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來，改革開放，春風化雨，改變了中國，影響並惠及了世界，這4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濃墨重彩的40年。
面對這個舉世矚目、影響深遠的偉大實踐，中國網財經聯袂今日頭條共同邀請中國著名企業家共同致敬這個偉大時代。
這一期我們邀請到了國務院參事湯敏，看看他對改革開放有哪些體會。
到2020年，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將第一次徹底地消除了絕對貧困。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推動發展生產、消除貧困的工作。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到現在， 如果按當前的扶貧標準，我國已經有7.9億人脫貧了貧困。 按聯合國的說法， 這佔到了這一期間全世界脫貧的人口的70%以上。過去五年間， 我國已經有6600萬的農村人口脫離了貧困。今天，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形勢在變， 環境在變， 我們未來的任務也在變。 但在眾多的變中，也有不變的， 那就是扶貧助弱應該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長期的主題。
一、扶貧四十年奮鬥史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推動發展生產、消除貧困的工作。但由於當時的經濟基礎極端薄弱，生產能力低下，經過曲折的發展，到1978年，我國還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按世界銀行公佈的數字， 1981年中國的貧困人口高達4.9億人， 貧困發生率為43%。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扶貧標準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經過幾次大的調整，扶貧政策也隨之不斷變化：從開始的"救濟式扶貧"到現在的"精準扶貧"，中國的扶貧開發大致經過了五個階段。
一是體制改革推動扶貧階段(1978-1985年)。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首先是以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取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體經營制度。通過提升、產業結構調整以及非農領域就業的渠道，將利益傳遞到貧困人口。同時，中央開始推動類似扶貧開發的以工代賑計劃和"三西"農業專項建設項目。到1985年底，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少到1.25億人。
二是為有組織的大規模扶貧階段(1986-1993)。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成立，拉開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的序幕。當時農村年人均純收入在206元以下的約有1.25億人，佔農村總人口的14.8%。國家劃分了18個集中連片困難地區，依據農民人均收入，制定了國定貧困縣標準，劃定了331個國家貧困縣。到1992年底，農村依靠其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8000萬人。
三是為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階段(1993-2000)。"八七"的含義是：在20世紀的最後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1993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列入"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調整為592個。在這七年間，中央政府累計投入扶貧資金1240億元。到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8000萬下降到3200萬，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5%。
四是為整村推進為主要特徵的階段(2001-2010)。國家制定了新世紀第一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扶貧政策在保留和適當調整重點縣的同時，把目標瞄準到村級，重點實施"整村推進"。在全國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此階段逐步在農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沒有勞動能力或喪失勞動能力的部分農村貧困人口，給予最低生活保障，初步形成了低保維持生存，扶貧促進發展的工作格局。
最後是當前的以精準扶貧為特徵的階段(2011-2020)。在這一階段扶貧的標準走出了僅以貨幣為標準的模式， 實行的是多維貧困標準： "兩不愁，三保障"，即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並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從貨幣貧困標準的角度看， 這一標準一下子就比2009年的標準提高了92%。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把區域發展和個人幫扶結合起來，劃定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實施精準扶貧的方略，使得扶貧有效集中在貧困人口身上。十八大以後，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推動下，"精準扶貧"成為一切扶貧工作的中心。在全國範圍內建檔立卡識別貧困人口。2015年中央制定了《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期間，中西部22個省(區)黨政主要負責人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
二、空前絕後的精準扶貧
我國目前實行的精準扶貧方式應該說是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在全國範圍內，把每一貧困戶都找出來，建檔立卡，一戶一策，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從未有過，所以是"空前的"。 這次脫貧攻堅完成後，中國就沒有絕對貧困了，即沒有還吃不飽，穿不暖，沒有基本醫療，或沒機會接受義務教育， 或住在危房中的貧困戶了。極少數無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會由低保兜底。 未來還有相對貧困的人群， 而且相對貧困會長期存在。 但是， 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不需要這麼大規模精準扶貧方式。 也就是說，未來中國不會有精準扶貧了，在世界範圍來看，也很難有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有這樣強的執行力來推行精準扶貧模式。 所以說，精準扶貧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壯舉。
常言道， 行百里者半九十。 未來的三年，我國還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要脫貧。 這個規模雖然只有五年前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一，扶貧越到後面任務就越艱鉅。
脫貧攻堅要啃幾塊硬骨頭。 第一塊硬骨頭叫做深度貧困地區，即三區三州：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區、甘肅臨夏州、四川涼山州和雲南怒江州。這是目前中國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地區。 目前這裡的很多地方貧困發生率， 也就是貧困人口占當地人口的比例還在20%以上。
第二塊硬骨頭就是扶貧移民搬遷。我們一共要搬一千萬人，現在已經搬了589萬人了，未來三年還要搬411萬人。 441萬人是一個什麼概念？是近三個三峽移民的規模。當年在建設三峽時，要動員全國的力量，還在電費裡面加價，一直做十幾年的工作才搬遷來120萬的移民。現不到三年內，要完成三個三峽移民的規模，困難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塊硬骨頭是因病因殘致貧的人口。在餘下的這三千萬貧困人口裡有一半左右是有因病，或者本身殘疾致貧的。另外， 65歲以上的老人佔了這個三千萬貧困人口的15%以上。 傳統的產業扶貧模式對這些因病致貧的人群並不合適。
第四塊硬骨頭為內生動力不足之人。 "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這部分人狀況。 雖然這批人在三千萬人貧困人口裡面比例並不大，但是非常難處理。他們人不多，但對村民的負面影響很大。他們不好好幹活，還得到幫扶，老百姓就很不高興。 這也是塊硬骨頭。
十九大報告提出來要打好脫貧攻堅戰。什麼叫做"好"呢？第一， 要有一個穩定的扶貧長效機制，短期內讓貧困戶脫貧相對容易， 保證長期穩定的脫貧，不返貧挑戰很大。 現在的政策是脫貧不脫幫扶，脫貧不脫政策，原來的政策脫貧後還要繼續執行一段時間。
另一個"好"，就是讓貧困戶有獲得感。 什麼叫有獲得感呢？一位中央領導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如果你給餓肚子的人一件棉襖，從數據上看，他可能脫貧了，但是他並沒有獲得感。 所以一定要滿足貧困人口的真實需要，否則即使國家花了錢， 貧困戶也不會領情。
最後， 打好扶貧攻堅戰要堅持現行的扶貧標準，不能拔高也不能降低。 現在降低是不敢的，但拔高的現象是存在的。 一些地方把標準拔高， 一方面是財政很難長期堅持下去。 另一方面還有稱之為"懸崖效應"。那些沒有被定為貧困戶的邊緣戶，其實原來生活情況跟貧困戶也差不太多。 但因為沒有被定為貧困戶，精準扶貧的所有優惠政策與資源他們都享受不到。 如果把脫貧的標準拔得太高，懸崖效應會越來越嚴重，引起新的社會不公。
三、新時代的新扶貧
隨著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 也隨著大規模精準扶貧的收官，到2020年底我國基本消滅絕對貧困，一個新的問題很快將要被提上日實際議事日程：2020年後還需要扶貧嗎？
毋容置疑，如果連發達國家都還存在著反貧困問題，2020年後的中國反貧困依然應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當然，那時的反貧困的重點將發生變化，反貧困的方式也將發生很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所說的到2020年要全體脫貧， 指的是在現行的"兩不愁，三保障" 標準下的脫貧。 這也就是能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溫飽而已。況且， 在扶貧中還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邊緣戶"。按現在的標準， 他們不屬於貧困戶。 但是， 他們的收入與生活狀況跟貧困戶也差不太多。 但因不是貧困戶， 精準扶貧的各種優惠政策他們都沒有享受到。 瞄準式的扶貧越精準， 對這些邊緣戶的衝擊就越大。 這是一個數量巨大的群體，2020年後的扶貧一定要幫到這些邊緣戶。
國際上通行的方式是，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貧困的標準也要隨之不斷地深化，特別是要由解決絕對貧困逐漸發展到緩解相對貧困上去。 最早明確提出相對貧困概念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Victor Fuchs，他認為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以收入或消費衡量的生活狀況低於社會平均水平並達到某個程度，則可認定其為相對貧困。 這也就是說， 相對貧困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無關，而僅僅與收入差距有關。 只要存在著收入差距，就存在低收入的階層，從而就有相對貧困。 絕對貧困是可以隨著經濟增長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減少， 但相對貧困卻只能隨收入不平等現象的減少而隨之緩解， 不可能消除。
對於中國來說， 我們可能也要走同樣的路。 目前一些學者正在研究如何制定2020年後的相對貧困標準。 可以如同過去一樣， 再畫一條貧困線，然後在給出減貧指標一年一年地減下去；也可以定一人均收入的比例，或是乾脆定一個人口比例， 比如說10%， 人均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 都屬於相對貧困人口。 還有城市貧困的問題。2020年後， 我們應該開始著手解決城市貧困的問題了。是城鄉劃同一條貧困線，還是城鄉各劃一條線？ 這些都是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對於中國來說， 貧困還存在著在地域上相對集中的問題， 在瞄準相對貧困問題上， 如何解決區域性扶貧的問題， 也是一個大挑戰。
不管如何定這個相對貧困的標準， 相對貧困比絕對貧困更難解決， 政府與社會更需要全方位地在政策、財政投入、產業發展和社會治理上進行干預。
雖然相對貧困難以消滅，但可以減少相對貧困的"度"。也就是經濟學家常說的減少基尼係數， 讓貧富差距不斷的繼續擴大，最好還能縮小。 但是， 我們都知道這該有多難。 全世界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們一代一代地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在一些特殊的時期，在個別的國家中， 基尼係數在縮小， 而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近幾十年來， 相對貧困還在不斷地擴大，這是一個全球範圍內的不爭事實。
解決相對貧困的另一條出路是讓社會階層流動起來。相對貧困的人數可以不減少， 但可以讓貧困的人流動起來，不要讓貧困的家庭的人一直貧困。 用學者的話來說，叫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對比減少相對貧困的任務來說， 加快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還是好辦一點的。
要大規模的解決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提供公平的教育。 讓貧困人群的下一代能夠與其他人群的孩子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這裡所談的教育公平， 不僅是讓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得到基礎教育， 即"有學上"， 這實際上到2020年時基本上都已經解決了。 2020年後的教育公平， 就應該是在"上好學"上的公平， 即要讓貧困地區及貧困家庭孩子得到的教育質量上要公平。 大家都知道，這是很難辦到的。教育質量是由老師來實現的。 別說是貧困地區， 連北京這樣的大城市， 還有學區房， 有薄弱學校，教育質量公平還無法完全實現。 優秀的老師一般都不願到貧困地區去， 去了也留不住。 因此，貧困地區的孩子即使是有學上了， 但因教育質量太差，他們也難以在中考、高考上考個好分數， 升到更好的學校上學。在同輩中， 他們還是社會的最底層。這種現象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 社會階層難以流動是一個普遍的國際現象。 近年來我所在的友成基金會聯合學校、社會機構嘗試著用互聯網把優質教育資源送到貧困地區的學校中去。 四年前， 我們與人大附中合作， 採取了 "雙師教學"的方式，一個是遠程的人大附中優秀老師，一個是當地的老師， 兩個人分工配合把一個班的學生教好。 經過四年的成功試驗後， 這種模式正在較大規模推廣。 除了正課之外， 我們還把農村學校最缺的音樂、美術、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課等用互聯網把全國最好的課送下去。 希望用互聯網＋的方式來緩解到教育公平的問題。 讓努力學習的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們與城市的孩子們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再舉一個如何在機制上建立一個緩解相對貧困的例子。 "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定出的宏偉目標。 但是在鄉村振興中如果在政策上不向貧困地區傾斜，結果很可能進一步拉大農村的貧富差距。 從振興的角度看，當然是富裕地區， 條件好的地區容易被振興起來。 一些地方政府如果追求短期效應，很自然地會把資源投到容易出政績的地方去。
最近我們到廣東調研，看到他們的鄉村振興模式正好相反。 他們提出鄉村振興要 "後隊變前隊"。他們在全省範圍內挑出了2300個最落後的行政村，未來三年內每個村子給1700萬的財政與社會資金的支持。 這2300個村子是目前全省最落後、最貧困的村子， 是"後隊"。經過三年一輪的大投入，他們就有可能從"後隊"變成"前隊"了。三年後再找2300個相對落後的村子， 把"後隊"變成 "前隊"。這樣三年一輪一輪地做下。政府支持的總是最落後的村莊。富裕的村莊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 通過商品市場來致富， 不需要特別的幫助。 這樣既振興了鄉村， 又在不斷地減少發展的差距。 這種"後隊變前隊"的思路， 應該成為政府各項工作的一大原則。 政府的任務是 "雪中送炭"， 而不是 "錦上添花"。 我們已經超越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展階段。跟30-40年前相比，市場的機制已經大體上能夠讓那些能先富起來的人， 有先知先覺的人富起來了。政府除了建立好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之外，很大的精力應該放在扶貧與助困上。
除此之外，我們還一直在推動社會價值投資在中國的落地與發展。社會價值投資， 有時也被稱為"社會影響力投資"或"影響力投資"，是一種追求可測量的社會價值併兼顧經濟回報的投資形式，為應對社會領域的投融資困境提供了新的選擇。如果將傳統的公益慈善作為一極，以傳統的商業投資為另一極，社會價值投資則介於兩者之間。這種投資方式具有明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意向，有事前預期和可測量的社會價值，同時兼顧財務收益和可持續性，投資項目的財務回報率可以低於也可以高於市場平均的回報率。
社會價值投資將社會目標與市場手段相結合，具有一些突出的特點。它有助於政府、市場、社會協力參與社會投資，擴大了資源動員的範圍和基礎， 使投資決策更加透明和可問責，使投資產生的社會效果更加有效、規模化和可持續。它並不能取代傳統的公共投資和市場化投資，而是提供了這些傳統投資手段之外的新選擇。這些特性使社會價值投資得到投資界、公益界以及政府的青睞。目前一些社會組織正在進行各種社會價值投資的試驗， 一些項目已經見到成效。 在新時代，我們應該關注這些新的市場與社會結合起來的領域，讓中國能在這些領域中走到世界前列。
最後，新時代中還有一個大變數就是科技的影響。 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等，這一系列的新科技新的技術，導致人類正進入一次新的產業革命。 這些新科技對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現在還不得而知。 但是從過去10多年的變化看，它對就業市場的衝擊不可低估。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新科技對貧困及低收入人群的影響。在市場中， 新科技的最先受益者往往是那些有能力、有購買力的人群。而這些新技術與設備又加強了這些人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反之， 貧困人群往往是這些新技術的最後受益人。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注意來特別彌補市場的不足，高科技的馬太效應會越來越強。這也是在新時代我們要加以深入研究的新問題。
總而言之， 經過四十年艱苦卓絕的奮鬥， 我國很快要全部消滅絕對貧困。 但是， 2020年中國步入全面小康社會並不意味著政府的扶貧助弱任務的結束。 在新時代， 扶貧助弱的更大挑戰將擺在我們面前。我們還要一如既往， 用我們的智慧和擔當去迎接挑戰。同時，也通過解決這些棘手的社會問題來磨練我們自己的理論與實踐能力，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實踐中， 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新的經濟理論來，讓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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