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有造星的魔力。
新中國電影70年光影變幻、故事跌宕的大銀幕上，演員的精湛表演無疑是時光沉澱下來的極為生動深情的記憶。70年來，演員們為觀眾帶來藝術審美、娛樂快感，也為電影產業帶來票房和資本的某種保障。他們是國家和民族歷史的見證者、演繹者，也是國際文化交流中極具流通性的文化符號。
守護新中國的銀幕英雄
在中國電影博物館第四展廳，曾專設“新中國22大明星”主題，這22位明星是指1961年經周恩來總理提議，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慎重討論，反覆徵求各電影廠的意見，於1962年4月上報文化部批准的22位演員，包括：崔嵬、謝添、陳強、張平、於洋、於藍、謝芳、趙丹、孫道臨、白楊、張瑞芳、秦怡、上官雲珠、王丹鳳、祝希娟、李亞林、龐學勤、張圓、金迪、王心剛、田華、王曉棠。當時他們的照片懸掛於全國各地影院、工人文化宮。北京市美術公司印製了75.3947萬張三至四寸的“22大明星”照片，8個月售出71.4638萬張。在觀眾的強烈要求下，中國圖片社也印製了“22大明星”照在全國公開出售。
新中國電影事業發展初期，一方面演員等專業電影人才十分匱乏，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電影演員都有資格扮演英雄形象。來自延安的“文藝戰士”率先登上銀幕，《鋼鐵戰士》中英雄連長張志堅的飾演者張平、《白毛女》中飾演喜兒的田華成為最早的銀幕偶像。舊上海電影明星白楊、上官雲珠、趙丹等也紛紛換上質樸的“人民裝”，進行社會主義電影明星的重塑。
培養青年演員的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後也迅速展開。1950年5月，文化部電影局表演藝術研究所成立，1951年6月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學校，1956年6月1日改製為北京電影學院。經電影學院培養和文工團選拔，龐學勤、李亞林、張園、金迪、謝芳、祝希娟、王心剛、王曉棠等青年演員成為新生代銀幕英雄的塑造者，並進而成為頗受觀眾追捧的新一代銀幕偶像。
1961年，“22大明星”被命名之前，有同志提出，我們反對明星主義，但還是要有明星。明星被影迷追捧和喜愛，還特別擔負著塑造新形象、建構新身份、樹立象徵意義、營造情感氛圍的使命。新中國電影在時代風雲變幻中培養了屬於中國的銀幕偶像。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電影復甦後敏銳呈現了社會變遷，銀幕角色、演員表演和觀眾觀影都悄然發生了改變。1980年“百花獎”評選恢復，陳沖和劉曉慶因在《小花》中的出色表演，分別榮獲最佳女演員、最佳女配角獎。之後，劉曉慶又連續3次獲得“百花獎”最佳女演員獎。《廬山戀》使女主角扮演者張瑜一夜之間成為銀幕偶像。在很長時間裡，“百花獎”和“金雞獎”評選出不少銀幕偶像，唐國強、李秀明、龔雪、姜文、方舒等相繼成名。
中國電影產業化的不斷髮展，帶動了華語電影明星的商業製造，中國面孔與華語電影迎來了全球流通的新階段。中國電影人頻繁亮相國際重要電影節並載譽歸來，全球觀眾通過他們，瞭解中國也瞭解中國文化。鞏俐因主演《紅高粱》一舉成名，歐洲三大電影節均獲得過個人獎項。從《我的父親母親》到《臥虎藏龍》《英雄》《十面埋伏》，章子怡作為全球銀幕偶像的成長史，正是新時期中國電影銀幕造星商業機制的發端發展史。章子怡迅速參與了更多國際化的影片，多次作為頒獎嘉賓亮相奧斯卡獎頒獎典禮和戛納、柏林電影節。而中國面孔的流行與中國電影類型的國際流通關係密切，具有中國特色的功夫片、武俠片的市場運作，對銀幕上的中國面孔如章子怡和成龍、李連杰的形象傳播產生了推動作用。
然而，商業炒作和資本投機終歸難以創造真正的銀幕偶像。電影明星能夠降低資本風險，一定程度上保障票房，但明星的文化意義更值得關注。
為中國“打call”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正在改變銀幕與明星之間的“必然”關係。近年來，“網生代”觀眾和粉絲日益渴望以陪伴的關係參與偶像製造，大眾也在逐漸恢復更理性的判斷和訴求。
當互聯網上“飯圈”女孩集結為“阿中哥哥”“打call”，在流量明星代際更迭中，我們看到了粉絲的成長。
“守護全世界最好的阿中”將平時各自為營的“飯圈女孩”聚集為龐大的互聯網聲音，青少年粉絲為愛豆“打榜”，也支持電影《戰狼》《紅海行動》《流浪地球》的票房，認同銀幕英雄的精神情感力量。
今天，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電影理應擔負弘揚民族精神、展示中國力量的時代使命，為中國“打call!”
(作者單位：趙麗瑾，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侯倩，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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