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提倡“讀經”，那樣可能會從小就培育原來傳統政治體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讀經”與“啟蒙”
記者：中國第一所海外“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掛牌。據中國國家漢辦透露，中國計劃將在未來幾年內在全世界建立一百所“孔子學院”。有媒體將此事件解讀為“漢語將改變世界大腦”，您怎麼看？
李：實際的情況似乎是，外國人要與中國人做生意，急需漢語人才，如此而已。
記者：您與學者陳明有一對話，把“思想界開始重視本土文化資源”解讀為“由於中國近十年來之經濟發展國力增強”。您是想說中國近十數年來的發展頗多得益於本土文化資源嗎？
李澤厚
李：不是的。
“本土文化資源”這個概念太寬泛，不清楚。確切地說，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在這裡發揮了相當的作用。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喜歡將自己“事事不如人”全歸結於“文化不行”，於是反傳統。我曾經批評過、反對過，惹來不少咒罵。現在，經濟發展、國力增強了，發現自己並非“事事不如人”，又開始吹噓自己的傳統文化如何了不起。對此我也反對，結果又會有人罵。
記者：您似乎對倡導少兒“讀經”不甚以為然——“不反對”而已，能具體說明嗎？
李：我不欣賞“少兒讀經”之類的籠統做法、提法，它很難與當年袁世凱的“尊孔”徹底分清。蔣慶先生公開譴責蔡元培先生當年取消讀經。在我看來，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啟蒙”，那麼現在一些人就是“蒙啟”：把啟開過的蒙再“蒙”起來。我說“不反對”，是因為蔣先生是民間的自發活動，人各有自由，他可以去嘗試。
記者：蔣慶先生認為，“李澤厚先生主張把公德和私德分開是不能成立的”，對此您怎麼看？
李：公德私德之分並不是我提出的，梁啟超早就提出了。我是主張培育宗教性道德的，但我不贊成籠統地提倡“讀經”。儒家經典中的許多道德是與當時的政治法律體制和生產、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的，它產生在已有嚴格等級的氏族社會中，發展在專制政治體制的傳統社會里。所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等等便是這種道德的核心內容。“經”也有一大堆，“四書”、《詩經》以及《周易》《禮記》可以選讀一些，但尚書、春秋（這是蔣先生視為至寶的）也要人去讀去背嗎？《儀禮》《周官》《爾雅》呢？需要人人必讀嗎？我以為不需要。
蔣慶
記者：蔣慶先生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地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鏡，認為儒家文化壓抑人的獨立，其實並非如此。比如孟子講的“浩然之氣”等。蔣先生有一句反問：“難道兩千年來西方的知識分子是走過來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是爬過來的？”您怎麼看他的這些評論？
李：關於“儒家人格”，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寫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似乎並不比上述評價低。
至於那句“反問”，我以為那只是缺乏論證並無學術意義的煽情語言。現在問題之一也還是一些知識分子喜歡聳人聽聞，以煽情的激烈話語來鼓吹“民族精神”或“道德義憤”，我以為這是危險的。
余英時說，當年五四反傳統的人物，都是飽讀舊笈、深知傳統的人，今天反傳統的人物其實並不知傳統為何物。我覺得今天某些提倡傳統或傳統道德的人也大體如此。從他們的言談論著行為活動中看不出一點傳統的影子，看不出一點孔老夫子那種“溫良恭儉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道德、精神或風貌。
所以，剩下的便只是激情口號、妙論奇談。
記者：一些學者在此次論戰中對少兒“讀經”表示了同情。如秋風先生，他說：“從二十世紀初一直延續至今，全盤反傳統已經成為現代中國人本能的意識形態。當年有人吶喊不讀中國書，因為中國書所教導的都是愚昧無知。過了近百年後，這個聲音依然清晰地迴響在我們耳旁。”您怎麼看他的這個判斷？
李：我不大相信全盤反傳統已成了現代中國人的本能意識。其實從五四時代起，並沒有多少人真正“扔掉中國古書”（“文革”是例外），只是少讀了許多罷了。今天從小學到研究生，讀的大半是數理化、電腦、科技，所以我是主張讀點中國古書的。特別是《詩經》、《論語》等等，不然，我費時費勁去寫一大本《論語今讀》幹什麼？
但是，我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提倡“讀經”，那樣可能會從小就培育原來傳統政治體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我反對文化相對主義
記者：“文化相對主義”是去年《甲申文化宣言》的核心觀點之一，您怎麼看待文化相對主義？
李：不敢苟同。
文化多元論、文化相對主義是西方後現代的時髦理論。我不贊同用“相對主義”來否認或忽視人類仍有共同的普遍性的價值和原則。我反對認為文明並無進步落後之分、原始文明與現代文明價值等同的文化相對主義。以最時髦的西方理論來捍衛最保守的傳統事物，這倒可與蔣慶相呼應。
秋風
記者：您認為從傳統文化中可以開出現代的“尊重個人自由和權利，寬容、多元”的文化之花嗎？
李：不經改造，無此可能。
記者：如何改造？您依然相信並堅持您的“西體中用”嗎？
李：當然堅持西體中用，如我提出的兩種道德論。
其實今天爭論的關鍵並不在應否提倡傳統、提倡道德，而在於如何闡釋這些道德和應否以此來排斥、反對、貶低建立在現代生活基礎之上的社會性道德（自由、平等、獨立等等），這兩種道德有一致處，也有衝突處。我的“兩種道德論”就是為探求這個問題而提出。
蔣慶先生則根本否認現代社會性道德，似乎硬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絕對權威、絕對統治，“臣、子、妻”必須絕對服從的傳統道德。三綱六紀是傳統道德的核心，張之洞、陳寅恪等很多人都講過。“中國首重三綱而西人最明平等”是嚴復的名言，看來，梁啟超、嚴復，更不必論胡適、魯迅，統統是“跟著西方走”，都應該是蔣先生所猛烈討伐的對象。
記者：《甲申文化宣言》認為，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劑，對“物慾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有一定的啟示，您是否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個功用？
李：我不認同。他們這種希望的實現，也許在二十二世紀，不在“當今”。
而且，如何解讀“中華文化”頗值探究。難道其他文化就沒有那種品格（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嗎？
魯迅
記者：近年國內思想界反思五四，有人認為五四的“激烈反傳統”為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您認同這種觀點嗎？
李：完全不認同。
五四是啟蒙，“文革”是“蒙啟”，兩者在精神上是背道而馳的。五四激烈反傳統確是其他文明中少見或沒有的現象，我以為這倒恰恰與沒有強大宗教背景的中國傳統有關，是實用理性的中國傳統精神的展現。
記者：先生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裡是非常推崇魯迅的。近年大陸學界“揚胡（適）抑魯（迅）”思潮比較流行，您對此現象有何看法？
李：今天我仍然喜歡魯迅。魯迅是文學家，他給我以情感力量。
記者：情感力量？您是說您現在主要是在“文學家”的意義上喜歡魯迅嗎？那麼，作為思想家的魯迅呢？
李：我曾說過，魯迅只是大文學家。……我並不完全認同魯迅的思想，例如他對京劇、對中醫、對大眾語、對漢字拉丁化的主張，對某些人（不是所有人）的尖銳嘲諷等等。他常常失之偏頗、片面，並非以理服人。但我接受和喜愛魯迅對一切事物愛憎分明的情感態度，對舊事物特別是對披上新衣帽的舊事物非常警惕，毫不留情地揭穿、打擊。魯迅是文學家，不能以有理論體系和邏輯形態的思想家的標準來要求他。
我最近看國內的電視，宣傳一個地方“繡龍”（號稱“龍鄉”的某地，數十人同時在一大幅布面上繡出龍的形象），說開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都下了雨、雪，而那個地方那個季節是極少下雨下雪的，說得神經兮兮，大有天人感應、龍的神靈出現的味道。而這正是在宣揚“傳統”、“國粹”旗號下進行的，這種宣傳並不止這一次。
我當時立即覺得還是魯迅棒，現在仍然需要魯迅。
“四星高照，何處人文”
記者：最後，先生能否對中國目前的文化（思想）領域的整體現狀再下一個簡短的判語——和您上世紀九十年代那句著名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一樣？
李：我從不敢下“判語”，那句話也只是現象描述。
目前中國文化似乎是“四星高照，何處人文”？“四星”者：影星、球星、歌星，還有節目主持（人）星也。
不是說“人文”沒有了，而是到哪裡去找人文？這是我願意提出的一個問題。但我以為不必擔憂。我說過，中國人多，現在大學生、碩士、博士也多，一百個人文碩士、博士裡有三五個願意做點思想學術，也足夠了。因為人文也不只是思想學術。
摘自《李澤厚近年答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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