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看,春秋“礼崩乐坏”的定义并不准确

孔老夫子形容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然而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讨伐共叔段的故事细节看,春秋时期还没有“礼崩乐坏”。郑庄公明明知道亲兄弟共叔段违规扩城、占地,违背了周朝的礼制和法度,可以正大光明的制裁和惩戒弟弟。然而他却不加以制裁和劝阻,让其母亲和弟弟一步步落入自己设好的圈套,导致最后的讨伐和战争。他这样做是因为要规避不孝和不悌的罪名,从而占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

郑庄公(公元前757年―公元前701年),姬姓,郑氏,名寤生,郑武公之子,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被称为"春秋三小霸之首",是郑国第三位国君,公元前743年―公元前701年在位。

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看,春秋“礼崩乐坏”的定义并不准确

春秋时期最早的霸主

01郑庄公想要报复母亲和弟弟,所以纵容其弟小恶养成大恶

寤(wu)生,意思是逆生、难产。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在生郑庄公的时候难产,因为郑庄公是脚先出来的,母亲就一直不喜欢他,就给他取了寤生的名字。而对弟弟共叔段却宠爱有加。姜氏曾经多次想要说服郑武公让共叔段继承国君的位子,但郑武公以周朝的礼制加以反对,最后传位于郑庄公。郑庄公即位后,母亲姜氏想为共叔段争取“制”的封地。有大臣认为“制地”(虎牢关)太险要,加以劝阻。于是郑庄公把弟弟共叔段封在了“京”地。可是共叔段并不安分守己,不仅违规扩建城池,还侵占土地,积极地扩军备战,姜氏也鼓动共叔段造反。当时祭仲和公子吕都多次劝说郑庄公对共叔段采取制裁措施,但是郑庄公总是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话来一味地加以纵容。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 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 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于吕曰:“国不堪贰,君 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 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 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这可不是因为郑庄公相信因果报应,而是他早已成竹在胸,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只等鱼儿上钩。那么鱼儿是谁呢?鱼是他的母亲。他真正憎恨的是他的母亲。如果只是要拿下他弟弟共叔段,那么之前共叔段“扩城占地”的证据早就足够了,但是母亲的罪证还不充分。他一直在等待,终于机会出现了。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 人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日:“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弟弟共叔段扩军备战,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准备完毕。姜氏也做好在都城做内应打开城门的准备。郑庄公拿到了母亲做内应的证据,这才动手(公闻其期,曰:“可矣!)。很快就打败了共叔段。也把他的母亲姜氏放置到了颍这个地方。还发誓死也不见母亲。不过他后来后悔了,大臣颍考叔巧妙的应用了自己行孝的故事引导郑庄公,通过挖地道的方式跟母亲见了面。故事由悲剧变成了喜剧。

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看,春秋“礼崩乐坏”的定义并不准确

郑庄公黄泉见母

02郑庄公并非虚伪,他的手段是春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史书评价郑庄公对弟弟不讲悌道,纵容他作恶,是因为不愿意承担处罚弟弟的骂名,要等到他作恶多端的时候惩罚他,才证明自己的宽容大度。其实郑庄公这样做,完全是要报复他的母亲姜氏。因为郑庄公从小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还一直受到母亲的迫害,他一直在找机会和理由要报复他的母亲。但古代却把孝道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孝经》“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似乎孝能主宰一切,而一切的不顺利就是因为不孝。特别是古代推出了一个最孝顺的典范:舜。舜受到继母和弟弟的种种迫害,甚至多次遭遇生命危险,然而他的内心并没有怨恨母亲,而是觉得自己的德行不够好,不足以感化母亲。最终,在舜的孝行下,感动了天地,感动了尧帝传位给他,也感动了继母。舜也因此排在了《二十四孝》第一名。有这样的一个标榜的典范,让普罗大众效仿。而郑庄公的遭遇又与舜非常的相似,但是他做不了第二个舜。

所以,在这样一个推崇孝道的时代背景下,郑庄公想要做出报复母亲的行动,他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和舆论压力,“不孝”的罪名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才要纵容让母亲和弟弟往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要让大家都知道他最终采取行动是被逼无奈和不得已的,哪怕要承受战争的代价。这一切是为了占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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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看,春秋“礼崩乐坏”的定义并不准确


结语

毛主席评价郑庄公的政治手段极其高明,可谓一语中的。君王要惩罚一个犯错误的母亲和弟弟,也要耍一个大大的政治手腕,足以说明孝悌之道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并没有到达孔夫子所说“礼崩乐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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