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年初天津共和社派邱炳炎、一個玩票的“邀頭”光臨上海,邀厲慧良到天津演出。
厲慧良的同事 趙曉嵐是到過天津的，便告訴她的合作者:
“到天津，要演，就在中國大戲院。別的劇場，不能去。”
厲慧良對邱炳炎講了這層意思。
邱炳炎回答:
“中國大戲院，好，自然好。可現在老開會，不定叫你演出了。這就很討厭。我們是名伶劇團，聯繫的是新華戲院、長城戲院，梅蘭芳、譚富英都在那兒演過。”
那也好。
過了春節，厲慧良來到天津，下榻新華戲院一側。
“新華”演一週，“長城”演兩週。
天津文化局藝術處去人看了演出，回報局長方紀:“咱們想建京劇團,不沒主演嗎? 這下好了,主演送上門來。您看看去吧。”
是嗎?
方紀立即去看演出。一看，大為滿意，便問下話來:
“怎麼不在中國大戲院安排?”
中國大戲院現在騰不出時間。
那就讓厲慧良住進“中國”。
搬家了。
這樣，“新華”延長為兩週，“長城”改為一週。
由此，天津開始傳說厲慧良。
當時，小達子大爺住在天津，逢人便講:
“我所見的《八大錘》，沒有一個不掖(貂)尾的，就是慧良不掖。功夫太深了! ”
但是，“新華”的業務連十排都賣不到。
為什麼?
還不為天津所熟知。
戲碼安排也產生了阻隔。
有個老戲迷,人稱倫五奶奶，大約是滿族吧，人家請她看厲慧良演出，她立即拒絕:
“什麼呀! 前《盜宗卷》，後《鍾馗嫁妹》，這不成戲簍子了嗎? 戲簍子，我不看! ”
您看看再說怎麼樣?
結果一看，倫五奶奶成了“厲迷”。
業務雖然不好，回頭客忒多。
“新華”的售票員作口頭宣傳:
“您看吧，厲慧良的《長坂坡》，背手接花，不是人找槍，是槍找人! ”
這一形容，神了。
厲慧良正當“而立”之年，眼力、臂力、腿力都十分之強。但是，他的戲與南方不同，與北方也不同。從主體意識，到舞臺調度，到鑼鼓經，都有自己的一套“講究”。這就需要每天說上幾個鐘頭的戲。隻身北上，沒帶個說戲的，沒帶個“抱本兒”的，孤軍作戰，也就苦了他!
嗓子累啞了。一次唱《借東風》，竟被天津觀眾“隨”了個大倒好。鬧到售票員出來解釋:
“太累了。他整天排戲，都是雙出。就是鐵嗓鋼喉，也受不了! ”
不過，首闖津門，“住進”了“中國”，這就是厲慧良的一個勝利。
在重慶，便聽說相聲前輩張壽臣先生的大名，現在到天津了，便去拜訪，請看戲，並常到燕樂戲院看先生的演出。求教的背後，也藏著厲慧良的精細:
要藉助相聲界的“嘴”傳名啊!
此時，北京市京劇二團來天津演出，厲慧良遇裘盛戎二哥。
裘盛戎從石揮等上海演藝界朋友那裡獲得對厲慧良的好評，乃鼓動慧良到北京公演。
大約就是裘盛戎宣傳的緣故，不久，北京文化局演出公司派蔣念劬來津邀厲慧良進京演出。
雖說是1950年全國戲曲工作會議期間在北京露演過兩場戲，到底在圈子裡，影響不算太大，到北京公演公演也好。反應好，可供大家參考；反應不好呢，倒也便於改正。
蔣念劬相告: “譚、裘到上海了，機會難得。多帶戲，都露露! ”
好!
厲慧良又犯了傻，再度弄成天天排戲、疲於奔命的局面。
首場演出在中和戲院，前《盜宗卷》後《挑滑車》。
到《挑滑車》,厲慧良掉了一個靠旗！
李萬春，父一輩子一輩的關係，待厲慧良忒好。萬春大哥大駕光臨，北京凡演《挑滑車》的人基本上到齊了。
李萬春、厲慧良、張世麟
看完了戲，李萬春環顧四座:
“諸位，看見了嗎? 這才叫《挑滑車》呢! ”
捧了一個，傷了一群。可，他也說得起！
厲慧良“紅”了，“紅”在北京!
演了一期，累得夠嗆。
“一望”、”兩望”，厲慧良: 哦，哦，是了，我應該參加中國京劇院。
這時候,天津邱炳炎又來了：
“這回是請您到中國大戲院了。上回，您在北方還沒影響，我們也是初識，玩藝兒怎麼樣啊? 天津認你不認你? 我沒根。‘中國’不接。這回不同了。‘中國’要接您! ”
厲慧良這才進了中國大戲院。
中國大戲院，馬連良、周信芳以降，幾乎沒有一個沒到過“中國”的。久而久之，進“中國”
便成為一種標誌，代表了一個層次: 中國級的。沒這個份兒，進不了“中國”。
“殺”進“中國”，厲慧良在天津戲迷心目中，等於進入中國京劇的“名角兒”之林。
進是進了，演出仍處於受到好評、不太上座、最好賣到七成的局面。
末一場前《豔陽樓》,後《挑滑車》。
觀眾多是看完了頭一出，出去吃飯。吃完了飯，再來，“大軸”也該上了。
一個演員被觀眾認可，總要有個過程。以後到1956年厲慧良落在天津，才出現那種一貼就滿、內銷都不夠的盛況。
就在這次演出中，厲慧良演《金錢豹》，使“飛腳過人”“絕技”出了“醜”。飛腳下桌的時 候，踩桌角踩翻了桌子（原來，南方的桌子四條腿都在底面的四角，北方則往裡靠一些。習慣了南方的，事先也沒排戲），結果一腳打飛了另一個演員的員外巾，厲慧良坐到臺上了。
“嗵! ”觀眾給了一個可堂的倒好。
“重來。”一個飛腳過三人，好漂亮!
掌聲雷動。這才圓了面兒。
戲完了，厲慧良上臺道歉!
這個戲，卻“紅”了。
回到北京，厲慧良又應蔣念劬之請，與北京市京劇二團合作了一個短期。
如果松鬆口，厲慧良也就參加這個二團了。裘盛戎一再“團結”他，希望與他合作。厲慧良卻總覺得它是民營公助，不比中國京劇院大國營、大氣派。要參加團就得天下第一團呀! 他婉言謝絕了裘盛戎: “二哥有嗓兒，離開富英不行。”
這時候，李少春來找厲慧良，向他透底:
“現在，中國京劇院正搶你呢。雲燕銘那兒搶，說她那兒沒有文武老生。葉盛蘭也是這個意思。我，也要搶你。光我一個，不行。咱倆合作，多好。你哪兒也別跑了。”
厲慧良自然高興: “行啊! ”
所以，當天津共和社再次邀厲慧良演出的時候，厲直言相告:
“咱們這是最後一次合作。中國京劇院已然有了意思: 留我……”
他隨共和社去了河北、山東。
實際上，厲慧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連李少春也想天真了。進國家大劇院，那麼容易嗎?
雲燕銘同學，作為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馬彥祥的夫人，這時起了作用。
天津要留厲慧良，被厲拒絕了。
文化局局長方紀不得不跑到文化部，點名要厲慧良。
在方紀看來，厲慧良個頭兒比李少春高，年齡比李少春小。李能演的戲，厲能演；李不能演的戲，厲也能演。倘厲能來天津，天津的工作就好開展了。
經過雲燕銘墊底，馬彥祥也覺得方紀要厲，恰好能妥善地把厲安置了。於是,致函厲慧良，稱,天津為中國三大直轄市之一，京劇薄弱，望你在津把京劇事業搞起來云云。
接到來函，厲慧良不能不改變初衷: 一、文化部是最高領導，對我太關心了。二、我要聽藝術局的。不聽，它要下個通知，誰也不邀我了，我怎麼辦?
天津文化局派藝術處處長趙楓到青島見厲慧良。
厲慧良在一推、兩推之後才擺下酒宴，接待了趙楓:
“同意馬彥祥局長的安排。我幫天津搞起一個京劇團來。搞成了，我再走。”
趙楓覆命。方紀局長同意了。
這樣，厲慧良來到天津。不久，文化局為他購置了一所擁有九間房的獨門獨院: 大營門全升裡19號。
豈料，這一“改變初衷”，厲慧良竟與天津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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