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3 觀點｜土耳其匯率風險蔓延，國內政策才是“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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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土耳其匯率風險爆發，土耳其里拉兩日暴跌21.5%，近半年已貶值超40%。土匯率風險已開始蔓延至他國，多國匯率出現短期貶值，發展中國家貨幣頹勢進一步加深，而同期美元指數則上升至歷史高位。

原文 ：《防範土耳其匯率風險蔓延》

作者 |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陸江源

圖片 |網絡

土耳其危機爆發源於自身極度擴張性經濟模式與國際政治經濟衝擊的激烈碰撞。這一危機源頭在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土耳其風險有全球蔓延的模式基礎。土耳其風險蔓延將通過“羊群效應”、資本市場異動、對外投資風險等渠道對我國產生負面影響。為此，我國應加強匯率、貨幣政策協調性、完善跨境宏觀審慎管理、積極防範新興市場投資風險。

土耳其匯率暴跌引發全球連鎖反應

土耳其匯率風險爆發。8月13、14日土耳其里拉出現連續大幅貶值。里拉兌美元從前一交易日的0.185下跌到13日的0.168，進一步下跌至14日的0.145，兩日貶值幅度達21.5%，距2018年初已經下跌了超過40%。匯率風險爆發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土耳其進一步提高關稅的行為加大了市場的恐慌情緒，助推了匯率的暴跌。1

主要發展中國家匯率出現連鎖下跌。受土耳其里拉暴跌影響，年初至今已現頹勢的發展中國家貨幣紛紛下跌。如阿根廷比索兌美元下跌2.7%，比2018年初暴跌38%；印尼盧比兌美元下跌了1.4%，較2018年下降了7.4%。為維持匯率穩定，土耳其、阿根廷、印尼等央行均提高利率，但政策操作空間有限，匯率政策難以長期保持。

土耳其國內政策是風險本源

依靠極度擴張性經濟政策維持經濟增長。土耳其近十年平均GDP增長為5%，2017年高達7%。這種增長依靠的是極度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土耳其的財政政策極度寬鬆，2016年和2017年的財政赤字分別達到6.0%和8.0%，2018年1-7月的赤字更是高達12.1%。土耳其貨幣M1年平均增長20%，M2平均增長17%。這種經濟刺激政策的主要抓手就是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伊斯坦布爾大型機場、大型清真寺項目紛紛上馬，金融、建築、房地產佔GDP比重從2008年開始常年高達19-20%。

經濟模式導致國內風險集聚。土耳其依靠極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撐的泡沫經濟集聚了極大的風險。目前，外債總額已達土耳其GDP的53%，外債總額與外匯儲備之比從2014年的3.5上升至2018年3月的5.5倍，短期外債超過外匯儲備1.7倍，償債壓力巨大。房價指數達到264（2010年為100），近一年CPI增速12%，7月增速更是高達15%。除此以外，土耳其的失業率也很高，長期處於10%左右，社會衝突頻發。

國際局勢變化是風險導火索

國際政治從“多級平衡合作”轉向“多級單邊衝突”。從2012年開始蔓延的全球化衰退，使得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紛紛抬頭，多級合作的全球化開放趨勢受到挫折。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後，其奉行的“美國至上”原則和“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帶有極強的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美國對土耳其實施的單邊關稅懲罰正是土耳其危機的導火索。

週期政策不協調引發全球經濟動盪。貨幣政策方面，隨著對通貨膨脹和創造就業機會的強勁反應，美聯儲繼續推進逐步政策正常化的進程。歐洲央行則宣佈預計將在12月31日退出QE。財政政策方面，以美國大幅減稅為代表，

土耳其風險蔓延對我國的影響

國際資本流動“羊群效應”。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等大國匯率下跌，導致發展中國家貨幣信譽受損，已經引發國際資本湧入美元、日元避險。6月至今人民兌美元匯率已經貶值7%。

資本市場異動。土耳其危機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恐慌，資本對新興市場觀望態勢增強。受中美貿易戰和國際動盪影響，中國股市已處於持續下跌狀態。

對外投資風險。土耳其危機的爆發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共性，是當前全球宏觀形勢不穩的集中表現。中國近年來對新興市場國家投資加快，對外投資重點項目暴露的風險點也比較明顯。

防範風險的對策建議

加強匯率、貨幣政策協調性。加強匯率、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增強與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國家的貨幣政策溝通。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政策協調，適度推進人民幣使用額度。

完善跨境宏觀審慎管理。

防範新興市場投資風險。加強與新興市場國家的風險聯動，建立國家層面的風險防控機制。要嚴格審查對外投資項目可行性和風險性，嚴密監控對外項目風險程度。適度擴大投資項目的人民幣兌換額度，降低匯率風險對企業投資的影響。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4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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