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讓所有中國人過了一個五味雜陳的新年。此次疫情是繼2003年的SARS後新一輪的公共衛生危機。而根據國家疾控部門和專業研究者的初步信息表明，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與毫無底線的野味貿易不無關係。
痛食惡果的人們，一面倉皇應對，一面不得不再次將目光投注到自身與野生動物的關係上。
縱觀近些年來暴發於世界各地的奪命瘟疫，傳染源皆是攜帶病毒的動物。野生動物之所以會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源於人類打破了二者之間的平衡。
曾參與過追蹤SARS源頭的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在公開演講時就說過，“如果我們沒有濫用果子狸，食用果子狸，那麼病毒從蝙蝠到果子狸再到人的傳播鏈就不會發生，當年的 SARS 就不會暴發”。而要從源頭去預防新發傳染病的發生，其實辦法很簡單，石正麗說，“那就是離野生動物遠一點”，遠到“杜絕對它們的消費”。
新冠肺炎疫情披露後，1月26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農業農村部、國林草局應聯合發佈公告，宣佈在疫情期間實施最嚴野生動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場所野生動物轉運販賣，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動物交易，嚴查野生動物銷售鏈條。
1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通知，要求全國檢察機關結合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積極開展源頭防控。嚴懲非法捕獵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的行為，注意發現野生動物保護中存在的監管漏洞，積極穩妥探索拓展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公益訴訟。
1月31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西北政法大學動物保護法研究中心、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社會法研究中心、北京聯合大學法律系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抗議工作組、首都愛護動物協會6家單位聯合建議修法禁食野生動物，建立全面、長效的動物防疫法律機制，有100多家單位聯合署名。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進展，人們拒絕食用野生動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這讓一直為生態保護奔走的教授呂植感受到了人們對於保護野生動物態度的轉變。55歲的呂植是走在中國自然保護前沿的思考者，她有著多重身份，早年以研究熊貓出名，現在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創始人等。
自1985年至今，呂植一直在從事自然保護的研究、實踐、能力建設和政策推動。呂植所領導的野外保護和研究項目遍及中國西部的四川、青海、西藏、雲南、陝西和甘肅。
4年前，因在中國西南山地開展保護生物多樣性工作，呂植榮膺“生物多樣性熱點英雄”稱號。疫情期間，呂植先是以公號形式發表《把野生動物貿易上升為公共安全來管理》一文。1月23日，由呂植髮起，19名來自全國高校與科研院所的院士、學者聯名簽字倡議，提請全國人大緊急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將公共健康安全的內容納入到野生動物利用的條款中。
此外，她還結合一線觀察和經驗，擬出一份可以立即行動的《從源頭管理野生動物利用的具體建議》，供管理和執法部門參考。1月29日，一份由北京大學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及其他多家組織、機構發起的《公眾對野生動物消費、貿易、立法意願的調查問卷》在網絡上得到廣泛傳播，旨在收集公眾的承諾和意願。
呂植告訴記者，“此次疫情的發生既是災難也是改變的契機，我國對中國乃至全球的野生動物消費一直受到詬病。2020年時值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在中國舉行，如果能以雷厲風行的果斷態度和痛定思痛的決心做好野生動物保護和相關管理工作，必將塑造良好的大國形象，成為領路者”。
獵食是物種面臨的最直接威脅
呂植告訴記者，比起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導致的棲息地喪失或是外來物種的入侵等因素，獵食行為已成為目前物種面臨的最直接威脅。“很多動物是被吃成了瀕危。”呂植說。
她記得，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她開始跟著導師潘文石（中國生物學界泰斗）去到山裡做熊貓研究，“那時的河裡隨處可見娃娃魚的蹤影，有時抓起一條拎著玩會兒再扔回去，樂趣無窮”。但後來不知為何，眼看著河裡的魚慢慢變少了，“不只是娃娃魚，其他的魚也少見到了”。後來她知道，人們為了抓魚，用魚藤精或滅掃利這樣的藥物把整條河都下了毒，毒翻的娃娃魚被人撈上來煮吃，還發生過人也中毒的事情。
禾花雀的命運更是悲催。這種胸前有著亮黃色羽毛的小鳥，曾經的種群數量非常之大，分佈在整個歐亞大陸。春秋遷徙季，它們會集結成幾千只的大群在繁殖地與越冬地之間往返。因為不喜歡高海拔山地環境，禾花雀的遷徙過程要通過中國中部和東部的平原地帶，取道廣西、廣東、福建等地，到達越冬地。
而這為捕鳥人提供了獵捕時機。根據禾花雀在IUCN紅色名錄中瀕危等級的變化，從2000年到2017年，禾花雀的瀕危等級實現令人嘆惜的“五級跳”，從2000年的“無危”到2017年的“極危”，禾花雀硬生生被人吃成了比熊貓還珍稀的保護動物，距離從地球上消失僅一步之遙。
呂植說，傳說有壯陽功效是禾花雀遭此厄運的原因。而眾多被獵殺和消費的野生動物，也正是因為“營養進補”之說淪為人類的盤中食物，實則毫無科學依據。再加上消費心理中“從眾心理”作怪，“吃野味”變為一種炫耀文化，這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中“大眾畜牧餐廳”的菜單上野味的價格便可看出。
有些物種甚至被吃到需要靠人工養殖，才能繼續存在下去。依據目前實施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中國實施“對野生動物實行加強資源保護、積極馴養繁殖、合理開發利用的方針”。但呂植向記者反映，目前國家名義上合法的飼養繁育中心有19000多家，卻少有能對保護野外種群做出貢獻的。動物保護者們看到的現實是，飼養繁殖場裡的動物越來越多，而野外的動物則越來越少。
曾有媒體爆出江西萍鄉黑鳶養殖場黑幕，作為猛禽的黑鳶是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要子三代以後才可進行交易，且養殖繁育條件苛刻。網傳的黑鳶“繁育中心”卻是把幾十上百隻黑鳶關在一個只有水泥地面的棚子裡，而這種狀態是不會有黑鳶願意自主繁育的，那裡面幾十上百隻黑鳶從何而來，答案可想而知。
記者調查瞭解到，野生動物的養殖成本遠高於野外收購，真正養殖野生動物的少之又少，許多養殖場辦人工繁育許可證，就是為了可以合法收購野外盜獵野生動物，也就是“盜獵洗白”，很多人利用合法的身份進行野生動物買賣。而一旦進入了市場，則很難鑑別來源，這也是一直以來監督執法的難點。由此可見，允許持證經營，顯然制止不了非法交易。
據公安部網站披露，野生動物刑事案件以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非法狩獵和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三類犯罪為主，其中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案件所佔比例最高。大量的野味就是這樣通過公開的野生動物市場及地下交易黑色鏈條，進入到人們的餐桌。 在呂植看來，對於野生動物市場監管的持續性、執法的強度乃至立法規定的完整性，都是值得反思和修正的問題。
野生動物保護法第27條規定，禁止出售、購買、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製品。但是，此條的保護範圍限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同時，該法並沒有禁止人工繁育的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和其他動物的交易。也就是說，目前的法律是允許部分野生動物進行交易的。但是，數次疫情的暴發都與野生動物交易脫不開干係。
“病原體是不挑剔宿主動物是否受保護的，而恰恰是不在重點保護名錄上的動物，蝙蝠、果子狸、旱獺、刺蝟……成為動物與人類共患疾病的貯存宿主或中間宿主。”呂植說。
浙江理工大學法治學院教授錢葉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因為‘野生’的特點，很多野生動物並沒有相應的屠宰檢疫規程。在尚未制定野生動物屠宰檢疫規程的情況下允許食用野生動物，就有可能發生人畜傳染病”。
對此，錢葉芳表示：“無論是從生態平衡角度，還是從防疫和公共健康的角度，禁止野生動物交易都是合理的。 ”“況且對生態而言，這些野生動物都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熊貓和蝙蝠哪個更重要本來就難以評估。所以我們說，當我們呼籲保護野生動物的時候，我們指的是保護所有的野生動物。”呂植說。
王瑞賀指出，野生動物的交易和食用可能造成的公共衛生安全風險已經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高度重視。從各方面情況看，我國對野生動物的保護狀況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相關配套規定沒有及時出臺、完善，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具體辦法、目錄、標準、技術規程等尚未及時出臺和完善。
二是監督檢查和執法力度不夠，對一些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市場沒有堅決取締、關閉，甚至在很多地方，野味市場氾濫，相關產業規模很大，構成公共衛生安全的重大隱患。
三是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並且採用國際通行的名錄保護辦法。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補充完善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擴大法律調整範圍，加大打擊和懲治亂捕濫食野生動物行為的力度。
呂植、王瑞賀等專家學者的憂慮也同時引起了立法機關及大眾的注意。據央視報道，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後，輿論一致認為，交易和食用野生動物會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重大隱患，急需修法禁止，但全面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需要一個過程。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2月24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回應了大家對於保護野生動物的關切，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
決定明確規定，凡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禁止獵捕、交易、運輸、食用野生動物的，必須嚴格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全面禁止以食用為目的獵捕、交易、運輸在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對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獵捕、交易、運輸、食用野生動物的，在現行法律規定基礎上加重處罰。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任楊合慶答記者問時表示：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重在野生動物的保護，禁食的法律規範限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沒有合法來源、未經檢疫合格的其他保護類野生動物。對“三有”類野生動物（即“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和其他非保護類陸生野生動物是否禁止食用，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其他法律沒有作出明確規定。
這是一個制度短板和漏洞。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來的輿情和反映看，各方面普遍贊同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決定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為導向，擴大法律調整範圍，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從源頭上防範和控制重大公共衛生安全風險。
生物多樣性存在著多種定義
如果把生態系統想象成一面磚牆，物種就是組成磚牆的一個個基本的磚塊，當磚塊被一塊塊敲掉，磚牆的崩塌是遲早的事情。
去年5月，聯合國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發佈《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這份由50多個國家的400名世界頂級專家歷時三年合力編撰的報告，是自2005年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發布以來，對全球自然環境最全面的評估。
該報告明確指出，“全球至少約100萬物種瀕臨險境，其中許多將在幾十年內消失。如果人類不採取行動降低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全球物種滅絕的速度將進一步加快，而此前的滅絕速度已經比過去1000萬年至少高出數十倍到數百倍”。
警鐘面前，人類應採取怎樣的行動來減緩生物多樣性危機？而地球上如此之多的物種，人類要如何設定目標，保護多少才算合適？呂植認為，這將是在今年中國首次舉辦的第15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COP15）上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
生物多樣性存在著多種定義，可見其概念的複雜性。一個被廣泛使用的定義是由聯合國(UN)負責制定的，並被寫入《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根據這個定義，生物多樣性是指“所有來源的活的生物體中的變異性，這些來源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也包括物種內、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而根據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雲南省生物多樣性保護條例》來看，所謂“生物多樣性”，是指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與環境形成的生態複合體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生態過程的總和，包括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三個層次。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正如最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史密斯(1776)所指出的:“人類所有的財富無不來源於自然界”。
作為最早宣傳生物多樣性概念的人之一，美國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在他2017年11月出版的《半個地球：人類家園的生存之戰》一書中提到，建立自然保護區的面積需要有半個地球那麼大，人類才能擁有一個安全的生存之地。然而現實卻遠遠不夠。
當越來越多的物種處於滅絕邊緣，人類該如何決定先保護什麼，就成了無法避免且必須從中做出的選擇。例如，世界自然基金會在非洲剛果盆地的策略是，在這片物種數量非常密集之地，利用反盜獵的巡邏，表面上只保護到非洲象一種物種，但其他很多的生物也會因此而受到保護。此為自然環保“熱點”概念的立論基礎，即“熱點中的熱點”。
同樣的道理，我國雲南於1958年、1980年先後建立了以亞洲象為主要保護對象的西雙版納和南滾河2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之後又為保護亞洲象建立了2個省級和1個州級自然保護區，保護面積共3527.99平方公里。這些自然保護區使亞洲象及其棲息地熱帶森林得到有效保護。
西雙版納野象谷、亞洲象種源繁育中心主管熊朝永告訴記者，在國外亞洲象總量不斷減少的形勢下，雲南的亞洲象數量逐漸增加，30年間，全省亞洲象數量由150頭左右增長至目前的300頭左右。
《紐約時報》網站曾報道稱，在過去20年裡，雲南省亞洲象數量之所以翻了一番，這要歸功於政府資助的餵養方案、愛護野生動植物的教育努力以及其他地方無可比擬的嚴格的大象保護法。在中國，偷獵者一旦被定罪就會面臨死刑。1995年就曾有4人因獵殺亞洲象、倒賣走私象牙而被執行了死刑。2018年，中國全面禁止商業用途的象牙加工及銷售。
法治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地位凸顯
除了環保領域的工作者及他們所採取的種種行動之外，作為制度保障的政策法規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作用又是如何？我們先以美國為例，美國在1973年頒佈了《美國瀕危物種保護法》，200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之前被列為“面臨威脅”的1370種美國動植物，有40%出現了數量下降，有四分之一實現了新的增長。其中14個物種提升幅度較大，已經被移出瀕危名單，它們是綠海龜、大角山羊、黃肩黑鸝等。最重要的統計數字是，雖然有22個物種滅絕，但有227個物種得到了救助。由此可見，在人們的生態環境意識尚未形成之前，只有通過政府頒佈法律才能有效地保護。
我國也不例外，中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我國先後申請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東南亞及太平洋區植物保護協定》 《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公約。這些公約表現了我國政府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視 ，對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髮揮著重要作用。此外，我國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法規在憲法、刑法等法律中都有所涉及。雖然目前我們國家層面還沒有關於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專項法律法規，但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月，《雲南省生物多樣性保護條例》正式實施，這是國家在生物多樣性領域第一部以生物多樣性命名的法律，有效地保護了該地區的生物多樣性。
而從執法層面來看，以檢察系統為例，2017年，中國正式建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形成了公益司法保護的“中國方案”，在促進依法行政、助力環境資源領域等綜合治理方面取得積極成效。
數據顯示，2017年7月至2019年9月，中國檢察機關共立案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公益訴訟案件118012件，佔立案總數的54.96%。通過辦案督促治理被汙染、損毀的耕地、溼地、林地、草原321萬畝，督促清理固體廢物、生活垃圾3104萬噸，追償修復生態、治理環境費用34.5億元人民幣。
2019年11月18日，在由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和歐洲環保協會共同主辦、雲南省檢察院承辦的“生物多樣性司法保護國際研討會”上，中國檢察機關在環境保護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認可和支持。
2019年11月18日，由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和歐洲環保協會共同主辦、雲南省檢察院承辦的“生物多樣性司法保護國際研討會”在雲南召開。（資料圖片）
環境治理已成為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和自覺行為。中國檢察機關在環境保護中的職能作用，既包括打擊環境刑事犯罪，也包括環境資源領域的檢察公益訴訟工作。檢察公益訴訟又可分為民事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及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其中行政公益訴訟吸引了國際上的目光。
英國皇室法律顧問、英國首位環境法教授Richard Macrory肯定了行政公益訴訟這一特色制度，他分析了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壓力及短板，認為中國方案很好地解決了對行政系統實行監督的問題，展現了中國檢察機關在協同多個行政機關依法履職，解決職能交叉方面的優勢。與此同時，檢察機關尤其注重發揮訴前程序保護公益的作用等重要理念也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肯定。
例如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檢察院2018年10月在審查起訴李曉維涉嫌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中發現，綿陽市郵政管理局未依法履行職責對綿陽天天快遞公司進行監督管理，致使李曉維通過快遞企業運輸、買賣瀕危野生動物的行為得逞，因此對其怠於履職進行行政公益訴訟，並對其發出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綿陽市郵政管理局簽收了檢察建議並落實整改，分階段回函報告履職整改情況。通過行政公益訴訟和訴前建議，充分發揮了相關行政職能部門在野生動物買賣中的監管作用。
又例如在“外腦”借鑑問題上，遇到野生動物價值確定等專業問題，檢察機關注重利用社會力量，尋求各行業的專業建議。比如在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檢察院對王志利非法捕撈水產品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中，積極和青海湖裸鯉救護中心協調，由青海省農業農村廳所屬省農牧業工程項目諮詢中心出具了《2018年偷捕對青海湖裸鯉資源造成損失的評估報告》，確定了捕獲裸鯉的賠償價值。
還有，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檢察院在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中，主動聯繫到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諮詢穿山甲的生物多樣性相關問題，並請華南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吳詩寶教授提供專家諮詢意見，明確了證據標準和補證方向。總的來說，檢察機關在監督環境執法、實現環境正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中國面臨的生物多樣性問題依然十分嚴峻，生物多樣性下降的總趨勢還沒有得到根本遏制。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林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法務部部長黃超結合自身工作經驗，日前向檢察機關提出建議。她認為，目前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具有明顯事後救濟特徵，“過於強調損害結果，不夠重視源頭預防，是難以有效預防生態損害的原因之一”。
作為一名林業系統的工作者，黃超建議檢察機關可以針對生態保護類環境影響評價存在的突出問題探索開展預防性公益訴訟。“現階段，我國的環評制度還比較缺乏廣泛有效的公眾參與。因此建議檢察機關在開展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工作時，一旦調查核實環境評價報告內容有重大缺陷或者嚴重失實的情況，要依法依職權督促審批機關及時撤銷環評批覆，並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是否對該單位重新環評的決定。在行政機關不積極作為、有可能造成公共利益嚴重受損的情況下，探索提起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
解決保護和發展的矛盾
而如何在保護的同時與人們生產生活達到和諧共贏，這是呂植和她的團隊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好的一面在於，目前我國由原住民管理的土地仍佔到將近30%，實際上，自然保護區的很多生態好的區域，是因為有原住民的存在而得以保護下來。原住民在他的土地上如何生活、怎樣發展，對地球會有很重要的影響。
呂植以“熊貓蜂蜜”為例，為了號召四川關壩村村民保護大熊貓，呂植和她的團隊在當地組織村民養殖中華蜂，並通過山水保護中心的平臺引進相關商業合作伙伴對蜂蜜產品進行包裝、認證和銷售。此舉竟吸引了村外打工的年輕人返鄉，自發成立自己的NGO,並且把關壩村的集體林變為保護小區。
當地林業看到這樣的情況，索性就把國有林也讓他們來保護，護林資金同時成了他們的一個直接收入，如今的關壩村，正在探索成為自然體驗基地。從原來的缺乏保護意識到自覺保護生物多樣性，關壩村的例子為人們展示了普通民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可能，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能。
放眼世界，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亞西米恩高原上，當阿比悉尼山羊數量下降到150頭時，是埃塞俄比亞人自己開始恍然大悟，“這種動物對於他們的文化和國家意義重大，他們現在應該採取行動了”。自此，埃塞俄比亞境內自然環保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而阿比悉尼山羊的數量起死回生般從150頭增加到現在的600多頭。
這些案例都在揭示，由促發內在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唯一能夠長期具有效益的方式，且它是可行的。畢竟當我們談論生物多樣性的時候，實際上關心的還是人的問題，倘若共識達成，在經濟高速發展之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絕非是幻想之事。（方圓微信公眾號 毛亞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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