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的第一個庚子年是特殊的，今年的新春佳節人們問候的不是”新年好“，大家關注更多的是全國蔓延的疫情。疫情趕在新春，是一個千年不遇的玩笑。安安心心在家躲避疫情，就是我們對國家作出的最大貢獻。
中國古代也出現了多次疫情，這麼多次疫情考驗了中華兒女，同時也檢驗了中醫的技術，古代歷次大的疫情，中醫在其中都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曹植曾經在《說疫氣》中記錄了這種慘狀，“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中醫學的聖人張仲景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撰寫出了萬古鉅著《傷寒雜病論》。面對現代的冠狀病毒流行，我們還有沒有必要繼續學習《傷寒雜病論》，這本兩千年前的書，對現代還有沒有指導意義？
為什麼張仲景會成為醫聖呢？有社會的原因，當然也有個人的原因，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以適時”，仲景先師曾為《傷寒雜病論》作序：“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幾百人的大家族因為疾病，不到十年的時間去世了一多半，如果不是疫氣流行，怎麼可能有如此高的死亡率。
於是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一邊治病救人，一邊著書立說，一邊參閱古代醫著，仲景先師懷一顆濟世救人之心，將治療疾病的經驗載之於竹簡，為了使後人見到這種疾病，不至於手足無措。正是由於如此豐富的醫療經驗與醫學造詣，才有了幾萬言的《傷寒雜病論》，開創了後世辨證論治的先河，被稱為“方書之祖”。
有的人認為既然把書名稱為“傷寒”，這本書應該是針對“傷寒”而設立，對於其他疾病的指導意義不大。而古代的“傷寒”類似於現在所講的外感疾病。於是很多人隨聲附和，不讀書者至於是也。《傷寒雜病論》雖以“傷寒”二字命名，但是書中包含了許多經過“汗、吐、下”等錯誤治療後的疾病，有的人說《傷寒雜病論》是一部“救誤”的書，一點也不為過。
《傷寒雜病論》就像是疾病發生髮展的一部記錄片，從疾病的初始，到進一步發展，疾病的轉歸，疾病的預後，在書中均有體現，並且針對疾病的多個階段，均出具不同的方劑治療，其中對於疾病的診斷與鑑別診斷更是後世書中所不具備的，症狀出具的方劑有“主之”、“可與”、“宜”這些詞彙無不是精確診斷的代表。
雖然仲景先師也有診斷不明確的時候，但是仲景先生有診斷性的治療，有治療的先後順序，比如“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因為小建中湯與小柴胡湯都可以出現弦脈與腹痛，是臨床上難以鑑別的，但是兩方有先後之別，需要先用小建中湯緩急止痛，如果不好則說明不是以中焦症狀為主，需要以小柴胡湯和解少陽。
再如以小承氣湯探有無“燥結”，因為病人沒有大便，不知道大便是乾燥，還是溏薄，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大承氣湯，這種攻下力量很強的方劑。這個時候遊移不定，可以用小承氣湯稍稍飲入，觀察病人的反應。如果病人出現“轉矢氣”的情況，說明腸中有“燥結”，可以使用大承氣湯攻下，如果沒有出現“轉矢氣”的情況，則不能使用攻下的方法。
說了這麼多，《傷寒雜病論》用於實戰如何呢？遠了不說，清朝末年廣東省有四大經方名家，當年廣東省鼠疫流行，這四位中醫師徹夜不眠，商討應對之策，最終以升麻鱉甲湯為主，治療這次流行的大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世紀50年代，河北省石家莊市爆發流行性乙型腦炎，危難之時許多中醫挺身而出，根據大多數人高熱，口渴嚴重，出汗較多等症狀，制定出了白虎湯治療這次流行性乙型腦炎，成功挽救了無數的病人。但是後來疫情再次爆發，症狀相似，但是用白虎湯療效一般，甚至是無效，於是再一次召集中醫的高峰論壇，蒲輔周老先生認為這次瘟疫與前次不同，這一次的不單單是陽明熱證，還夾雜有溼氣，溼濁與熱邪混雜，但以白虎湯治療不效，於是以白虎湯加蒼朮一味，化陽明溼濁，又取得了很好的療效。
許多人關切的諮詢中醫可有防護的方法，其實中醫在防護方面的措施遠遠落後於西醫，因為中醫沒有認識到這些看不到的小東西才是致病的罪魁禍首，但是也知道隔離，阻斷交通，這些簡易但是並不簡單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劑可以預防這次疫情呢？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體質，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舌象與脈象，我覺得無法擬定一個通用的方劑去預防這次疫病，但是《黃帝內經》有句話說的十分精彩“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養好自己的身體，不接觸染病的人，就是最好的預防措施。
雖然中醫不知道這種致病的微生物，但是一樣可以治療，就像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手機的內部結構，同樣可以達到我們打電話、發信息、看視頻的目的。中醫不瞭解這種病毒，不知道它的表面有什麼特異性蛋白，同樣可以通過辨證論治達到治療的作用。《傷寒雜病論》仍然有它獨特的優勢，值得我們在大疫面前虔誠學習，眾志成城，共同打好這一硬仗。祖國加油，武漢加油，中國人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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