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何霧
在咪達唑侖（一種鎮靜劑）的持續作用下，這位73歲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已昏迷數日——她的血氧飽和度一度低至60%，黏液充斥著她的肺部。
每4個小時，護士們會對她進行一次鎮靜評分，用輕拍和呼喚名字的方式來測試她的反應。在她最危險的時候，重症醫學科主任範學朋為她接上了全院唯一一臺ECMO（人工肺）。這臺數百萬元造價的設備體外接管了患者的肺部，通過靜脈向患者的臟器運送氧氣，並洩出二氧化碳。
這是武漢市第一醫院3樓ICU負壓房內的景象。它危險重重，被層層包裹。進入這裡的患者，致死率高達67%。
範學朋穿過一樓空蕩蕩的大廳後，通過扶梯抵達3樓ICU門外。發放物資的護士們早已備好防護設備，他必須小心翼翼，嚴格按照流程穿戴它們，避免任何部位暴露在高濃度病毒中。整個過程通常需要消耗30分鐘。以護士們在每個人前胸、後背上寫下他們的名字，範學朋的稱呼是“BOSS 範”。
他推開藍色大門，便是另一個世界。在這間20平方米的ICU房間內，患者被機器和導管包圍。從鼻腔進入的氣管插管深入她的體內23公分，胃管則深入100公分，直抵腸道。這一切，她一無所知。
她雖仍身處險境，但病況已有好轉。為了增加她的身體活性，迫使她陷入昏迷的鎮靜劑已減量。例行巡房時，範學朋拍了拍患者的臂膀，呼喚著她的名字，又湊近她，翻開對方的眼瞼。患者沒有反應。
護士們開始為患者翻身。這通常是他們交班後的第一項工作。為了避免長期臥床所引起的褥瘡，護士們用枕頭改變患者的體位，使她的身體側往不同的方向。患者身無一物，以便導管插入。她像一艘船那樣停滯下來，寂靜，沉重。為了“保留患者的尊嚴”，翻身的時候，護士們用藍色毛毯遮住她的私密處——這是ICU病房裡的慣例。
另一個慣例關乎時間的力量。ICU負壓房被數盞燈光照亮，除了藍、白，再無他色。監測設備和導管是冷的，取血針是冷的，只有病榻上昏迷的患者是熱的。這兩間負壓病房沒有窗戶，門總是緊閉。對於危重症患者來說，外面的時間沒有意義。護士們說，待到患者生命特徵完全平穩、恢復神智後，他們會在夜裡儘量減少對他們的打擾，只留一盞床頭橘黃色的小燈，“以便讓他們知道日夜。”
翻身這樣的體力活需要四個護士協作。防護服裡的人們早已被汗水溼透。房內只有儀器的運轉聲，但他們交談時，還是要貼近彼此。
就在護士們為患者翻身時，她的右腳輕輕顫動，隨後她慢慢睜開了眼。護士急匆匆叫來了正在門外電腦上查看病歷的範學朋。他又湊近看著她，他們四目相對。範學朋明白，這位73歲的患者病情正逐步平穩。而她的病友——隔壁負壓病房裡57歲的患者，情況也正在好轉，新冠肺炎導致的缺氧使她總是無意識地睜眼，護士們便用溼紗布搭住她的雙目。
這位從醫十多年的重症醫學科主任說，“活著意味著一切。”他必須細緻縝密，並且快速地來做這道生死判斷題。
現在，人們對於新冠病毒的認知仍然有限。範學朋說，新冠病毒的可怕之處，是沒有特效藥。“大部分人要靠自愈。”其中氧療、營養補給最為關鍵。SARS疫情後，人們的共識是不要大劑量使用激素。“而這一次的共識是，不要所有人都用激素。”
他見證了武漢疫情從開始到爆發，再到如今“床等人”的整個過程。2019年12月末“不明原因肺炎”爆發後，作為業務領頭人之一，範學朋帶領著同事們從本院輾轉多地，參與定點收治患者的武漢市第五醫院、雷神山醫院救治工作。隨後，他又回到這裡，參與搭建第一醫院新冠肺炎患者收治病區。
這個身處疫區中心的醫院，很早便建立了規範的發熱門診。疫情之初的1月5日，一醫院將散落在各個科室疑似病例集中管理，並讓前去診治的醫護們穿上了防護服。就在1月10日，範學朋也在臨床發現多個病例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他提醒同事們，要注意聚集形態發病病例。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一醫院醫護人員們感染的風險。直到現在，在範學朋所在的重症醫學科近100名醫護人員隊伍中，僅有3名人員感染，且都是輕症。現在，他們都已被治癒並歸隊。
現在，已經不是他最勞累的時候。1月24日除夕，範學朋領著8個醫生和20多名護士來到武漢市第五醫院時，一夜便收治了60名患者。他們連續工作了24個小時，出艙時已幾近虛脫。
他通常會在上午9點進入隔離病區，中午出艙，下午參加會診療會議，處理管理上的工作。病人症狀有變，他還要時刻待命入艙，索性在醫院對面仍在營業的酒店開了一間房，在最短的時間裡趕赴病房。
這本不是他的夜班。他仍然選擇深夜巡房，以便目睹“夜裡真實的情景”，查看患者病情，並與下屬們在一起。他覺得，武漢現在一線的護士比醫生更稀缺，“瞭解你的戰友，理解他們的辛苦。”
他很早便把兒子送回了湖北黃岡老家。兒子已經14歲了，父子倆每天會通視頻電話，聊聊這一天的生活。範學朋說，疫情發生後，縱然穿著防護措施，醫護們還是會害怕。“自己倒下是其次，家人倒下才是致命的。”
為了避免風險，大部分的護士也選擇在醫院暫住。院方將他們安置在騰空的三人間病房裡。護士程詩雨也將20個月大的兒子送去了老家蔡甸區，丈夫則留守在武昌的家中。他們通常也會在晚上7點撥通視頻電話。夫妻倆常常沉默無言，看著屏幕裡的兒子吃飯，玩耍。
她第一次跟兒子分開這麼久。剛剛分離的那幾天——比如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程詩雨剛剛看見母親抱著她的兒子出現在視頻裡，眼淚便忍不住地流了下來。
一個多月過去，母子倆也都習慣了這樣的見面方式。父母給外孫看她穿著防護服的照片：“看，這是媽媽。”兒子便形成了這樣的認知，每次在電視裡看著抗疫前線穿著防護服的人們，他便會指著屏幕喊：
“媽媽。”
程詩雨和丈夫相識5年。他們會在兒子睡覺後繼續聊一會兒。女主人會在這個時候指使丈夫去做家務。以前每逢於此，他時常會試圖反抗。現在，他總會爽快地答應她。他們也數月未見，程詩雨說，疫情也深刻地改變了他們。
護士們通常會在凌晨1點半到達病區。為患者翻身的工作結束後，他們還需要給患者抽血、在泵裡續藥，或者為其做氣壓治療，以阻止患者因長期臥床而導致的靜脈血栓。
他們還將持續地檢測患者的生命體徵。一般而言，體溫和血糖等常規監測的週期從1到4小時不等。對於危重症患者來說，血氧飽和度等重要指標則需要時時檢測。這意味著護士們需要長久盯住數值。他們記錄患者們體徵所發生的一切變化，以便通知醫生判斷。
現在，兩名躺在負壓ICU房內的患者，體徵已逐步平穩，醫護們也將迎來最難熬的時光。
程詩雨說，忙碌的時候，他們感受不到防護服內部的沉悶和身體的疲乏。“稍微輕鬆下來後，各種痛苦便隨之而來。”他們的衣服早已溼透，在防護服裡會聞到身子發出的餿味。長時間的壓迫式佩戴口罩，帶子會像刀子一樣割在耳朵上。當他們停下走動和體力勞動時，會感到衣物貼身的冷。凌晨5點，他們普遍感到飢餓和口渴，伴隨而來的是胃部疼痛。但這些感受，他們不能說出來。體感的痛苦，會像“傳染病”一樣傳遞給在場的其他人。
範學朋沒有表露痛苦。這一夜的工作快要結束了，他又坐回了辦公桌前。時間已近6點，早班的張醫生推開了病區的大門。他們先後來到兩位患者的病床前，範學朋給她詳細交代了接下來4個小時裡的注意細節。
他隨後退出了病房。他曾經在交流學習時拍攝過國外的風景，便把照片掛在科室的走廊上。這些來自波士頓、荷蘭等地的風景照被他嵌入紅色相框內。他穿著防護服路過這些風景時，會抬頭看看這些生機勃勃的自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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