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末大乱到光武中兴，前后大约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年里，不计其数的百姓因战乱和饥饿死亡，刘秀即位之后，为扭转残破不堪的局面推出一系列新政。首先是实行轻徭薄税，解决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问题，又颁布诏书禁止残害奴婢，奴婢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另外汉光武帝刘秀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工程。
刘秀的一系列施政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至于刘秀的工作能力，更称得上是兢兢业业，史书记载他“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摒弃虚伪浮夸的作风，讲究实际，针对当时社会矛盾的痛点对症下药。
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刘秀个人能力过强，事事亲为，逐渐导致政治上皇权的独大，而这种独大与稳定能够统一的必要条件是君主要有足够的治国能力，圣明练达。这种情况下对接班人的能力要求很高，而恰恰在刘秀的儿子当中，并无一人能够挑起这个重担，而且纵观东汉十三帝，他的子孙多数短命，接班人的断裂让东汉时代君弱臣强，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的根本结症正在于此。
东汉名义上虽有196年，但自董卓进入长安后，皇帝已形同虚设，实际的皇权只有160多年。而在外戚和宦官的争斗中，其实是有一个分水岭，那就是在汉桓帝时期梁冀被单超、唐卫等“五侯”杀死，之前是外戚的一家独大，之后是宦官的权顷天下。
而除外戚和宦官之外的另一股势力，是由名流所引导的太学生组成，他们虽然不畏强权，有很强的民族气节，但这些没有实际权力的名流却不知该如何去做。他们初期联合对抗外戚，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忠于王室，但并不知道皇帝的幕后就是宦官，在梁冀被杀之后，名流又开始联合外戚来对抗宦官，而这一切就在于刘秀的接班工作引发出的一连串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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