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知章(659——744年）字季真，又字維摩，自號“四明狂客”、“秘書外監”。為著名的“飲中人仙”之一，越州永興(今浙江蕭山人）。37歲時，賀知章以進士及第，初任國子四門博士，又轉太常少卿。玄宗開元十年，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舉薦賀知章等人院同撰《六典》《文纂》， 後遷禮部侍郎，加授集賢殿學士，投任太子侍讀，不久，又遷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太子賓客，加授青光祿大夫，兼正投秘書監。賀雖然官位不顯，但也順暢，只是他並不熱衷仕途，晚年無心人仕，借病還鄉為道士，並將住宅舍為“千秋觀”，而後“羽化登仙”，享年86歲。
賀知章的“狂客形象”，則體現在他的交遊上，二則體現在他的書法藝術上。他性格開朗，為人豁達，善交名流賢達，人謂“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李白第一次到長安，當時賀知章已80餘歲，又位居太子賓客兼秘書監，他屈尊禮讓李白，並解下所佩金龜換酒宴請李白，二人竟成忘年之交。李白的詩歌和書法同賀知章是樣的風格，李白在《對酒憶賀監二首》也詠歎道：“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相見， 呼我‘ 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在《送賀賓客歸越》中說：“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與《黃庭》換白鵝。”賀知章為人同樣風流狂放，為書也狂放風流，就像王羲之寫經換鵝一樣。
賀知章與草書家張旭也是忘年之交，均被杜甫稱為的“飲中人仙”之一。賀知章與張旭性格喜好相似，他們常常起乘酒興於街巷中邀遊， 又皆好醉後作文，提筆立就，文不加點，文筆與書法皆稱絕妙，且兩人都以草書著稱於世。宋施宿《會稽志》記：“賀知章嘗與張旭遊於人間，凡見人家廳館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雖古之張(芝)、索(靖)不如也。”賀知章的“狂客風流”體現在書法上，即是揮毫草書，同時代的書法理論家竇泉在《述書賦》中評價說：“湖山降祉，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嗣寡儔。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寫憂。雍容省闥，高逸豁達。解朝服而歸鄉，斂霓裳而辭闕。”唐代大詩人李白、劉禹錫、溫庭筠都曾寫詩詠贊其草書的浪漫美，“筆縱龍虎騰”，“筆力道健，風尚高遠”，“落筆龍蛇滿壞牆”。
宋代宣和御府藏有他的草書12件，有《孝經》《洛神賦》《胡桃帖》《上日等帖》《千字文》等，這些作品現在大都無法睹其風采，僅有一卷草書《孝經》現藏日本皇宮，卷未有宋初人題記：“建隆二年冬十月重粘表，賀監墨跡。《孝經》紙本，共32行，417字。《孝經》與《書譜》一樣， 逐襲晉人法度，王氏風格。其書字字獨立，點西欲|斷還連，既含章草隸意，又有今草風韻，比《書譜》狂放有餘，是孫過庭與張旭之間的過渡。盛唐時期，書法藝術已衝破初唐舊制， 大批藝術家所崇尚標榜新體、訴諸個性的藝術主張已蔚然成風，賀知章草書風格即為一例。
《孝經》書法藝術可分前後兩個部分，前部分200餘字，顯出一派賢士儒達之風，溫文爾雅，簡淡古樸，雖然用體章草，但行筆不緊不迫。到了後半部分，波瀾頓起，狂放迅疾，其章草筆法，已經橫越今草，演變成一筆書，牽絲索回，氣貫底。今人劉玉成說：“(賀知章)已經把一些筆法上的起承轉合置諸腦後，盡情宣洩自己的詩情。這種書寫中的情致已經離開孝道之謹嚴了。看得出來，書法家有所追求，有一種首鼠兩端的縱慾感和窘迫感，一種也許已經瞭然於胸的藝術模式在眼前升起。然而，他還沒有把它捕捉到，一種新的形式還未完全在他筆底蹦現出來。他的目標為他的另一位酒友、詩友和書友實現了，那就是草書大家張旭的警世駭俗的創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賀知章的草書《孝經》藝術成就極高，是唐草中今草與狂草橋樑之作，而且還與《書譜》有一定的相比高下，這樣說明足可以讓我們看出賀知章寫的這幅作品有多高，有多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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