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勵科不是一個人名，是一種職業，起源於舊京伶界的“四執交場”（即劇團各種工作人員），在民國時，舊戲班的“四執交場”變為新七科，具體是經勵科、劇裝科、容裝科、容帽科(也叫盔箱科)、劇通科、交通科、音樂科。
這七科屬於內行，都有專門的學問，雖然不登臺，但是也是有專門的師父傳承，絕非外行上手就能做的。
其中經勵科尤其厲害，它類似現在的經紀人，但是權力更接近“穴頭”，最大的權力就是派戲和決定演員收入。
馬三立大師在成大名之前，就備受“經勵科”王十二的欺負。
那年是1940年8月，馬三立大師第一次“北漂”失敗，回到天津東興小書場演出。這時，天津的一位“經勵科”出現了。
冬天，王十二（王新槐，編者按）到書場來通過高桂清（當時相聲班主），約我到兄弟劇團幫忙。我算臨時演員，就進入了兄弟劇團。
表面上這是好事，但是這位王十二可不是善男信女的星探，他可謂手眼通天，為了約角兒、搶角兒、挖角兒可以動用黑白兩道的勢力，也算是網絡文學最喜歡的“霸道總裁”類型。
但是馬三立大師作為藝人就有的受了。
一個戲一個戲的排下去了。只許他們不要，不許提出不幹。劇團的東家是惡霸漢奸袁文會，下面有五虎上將、八大朝臣。對主要次要演員的待遇是非常的懸殊。進了兄弟劇團，可以說是受累受氣不掙錢，家裡的生活困難之極。自己想離開劇團，可是又不敢。
就算是出門跑碼頭，也會被追回天津。
我和劉奎珍到了濟南，很受歡迎，業務很好。不久，王十二派宋小軒到濟南找我，逼我立即回津。
這樣的生活、演出持續了5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袁文會放手劇團，馬三爺才敢辭演，回到鳥市撂地兒。
但是王十二還是沒有放過馬三爺，他把馬三立與侯一塵湊成一對，讓他們到北京演出賺錢。
即使解放後前幾年，馬三爺還是“離不開”王十二。
50年我和張慶森由北京來到天津，在燕樂上演，並在中行電臺作廣告節目。51年，紅風曲藝社改組，建立“天津市曲藝工作團”，由常連安為團長、趙佩如為副團長。業務總負責人是王十二，所有演員都算工作團的成員。52年春節，我提出自願離團了。
這位王十二可算是馬三爺人生的一大陰影了。
實際上，王十二真名叫王新槐，曾與常寶堃、趙佩茹、陳亞南、顧存德等義結金蘭，排名十二，所以被叫做“王十二”。凡是京津有名的演員，必由其接洽。資方和藝人靠他中介，其實他在商談工資和場次時，兩頭剋扣，從中漁利，雙方明知而不言，可見當時曲藝行的陋規和惡例。王十二在解放後被定為“曲霸”趕出了曲藝界。
王十二不僅欺負馬三立大師，就是從北京到天津賣藝的侯寶林，也躲不過他的黑手。
1940年左右，為了排擠競爭對手，袁文會還逼走了燕樂當時最紅的北京戴少甫，迫得燕樂園請出張壽臣來壓陣，還從北京搬來了“新人”侯寶林。
侯大師一炮而紅，成為與常寶堃並立的兩大相聲，甚至不僅能演倒二，還能在演出中“攢底”壓大軸。
有一次，在天津大觀園王十二讓侯大師替唱大鼓的林紅玉攢底，當時林紅玉攢底能賺五百多，侯寶林只能拿二百四。侯寶林罕見地爆發了，說什麼都要提價，理由就是相聲能攢底就證明不比其他行低賤，不能拿這麼少。
王十二頓時惱羞成怒，罵起街來：“相聲的要比唱京韻大鼓的掙得多？這簡直是欺師滅祖！”
最後，侯寶林大師經過據理力爭，以四百六成交，這是相聲藝人首次攢底拿到攢底錢，所以張壽老就此說侯寶林對相聲是有功的。
從王十二敢罵侯寶林欺師滅祖，也可以想到這位經勵科的底氣有多足了。
除了打壓手下藝人，王十二為了劇團生意好，倒也想出了主意，他可能是現代相聲劇的間接鼻祖。
為了賺錢，王十二想出了新輒。他與小蘑菇商量將聯義社更名為天津市兄弟劇團，專門演出反串戲。
何為反串戲？就是由小蘑菇、趙佩茹、馬三立這些相聲藝人來演京劇和地方戲種的摺子戲，如《大劈棺》、《紡棉花》、《花田錯》、《姻脂虎》等，加上相聲演員的誇張、搞笑處理，成為荒誕的劇種。為求生存藝人們只得依從，畢竟團裡開著包銀月俸，不演也沒有其它辦法。
電視劇《馬三立》中，就有馬三爺大年三十反串的情節。
沒想到反串劇的生意還不錯，為使演出效果更好，王十二還請來京劇名家正經說戲，這倒使藝人們得益匪淺。除了反串戲，劇團還經常上演一些化妝相聲，稱為“彩扮相聲劇”。對相聲藝人來說，這些演出屬於不務正業，不過在其中倒是學到了不少東西。劇團後來還辦了巡迴演出，在唐山、北京一帶打出名氣。
因為多是相聲名家參與，所以在北京演出時，驚動了李萬春、侯喜瑞、張君秋等京劇名角前來觀看，對這種怪誕的劇種倒也欣賞。
馬三立大師也記得在北京常接受京班大戲名角兒們的宴請，而他只能說幾個小段，算是回禮了。
王十二作為曲藝界“經勵科”的一個縮影，可以看出舊社會藝人的生存環境非常惡劣，不僅受著老闆的欺壓，連“自己人”經勵科都要在他們身上吸血，雖然伶界有經勵科五大家的說法，不過到了解放後，這一行當自然而然的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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