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儒教和佛教是中國歷史上三大主流宗教，它們都是在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出現的。
東周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這個時代通常分為兩個獨立的部分，春秋時期（公元前722 - 481年）和戰國時期（公元前403 - 221年）。“春秋”這個稱謂源於《春秋》，這本書可能是由偉大的哲學家孔子寫的，它提供了一個關於當時國家間關係的事實，儘管有些乏味。這部著作缺乏對真實歷史的闡釋和充實，導致人們對孔子編纂這部著作的動機進行了猜測。
一些學生認為，孔子之所以重視《編年史》，可能是因為它是第一次嘗試按時間順序記載中國歷史上的事件，而不是用虛構的對話和捏造的證據來修飾事實，以強調一種道德。
後來的學者寫評註，旨在充實文本中提供的多餘細節，併為其提供一個道德和說教的框架。它最終與《左傳》聯繫在一起，《左傳》講述了許多同樣的事件（公元前468年），但描述更詳盡、更豐富、更冗長。這兩篇文章都描述了動盪的時代。東周的建立恰逢國王權力的瓦解。貴族開始自治，不再覺得有義務為周統治者提供軍事服務和貢品。貴族們也沒有親自出現在周朝，被授予權力。有些人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不受國王控制。
這些國家的擴散引起了對沖突的恐懼。因此，在公元前七世紀，一個霸主，在較低級的領導者的支持下，尋求通過國王的祝福來建立秩序。五個統治者相繼承擔了霸權的角色，並被認為在一段時間內遏制了混亂，但在整個時代，國家間的敵意加劇了。主要的州在中部平原，被所謂的蠻族團體包圍著。
一般來說，邊緣國家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因為它們有擴張的空間，可以避免衝突，直到它們自己準備好戰鬥。
然而，直到公元前三世紀，這些國家的興衰取決於它們在特定時期的條件，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和弱點。例如，齊國就有鐵和鹽的儲備，這可能有助於它建造武器，並通過出售珍貴的鹽來充實自己。它還擁有管仲（約公元前720 - 645年）推行的行政改革的優勢，管仲是王公有影響力的顧問，也是政治哲學重要著作《管子》的作者。
另一方面，晉控制了黃河轉彎處的大部分領土。在七世紀和六世紀，這些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但這種平衡最終在五世紀後期崩潰了。在後來眾所周知的春秋時期，霸權國家、婚姻聯盟、潛在交戰國之間的會議都避免了混亂和戰爭。中原諸國因懼怕西南“蠻族”楚國而聯合起來，尤其是晉國，遏制了楚國的力量。
然而，在公元前453年，晉國內部的衝突導致它分裂成三個更小、更脆弱的國家。秦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其政策與法家哲學相一致(以後會考慮)，在公元前三世紀，秦開始了一場看似不可阻擋的征服和統一中國的運動。公元256年，它推翻了周朝最後的殘餘政權，在接下來的30年裡，一個又一個國家被摧毀，因此，公元前221年，它成為了中國無可爭議的統一者。雖然暴力和蠻力是戰國時期政治的特徵，但也出現了重大的技術和文化發展。
戰國時期的動亂不僅顛覆了社會制度，也顛覆了社會價值觀。動亂也造成破壞和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需要慰藉，也需要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制度。因此，那些提供安慰或提供社會穩定與和諧前景的哲學可能會被接受。為了滿足中國的需求，出現了兩種哲學流派。
一個（即道家）試圖安慰被戰爭、四處遊蕩的強盜和普遍混亂的環境所困擾的人們，而另一個（即儒教）提出了一個有序社會的計劃。
戰國時期的經濟和政治變化在當時的新哲學中產生了反響。社會流動性似乎更大的機會反映在反對利用社會地位作為選拔官員的手段上。大多數的哲學強調的是優點而不是出生作為招聘和社會進步的主要標準。
儒家、墨家、法家是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三大哲學流派，它們最重視個人的任職資格。他們也根據他自己的行為和價值觀來判斷他的道德價值，而不是根據他出生的環境。
根據他們的想法，由於家庭地位和個人關係不足以保證朝廷顯赫的地位，統治者和他的大臣們將有一個更契約的契約，而不是世襲的、個性化的安排。類似地，一些著名的哲學家，也許是對戰國時期一些殘忍甚至惡毒的國家元首的反應，寫道：統治者自己也應該受到同樣的審視。
因此，戰國時期出現了統一中國的必要條件的發展，並出現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大臣和官員的世襲制被推翻了，新的人因為他們的能力而上升到權威的位置。他們的機會增加了，因為戰爭的時代，這導致了許多貴族的死亡。由於這些新人擁有軍事、外交和行政方面的技能，這些技能對於那些想要在動盪時期生存下來的國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各個統治者都向他們示好。
與此同時，不屬於貴族階層的有野心的人開始取代“封建”領主成為土地所有者，商人們利用國家之間日益頻繁的接觸所帶來的產品需求;這些商人獲得了可觀的財富，創造了另一個富有的非貴族階層。
這一時期所信奉的哲學思想，破壞了有利於老精英的僵化的等級結構，而支持了新崛起的平民的願望，通俗宗教在動盪時期提供了另一種安慰，儘管這種表達方式的書面來源有限。
然而，我們可以通過推理獲得一些蛛絲馬跡；一些文獻引用了對神靈和與自然有關的神靈的信仰，但具體儀式的細節卻很少。一部被稱為《楚辭》的詩歌提到了薩滿教，這是一種很容易理解的宗教，因為它不依賴於書面的來源。
在樂器和旋轉舞蹈的幫助下，薩滿可以到達天空，並以神靈的名義說話。從日本和韓國的現代薩滿教來看，薩滿也提供了基本的醫療服務。可以肯定的是，薩滿教在包括滿洲和蒙古在內的東北亞地區發展了不同的形式和實踐。無論如何，《楚辭》中有一首名為《離騷》的詩，這首詩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併產生了一系列關於一個受到虐待的官員屈原自殺的主題，以這種方式洗清了他的名字。
每年農曆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就是為了紀念這位英雄人物；通俗宗教對普通人的影響可能與道教和其他明確定義的哲學一樣大；他們幾乎沒有特定的文本，除了實踐者之外沒有神職人員。由於沒有正典，大多數人都能看到這些觀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既不會讀也不會寫。
禮拜者不侷限於固定的信仰，而是從當地的傳統、其他宗教和邪教中借鑑、結合、改造。他們相信諸如神靈、祖先和鬼魂等超自然的存在，並向他們祈禱，祈求降雨，避免自然災害，預防疾病；他們結合了對祖先的崇敬和對來生的信仰。
神和祖先成為中心，但崇拜者對鬼魂表現出同樣的崇敬，因為他們害怕鬼魂。對死者的崇拜發展起來，祖先的牌位在祈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有廟宇和神龕，按照風水的原則，神可能會回應祈禱者。紀念他們的雕像、節日、食物、飲料和香品也會引起反應。
修行者會占卜並解釋神和祖先的反應。玉皇大帝，一個高大的人物，在很多情況下是主要的神，但他仍然保持冷淡，有點接近。事實上，在公元12世紀之前，許多神是遙遠的，與山脈、大地、自然現象和遙遠時代的英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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