篆的重要依據。此舉,連他的師叔馬融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最有意思的是,許慎很重要的《五經異議》,在唐宋間亡佚了,而《說文解字》——東漢解釋秦隸漢隸之前小篆的一部字典,確成了千古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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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釋經義上的歧異。

今文經學在前,古文經學在後,前者在時間和影響上已經形成了優勢。古文經學不標新立異,幾無立錐之地。

於是,比較早的衛宏、賈逵等人,就專門和金文學派對《尚書》的解釋對著幹。

到了馬融,古文學派優勢逐漸形成,態度上才趨於平實。

到鄭玄,則以古文為主,兼採今文之說甚至讖緯之說,以繼續壯大古文派之影響。鄭玄之學,被稱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可見其成就。

總體來說,西漢今文學派家宣揚神學,以五行災異說解釋作為統領,虛漫繁瑣的特點過於明顯;東漢古文學派,則主要推崇聖道王功,重視文字訓詁、器數名物典章制度。這大概是古文學派後起佔優的關鍵。

自劉歆時開始,今古文之爭,延續了相當長時間。確實最初今文學派人多勢大,曾給古文學派很大打壓。這除去劉歆諫議設古文博士不果,且由此失勢;還包括漢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會上形成了會議文件《白虎議奏》,實際上是對古文經學的一次全面排斥。

不過,自這次會後,今文經學的推崇讖緯反倒讓古文派抓住了把柄,賈逵帶頭力排讖緯,一來二去,到鄭玄時,今文學派衰落了。


《尚書》稽故

說起來,《書》或《尚書》確實命運多舛。

秦朝還沒統一的時候,商鞅變法,在《商君書》裡,就提出禁書,主要是禁《書》和《詩》。

秦皇統一中國,李斯上書請禁書,獲准。《書》也仍然是主要禁絕書籍。所以,才有了後來的秦博士伏生口授講《書》,弟子以漢隸記錄後成今文《尚書》。

西漢時,劉歆將今文《尚書》原二十八篇加《太誓》共二十九篇,再加逸書十六篇共四十五篇,記入了他的《七略》。

漢代,出現了先秦留下的寫本,即《古文尚書》。

東漢流行的,是杜林的漆書《古文尚書》二十九篇。鄭玄曾將其分為三十四篇。

東漢,鄭玄是注、解《尚書》的集大成者和最高權威。

三國時期,王肅創立經學的"王學",極力與鄭玄學說分庭抗禮,後來佔據了上風。這或許與王肅是司馬昭的岳父,晉國開國皇帝司馬炎的外祖父有關。

魏正始年間,《尚書》二十九篇,被刻入"三體石經"中。

但到了西晉,發生永嘉之亂,文籍大量喪失,今文古文《尚書》亦散亡。

東晉初年,豫章內史梅賾獻上一部用"隸古定"字體,即用隸書筆法按古文字體書寫的《尚書》。此書即後來所稱的"偽《古文尚書》"。不過梅賾獻書後,受到朝廷的重視,亦有當時的儒學跟風,此書遂作為正統而得以流傳。這件事的始末,另文細講。

唐代,孔穎達據梅賾所獻《尚書》,著《尚書正義》20卷。

南宋時,《尚書正義》被與偽孔安國《傳》合刊,為《尚書註疏》。

唐代天寶年間,尚書郎衛包奉敕以楷書改《尚書正義》成"今字本",其中不乏訛誤。

唐開成年間,此今字本被刻於《唐石經》中,成為以後一切版刻本之祖。

宋代,朱熹弟子蔡沈總結宋人對《尚書》的解說,著《書集傳》6卷。書中每篇皆註明今文古文,被認為與《尚書註疏》分別代表了《尚書》學史上的兩個不同階段。

元代以後,蔡沈本成為科舉法定讀本。

明代起被刻在《五經大全》等本中。

從唐代開始,已經有人對東晉梅賾所獻《尚書》產生了懷疑。

清代中葉以來的兩百年間,眾多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確定梅賾本為偽書。

這段時間以來,有重要價值的研究著作有——清代王鳴盛《尚書後案》;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王先謙《尚書孔傳參證》;民國吳閶生《尚書大義》;楊筠如《尚書核詁》等。


《尚書》稽故

現代,對《尚書》研究的最高成就,應該是顧頡剛先生極其弟子劉起釪先生。上世紀初,顧先生即開始逐篇"校、釋、譯、論"《尚書》,一篇《大誥》,顧先生就寫成了60多萬字的專著;1949年後,其先受命於最高領導人點校《二十四史》,然後又受命點校《尚書》。1980年逝世後,未竟的大量工作由劉起釪先生完成。

顧頡剛、劉起釪著的《尚書校釋譯論》四卷,由中華書局2018年出版。

對於《尚書》的研究,大概沒有能出於顧劉二先生之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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