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見的歷史課本中，古希臘被描述為非常純粹的工商業文明。他們起航貿易、出口經濟作物與任何手工業產品，而且直接與自身政體的變遷相互掛鉤。彷彿古希臘就是當時的西方金融中心，也是所有近現代殖民體系的鼻祖。

然而，歷史可能並非如此。希臘人不僅將種地視為最大產業，還將本邦獨立看做最理想狀態。他們也不期望建立國際化商業殖民體系，只求能在亂世中獨善其身。因此，今人對於古希臘世界的影響，更多是基於近代西方海權建立者的倒推產物。

農牧業為主的城邦模式

古希臘的城邦時代，開始於公元前8世紀。當時的各分散定居點，已經從黑暗時代的蕭條中復甦過來。人口逐步增長而產值穩步上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一時期的文獻來看，希臘世界內部還不存在大規模通商的必備條件。彼此雖有貿易，但佔經濟總產值的比例非常有限。

以反映當時民間生活風俗的史詩《奧德賽》為例，早期希臘城邦的經濟模式是非常保守閉塞。奧德修斯與涅斯托爾等人物的主要工作，是管理自己的牛群、羊群和豬圈。還要分心打理果園和麥地。尤其是前者，被反覆提及有大群的牛、綿羊、山羊和豬。如果沒有定居宅邸和航海經歷，那麼其經濟收入看起來會更類似於一個遊牧酋長。

與其類似的貴族們，經常舉辦飲酒食肉的大型宴會。顯眼的飲食與財產結果，體現了希臘人不過是剛剛走出半遷徙半定居的生活狀態。他們的小型貿易活動主要是以物易物。比如某貴族造訪其他貴族時，需要交換等價值的織物、銅器或首飾等禮品。過程中的禮儀、宗教成分大於經濟因素。至於城邦的大多數居民，還是以農業或者牧業為生，生活閉塞而不太需要同其他地方進行交流。

諷刺的是，當時真正的地中海商業霸主，是後來成為希臘宿敵的腓尼基人。他們擁有更成熟的航海經驗，優先發現了很多合適的殖民點和海港。他們也會拐賣希臘人，並在希臘社區的海岸上燒殺搶掠。但無疑更看重做生意本身。倒是少數可以出海的希臘人，除了捕魚就是純粹當海盜劫掠。兩相比較，腓尼基人更有資格被稱為商業民族，而希臘人則像是接觸海洋不久的遊牧民後裔。

在年代稍晚的《勞作與農事》中，作者本人還表達出對航海的厭惡態度。他的家族是為了逃避貧窮，才從愛奧利斯地區逃亡到以農牧為本位的波奧提亞地區。他自己對航海的不確定性、氣候的多變性也極力吐槽。甚至還表示能種地就不要出海遠航，應當採用更穩妥的方式積累財富。這種保守的世界觀，無疑不會誕生在一個慣於國際貿易的開放式環境內。

至於被後人視為海洋商業典範的雅典城，到公元前6世紀還非常閉塞，連穩定的對外貿易和優質鑄幣都沒有出現。

古希臘早期的以農為本思想，一直延續到後來的古典時代。

成書於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阿卡奈人》、《騎士》 與《和平》等喜劇，都站在富裕的鄉間土豪和農民立場，大舉嘲諷好戰派和工商業巨頭克里昂等人。由於喜劇的受眾是有錢的富裕公民階層，如果當時存在數目龐大的工商業人口，就不可能出現類似的作品風向。

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作家色諾芬，還在《家庭經濟》論述如何經營和管理家庭土地。後來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城邦的最大宗收入來源土地收成，其次才是港口稅和市場交易稅。至於家庭的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也同樣是農業為主，其後才是其它收入。相比之下，僱工和買賣都不如農業高貴，種地是最符合貴族和騎士級別公民的經營模式。

農本位的殖民模式

當然，古希臘人在公元前8-6世紀之間進行了大規模殖民活動。但古希臘人的殖民模式和後世列強非常不同，二者的本質精神也基本相違背。

因為近代列強的海外擴張，是為了開闢航路、尋找貴金屬鉅額香料，同時建立潛在市場。所以，殖民地和本土有緊密的經濟和政治聯繫。但古希臘人的殖民地是到海外再複製一個母邦，如果成功建立，就意味著自身的獨立。

如果細分古希臘人的殖民地屬性，分別具有軍事和經濟的不同作用。前者一般是國家控制戰略要地，作為打擊入侵者和保衛運糧安全的前哨基地。比如雅典在公元前6世紀佔領了愛琴海北部的英布羅斯島和利姆諾斯島。但此類活動的耗費較大，絕不適合大部分寡國小民的城邦嘗試。

作為主流的農業殖民地，也受希臘人的經濟模式和政治理念影響很大。由於希臘南部，特別是愛琴海諸島土地貧瘠，容易發生土壤流失或者乾旱，使得城市口糧很難做到自給自足。所以城邦的規模非常有限，人口增殖會引發財富分配上的矛盾。對此，古希臘人的解決思路是開源節流+分散壓力。節流的常見做法是禁止糧食出口，開源的做法是探索糧食產地和進口地。同時依靠流放鬥爭失敗的貴族、組織失地公民和無地群氓去開發新殖民地。

這些出海殖民的人群，大部人已失去土地和財產，還因為生態或者政治環境惡劣而不得不遠走他鄉。所以武裝農民的首要目標是在異鄉複製曾經的生活模式，開闢新的田園，併成為新的剝削者。因此，無論是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臘區，還是黑海以北的烏克蘭沿海，優質土地都是希臘殖民者的首選。從這個角度來說，古希臘殖民者的視野其實並不寬廣。東進小亞細亞半島的殖民者，對於內陸的瞭解就不夠深入。很多殖民地的文化視野，就是背對蠻荒、面向愛琴海世界。他們對於外族和外域文明的態度，也並沒有人們想象中那麼開放。

一旦新城市建立完成，殖民地與母邦的聯繫僅存於共同的保護神。殖民者還會從母邦神廟裡採集火種，點燃自己新廟裡的聖火。至於政治上層面，基本會與母國一刀兩斷。除了造型類似的錢幣，兩者在經濟上都安於自給自足，耕耘自己的附屬土地、奴役可以獲得的外族人。作為雅典殖民地的拿波里，甚至採用了和母國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將城邦世界攪成亂麻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起因就是柯林斯和科西拉殖民地的矛盾。

在所有城邦的殖民運動中，斯巴達的保守政策更能體現古希臘本質。他們就近征服美塞尼亞的大片優質農田，從而失去了楊帆出海的動力。後來建立的塔蘭託殖民地，是由二等公民私生子建立的定居點。斯巴達人還如同送瘟神一般鼓勵他們主動離開。

縱觀城邦時代，唯一有潛力成為公共貿易據點，是由各個希臘城邦共治的泛希臘定居點。例如位於尼羅河三角洲的諾克拉提斯，就是希臘人缺乏貿易型殖民地的反例。這裡最早是為埃及法老服務的僱傭軍駐地。埃及人為制止這些傭兵在尼羅河岸搶劫，並限制他們繼續深入埃及腹，才允許希臘人在新城裡集中居住。這裡出土的眾多陶器碎片，並非是用於出口或者貿易，而是為遠在異鄉的希臘僱傭軍祭祀所用。後來隨著希臘和埃及的貿易往來的加深，這裡開始由各城邦的外派人員共同治理。因此，其屬性與其他希臘殖民城市都大為不同。

後來，雖然有錫拉庫薩、車耳內索斯和特拉布宗等城市轉化為貿易據點，但是成主要原因是交通便利。而且希臘人對於貿易的管理，往往滿足於收取過境稅與關稅。直接進行貿易和手工業經營的公民的比例數量非常存疑。

大宗貿易和供需關係

即使是進入了希波戰爭後的古典時代，古希臘人的貿易環境也沒有想象中的好。

雖然有國際貿易存在，但相對惡劣的國際環境和固有文化氛圍，都不利於培養成規模的工商業貴族。多數城邦的主要經濟收入都對外依賴度不高。

我們可以首先從供需關係來理解這個現象。在公元前5-4世紀，希臘各邦之間的主要大宗貿易貨物有牛皮、魚、牛排、豬肉、莎草紙、薰香、無花果乾、葡萄乾、葡萄酒、橡木、小麥粉、木材。當然還包括奴隸、僱傭軍和外族僕人。其中多數物品都是食物，證明即使是城邦時代，農作物和食品才是古希臘貿易的主要對象。雖然當時有米利都的織物、科林斯式頭盔、迦太基彩色靠墊、利比亞象牙等手工製品，但都是貴族使用的奢侈品。因具有高附加值，才讓商人願意為之冒險轉運。各個城邦本身就有自己的諸多手工業作坊，主要消費對象是本地客戶，基本不對外銷售。所以，其主要產出基本上也就和國際貿易無緣。

或許有人會舉出，雅典出產的葡萄酒罐和橄欖油罐的碎片遍佈地中海各地。但這隻能證明古希臘海人的運比較發達。考慮到地中海遍佈優質的橄欖油和葡萄產地，所以有限的耕地只有出產的這些經濟作物產生的實際收益存疑。橄欖油和葡萄酒都有一定的宗教和文化意味，在使用上有很多禁忌，實際消費量也並沒有普通日用品大。

此外，由於缺乏高效率的通訊體系，當時的跨海貿易也不會根據訂單去精準滿足顧客需求。最常見的模式，就是進行有規律的年度使團貿易。如果某地區局勢緊張或戰爭爆發，希臘各地的商人都會聞風而動。他們主動採購糧食、武器等物資，集中到戰場附近貿易後待價而沽。他們會將貨物賣給隨機的客戶，即使自己急需現金也不會低價賤賣糧食，而是要堅持到戰場附近才開始出售。

其次，希臘的地形是多山多島，水路往往比山間小道更適合運輸。所以船隻是很重要的運載工具。但航行季節大致在3-10月之間，在另外半年都被判定為不宜出海的停航期。除非緊急情況，沒有海員會同意打破自然規律，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正因為沒有穩定的訂單且航行條件不佳，所以商人只能根據大致的潛在需求和運氣謀生。這些人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會隨機應變的攻擊弱小定居點、搶劫比自己更缺乏保護的商船。從而引發的秩序紊亂，都在無形間限制古希臘世界的貿易發展，客觀上也塑造著鄙視商業的社會氛圍。

幼稚的金融體系和國際環境

除了供需關係和路線安全，國際貿易的另外兩大要素是國際貨幣與成熟的金融機構。但在古希臘社會，這些機構都發展的也比較原始，成為制約工商業文明成型的不利因素。

首先是金融機構。希臘各城邦雖然出現了放貸者和錢莊，但卻沒有匯票或支票的概念。這意味著希臘商人必須攜帶鉅款進行長途旅行，限制了單程航運所能提供的支付實力。這倒不是古希臘未必沒有嘗試過發展類似金融工具，而是各城邦之間都彼此不信任或經濟水平差異巨大，嚴重製約跨國金融體系構建。城邦居民將所有的外邦人都視為潛在對手，一旦關係破裂就對他國的金融機構進行沒收。因此，跨國開展的金融業務就等於在變相資敵。即使沒有戰爭，城邦也會因人口問題而爆發內部混亂。無產流氓們最先洗劫的肥羊，都是富足但是缺乏政治權利的外僑和富商。

至於像底比斯、雅典、斯巴達和錫拉庫薩這類大型城邦，也在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差異較大。大家分頭使用不同的貨幣標準，且互不買賬，根本不利於組建國際金融體系。尤其當沿海希臘人已經發展出成熟貨幣制度時，很多內陸居民還過著半農半牧式生活。所以，貿易者離開特點區域，就會發現自己無法進行貨幣兌換。在經濟落後的西北希臘，以物易物貿易至少存在到公元前3世紀，進一步稀釋著工商業文明的發展。

最後，古希臘並沒有針對國際貿易的休戰或者保護中立國商船協議。除非是某個蠻族君主或者黑海城市願意穩定供應軍糧，希臘人才會授予該邦的船隻以受保護權、優先卸貨權和優先貿易權。也就是說，大部分船隻都不享受後世的和平中立條約，很容易因各種亂局而蒙受損失。

根深蒂固的謬誤

基於前文所說的這些因素，古希臘遠非很多今人所設想的古代國際工商業體系締造者。相比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亞雙強，乃至後來的荷蘭與英國。古希臘人都更像是出海尋找獨立莊園的老農。如果一定要找個與之類似的情況，那也只能是早期的維京海盜。

然而，由於近現代西方海權勢力的急速發展，讓古希臘這個人文先祖被賦予了不切實際的桂冠。尤其是在歷史研究較為粗淺的近代，很多歷史依據被用於議會辯論和法律訴訟，也因功利目的而逐漸走樣。等到當代學者們開始重新解讀，簡單暴力的粗淺觀念已為大眾所熟知和接受。兩者之間的認知差距，將會繼續平行並存很長時間。

至於更為廣袤的東方世界，這種古希臘工商文明起源論也具有獨特吸引力。為了以最快方式理解近代西方的崛起，從源頭定性就是成本最低的操作。至於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許多變化節點，就不是必須理解和掌握的內容。

同時，這種解釋方法本身也涵蓋有宿命論的意味。對於緩和後發國家的強烈落差感，有天然安慰劑效果。因此，我敢說有80%閱讀此文的看客，並不會立刻接受文章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