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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比較起胡適和陳獨秀以及其他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來，魯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陳獨秀一樣，魯迅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胡適一樣，魯迅搞過專門的學術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於他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發掘古典傳統和現代心靈的驚人深度上，幾乎前無古人，後少來者。
魯迅先生
魯迅儘管自１９１８年起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等一系列小說、隨感，猛烈地抨擊著舊道德舊文學，但他所吶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對的，如果從思想角度說，儘管深度遠超眾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張上，卻與當時他的朋友和戰友們大體相同，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他的力扛九鼎叱吒千軍的著名雜文，儘管在狠揭爛瘡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罵的文學風采上，始終是鶴立雞群、無與倫比，但在思想實質和根本理論上，與當時瞿秋白、馮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並無特殊。
然而，魯迅卻始終是那樣獨特地閃爍著光輝，至今仍然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裡呢？除了他對舊中國和傳統文化的鞭撻入裡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一貫具有的孤獨和悲涼所展示的現代內涵和人生意義……胡適說過：“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但自稱“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的膚淺的胡適並不理解這句話。只有魯迅，才真正身體力行地窺見了、探求了、呈現了這種強有力的孤獨。
這當然與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學作為人生觀有觀。貶視庸俗，抨擊傳統，勇猛入世，呼喚超人，不但是魯迅一生不斷揭露和痛斥國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從《示眾》到《鏟共大觀》《太平歌訣》），而且也是他的孤獨和悲涼的生活依據（從《孤獨者》到《鑄劍》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魯迅那種揹負因襲重擔，肩住黑暗閘門所具有的極其深刻沉重的社會歷史內容的孤獨悲涼，已經有好些論著反覆講過了。本文覺得重要的是，這種孤獨悲涼感由於與他對整個人生荒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獨、悲涼糾纏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強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魯迅也因此而成為中國近現代真正最先獲有現代意識的思想家和文學家。
之二
魯迅對世界的荒謬、怪誕、陰冷感，對死和生的強烈感受是那樣的銳敏和深刻，不僅使魯迅在創作和欣賞的文藝特色和審美興味（例如對繪畫）上，有著明顯的現代特徵，既不同於郭沫若那種膚淺叫喊自我擴張的浪漫主義，也不同於茅盾那種刻意描繪卻同樣膚淺的寫實主義，而且也使魯迅終其一生的孤獨和悲涼具有形而上學的哲理意味。
郭沫若（前排中）
魯迅雖悲觀卻仍憤激，雖無所希冀卻仍奮立前行。但正因為有這種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魯迅的愛愛憎憎，使魯迅的現實戰鬥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魯迅的悲觀主義比陳獨秀、胡適的樂觀主義更有韌性的生命強力。
事實上，這裡有兩種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構成了魯迅特有的孤獨和悲愴（悲涼）。一個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義的感受和尋求，魯迅認真鑽研過佛經，魯迅從尼采到安特也夫的現代西方文藝中感受到現代意識，可能還包括日本文學所表達的人生悲哀無託的影響，都使魯迅的孤獨與悲涼具有某種超越的哲理風味。另方面，由於日益捲入實際的戰鬥歷程，與舊文化戰，與舊勢力戰，與章士釗、楊蔭榆、陳西瀅戰，與創造社、太陽社、新月派戰，與“革命陣營裡的蛀蟲”戰，與“四條漢子”戰……，他所感受、承擔和認識的現實的黑暗、苦難的深重、戰鬥的艱難、前景的渺茫、道路的漫長、人民大眾的不覺醒、惡勢力的虛偽兇殘以及他屢次被革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誤解、反對和攻擊，受著來自同一陣營的冷槍暗箭……，都使他感到孤獨和悲愴。這是一種具有非常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的孤獨與悲愴。
魯迅作品《狂人日記》
然而，正是這兩者結合交融才構成了魯迅的個性特色。因為有後一方面，魯迅才不會走向純粹個人主義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種純粹個人的失落感、荒謬感、無聊厭倦和脫離現實。因為有前一方面，魯迅才沒有陷入膚淺的“人道主義”、“集體主義”以及科學主義、理性主義中，而忘卻對個體“此在”的深沉把握。魯迅後期的政治色彩異常確定鮮明，幾乎壓倒其他一切，但他卻並沒有完全政治化。魯迅是偉大的啟蒙者，他不停地向各種封建主義作韌性的長期的尖銳鬥爭；但同時卻又超越了啟蒙，他有著對人生意義的超越尋求。他早年所說“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超無限絕對之至上”的精神、觀念並未完全消失，儘管他不再認為“迷信可存”，宗教當興。魯迅是啟蒙者又超越了啟蒙，這就使他的啟蒙比陳、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之三
但魯迅即使在激烈的戰鬥中也仍時時撫摸著生和死，驚心目睹著生命的逝去和滅亡的總將來臨。魯迅不象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來抵擋和掩蓋深刻的悲觀，用苦茶和隱士的自我解嘲來解脫人生。魯迅恰恰相反，以愈戰愈強的勇士情懷來紀念著這生和死，讚頌著這生和死。
正因為“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正因為死亡之後會希望有“墳”，即使不久它也將被踏平；也正因為“問題是從此到那的道路”；所以，生命和死亡於魯迅便不完全同於現代派。魯迅把溫暖和愛戀仍然留給了人間，即使寫於“頹唐”中的＜野草＞諸篇，仍然灑瀉著生命的力量。《希望》、《死火》、《墓碣銘》、《過客》、《影的告別》，在慘痛和死滅中仍有奮起；而《秋夜》、《風箏》、《雪》、《臘葉》、《淡淡的血痕中》，在冷峻中便更藏著極大的和暖、情愛和溫柔。魯迅在這裡顯然不同於卡夫卡，沙特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他更溫暖，他的人情味更強。他不是那永遠折磨著人的殘酷的上帝。魯迅把他的情感化為本體，放在他的創作中，留給了人間。
文學先鋒
也許，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惟其義盡，所以仁至”的傳統？也許這就是“中國的脊樑”，“民族魂”？它畢竟不同於加繆的西西福斯的無謂勞動。但魯迅已經把傳統精神置放在現代意識的洗禮下深化了，昇華了，具有了超越的形上光彩。
所以，魯迅的孤獨和悲涼才有這強大的力量。把體驗著生和死、揹負著一切苦難和黑暗、面對著歷史的廢墟和荒墳的情感心理，化為形上本體，它將哺育著人間。他也就是人的主體性，他也就是那“使造物者也羞慚”的人間的猛士。這就是現代人的“參天地，贊化育”。這是一種尼采和中國傳統精神的奇異的融合。這是人的主體性的超人式的昂揚，這也就是藝術所呈現的巨大的心理本體。魯迅思想和文學的潛在力量就在這裡。
李澤厚先生
李澤厚，湖南長沙人，生於1930年6月，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美學四講》、《世紀新夢》、《論語新讀》、《己卯五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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