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凱恩斯主義明擺著就是政府搶劫老百姓，那麼至少在民主國家中凱恩斯主義的政府不可能贏得選舉，而事實上，世界上最知名的民主國家某帝的央行行長耶倫，恰恰就是一個地道的凱恩斯主義者。所以，若非大多數民眾處處被搶而不自知（鉛筆社聖母們就是這麼想的），否則這不能成為一種解釋。
凱恩斯主義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是“政治正確”的，實際上是一個代際公平的問題。凱恩斯先生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長期內我們都死了”。
科普經濟學家們（尤其是郎鹹平）很喜歡用這樣一個比喻，把經濟比作人體，而把凱恩斯主義政策比作強心針。那麼，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理由就非常充分：不能總在人生病的時候打強心針。凱恩斯主義政策那些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問題，在“四萬億”之後暴露得如此明顯，以致於回龍觀小區裡面的北京大媽們都能說兩句：扭曲激勵、阻礙創新、通貨膨脹、劫貧濟富……等等。大意就是，生病了，一定是身體某個部位、某個解構、某個組織出現了問題，一味地打強心針，可以讓你暫時精神抖擻，但非但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反而使得身體更加糟糕。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父親，已經病入膏肓有今天沒明天，而今天又是你唯一女兒的結婚日，給你一支強心針，你打不打？
事實上，把經濟比作人體這個比喻，有著根本的缺陷，那就是，醫生的最終目的是讓人體作為一個整體儘可能的健康，但經濟政策制定者的最終目的是每一個具體的人。人體的免疫系統，之所以能夠在很多潛在病源面前展現出強大的實力，根本上是細胞層次上大量的自我犧牲決定的。而我們作為人，憑什麼讓犧牲“人”以換得整個經濟體的健康呢？
事實上，每一個經濟學家都應該清楚，當經濟出現蕭條甚至危機，最好的方法是自愈：保障產權，做好守夜人，然後等待。因為蕭條時各項要素的價格都很低，因此蕭條中本身就孕育著繁榮的條件。如果是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可以通過權威實行產業政策，通過大量的公共資源調整經濟結構。這些方法才是“治本”的，才是“良醫”應該做的。相比於只會開印鈔機的凱恩斯主義者，這群人才是經濟學的良心。
可是，代價呢？代價是，在最短二三十年的時間裡，這個國家不得不承受著高企的失業率、民眾的無助甚至絕望，不得不用最大的凝聚力熬過寒冬的凜冽。而這二三十年，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半輩子。這些人不會想嗎？為什麼我要用我半生的時間等一個我的子孫才能享受到的經濟繁榮呢？
那麼，現在有一個承諾通過濫發貨幣、大興土木讓你找到工作的卑鄙政客參選總統，如果我是蕭條中的受害者，我也要選。
寅吃卯糧是不好，可是抱歉，我活不到卯時。
總之，經濟的調整需要時間，這個時間是多長，有人研究過，但是不準確。淡水經濟學家喜歡說“in the long run”，這個long run到底多長，很難說清。但是，人的一生卻是短暫的。經濟學最溫暖的地方，竊以為正是政策對每一個人的關愛，經濟學家不喜歡談論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厭惡為了某種整體利益犧牲個人的事情。
但是回過頭來說，如果每一個細胞都不懂得犧牲，那麼人體又何以健全？當然，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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