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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应该说是苏联试图管理好国内120多个民族，但却一直没有达成这个目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其中民族问题即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其中，民族意识的缺位就成了苏联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面之一。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大小民族多达120多个。其中人口最多的是俄罗斯族,占苏联人口的50%。这个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可以说是历史的遗产,它是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民族问题渊源于沙皇的扩张兼并和民族压迫政策。多民族的沙皇俄国是从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而来的。莫斯科公国建立于13世纪末。1547年伊凡四世改称沙皇,从此开始不断问外扩张。在16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叶的三百多年间,沙皇俄国通过残酷的武力征服了周围100多个民族,兼并了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庞大的帝国内部,100多个民族大小不一,起源不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以及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而且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悬殊。更重要的是这个庞大帝国是在较短时间内依靠武力征服迅速膨胀而形成的,各民族没有自然接近、融合的过程。
当年被沙俄帝国兼并的地区,实际上就是它的殖民地。沙俄帝国的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殖民地与沙俄帝国本土相连。沙俄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有“各民族的监狱”之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先后解体,沙俄国内各民族也纷纷起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沙俄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状态。只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后来苏联的成立,在原沙俄帝国的版图上才没有形成若干独立的小国。
1922年12月30日举行的全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成立。最初参加联盟的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南高加索联邦四个加盟共和国。此后,苏联内部民族区域经过几次较大的调整和变动,至1940年逐步演化为12个加盟共和国。1940年8月,苏联通过军事占领的方式,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强行并入苏联,最终形成了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国家。
苏联得以建立应归功于列宁,归功于他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和灵活的政策。这种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形式使分散的小国组成一个大国,这符合列宁认为大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想法。苏联的建立,使昔日沙俄帝国的疆土和民族组成格局基本上以苏联这个框架保留下来。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民族问题出现了新的动向，如何建构一国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成了一国最重要的的问题。
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心理素质。毫无疑问,共同的语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沟通思想、达成理解、保留共同文化遗产的巨大作用。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出现了同一语言为不同民族所采用,同一民族使用不同语言的现象;此外,同一民族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固定地域,不同民族杂居的现象随处可见;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更是有目共睹。“共同的心理素质”成为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共同的心理素质表现在共同的文化特征——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化艺术等方面。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恒定表现形式”,通常
“被看作是民族的关键特征,是导致某一民族的成员透过自己文化价值的棱镜审视其他民族‘我们——他们’两分法的根源。”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原本就未形成“苏联的民族意识”的苏联各个民族的本民族意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增强。
其一，民族构成的复杂性是前苏联民族意识得以存在、加强的客观因素。前苏联多民族的存在与杂居带来了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各种压力,各民族本能地要为维护自身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根本特征而斗争,而且表现得特别强烈、执著,民族意识随之得到加强。但这同时也埋下了民族关系紧张的种子。
其二，非俄罗斯民族政治地位的历史性提高从根本上唤起了它们的民族意识。沙俄曾经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非俄罗斯民族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政府实行了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不仅拥有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而且也参与了整个联盟的管理工作。各少数民族在历史比较中认识到了本民族存在的价值,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这成为促使它们进一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大推动力。
最后，非俄罗斯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政府全面展开了消灭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等状况的斗争。这使民族知识分子队伍随之成长起来。随着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民族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希望,对民族的前途更为关心,民族凝聚力得以加强。各民族间因经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日益接近,也产生了维护其语言文化等特点的强烈欲望的反效应。这与民族团结的要求一样,都是民族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
民族意识的增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消极现象，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引导。但从80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的民族意识却日益强烈地演化为民族主义。究其根源，可以认为，列宁去世后苏联历届的党政领导，在民族和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几乎都犯有严重错误。无论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显然都没有弄清有关民族和阶级的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民族问题不等于阶级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民族矛盾既可能激化阶级矛盾,又可能缓和阶级矛盾。反过来,在不同的条件下,阶级矛盾既有可能使民族矛盾缓和的一面,也有可能使人民内部的民族矛盾激化,发展成为敌我性质的民族矛盾。
首先，民族政策的失误和对民族问题认识的不切实际的认识造成了民族意识的扭曲。从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民族政策日渐偏离列宁主义轨道,如处理民族关系时以行政命令方法取代民主原则;对少数民族持不信任态度,把自然的民族自豪感贬斥为“民族主义”;对大批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清洗;强制移民,强制推广俄语,排挤少数民族语言;过多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片面渲染俄罗斯民族的先进性和历史进步作用,造成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抬头却视而不见等。这些错误作法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受压抑感使他们认为自己面临着外来压力与威胁,加深了历史所形成的心理鸿沟。但前苏联领导人对民族关系状况的认识却严重脱离现实,片面夸大了所取得的成就。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报告中称,在苏联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历史性共同体,即苏联人民。”从而，人为地制造了民族关系上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的虚假局面,从而弱化了他们的敏感性和警惕性,许多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民族情绪也难以得到正常表达。在民族情绪不断遭到压制的情况下,民族意识的扭曲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经济的恶性发展与不平衡性对民族意识产生了消极作用。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前苏联长期奉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的经济战略,农业和轻工业倍遭忽视。70年代中期后,国民经济又陷于停滞。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制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但经济状况却日趋恶化。同时,前苏联长期把欧洲地区作为发展经济的重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未得到足够重视,从而带来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状况。这种经济状况的停滞恶化带来了社会的动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地方对中央的不满,带来了经济利己主义和共和国相互间的矛盾。
给予苏联民族问题最后一击的是戈尔巴乔夫。他的“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导致了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变形。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凸显出来并最终产生爆炸性后果,绝非偶然。戈氏上台后展开了全方位改革,并把改革的成败与“民主化”、“公开性”联系起来。在这场巨大的历史性变革中,人们被动员起来投入了新的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但保障“公开性”正常进行的制度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公开性”偏离了原来为它设计的轨道,变成了向政府进行总清算的工具。其结果是,舆论失控,思想混乱,无政府状态以及形形色色的政党的涌现。与此同时,戈氏却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最终在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实行多党制,取消了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各民族失去了凝聚力的核心,失去了联盟得以维系的纽带。
总而言之,苏联的解体有着一系列复杂因素,但民族意识向民族主义的转化却是其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这一转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但受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状况的影响,这一转化绝不是偶然的。
hording
苏联从来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俄罗斯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主体民族）同时出现离心和独立情绪，但这个问题不是戈尔巴乔夫时代形成的，其病根早在苏联建立的前几十年就埋下了。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苏联对于民族问题都没有统一的理论和一以贯之的政策，从来都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民族的强弱对比，根据厉害关系和时势需要投机性的执行民族政策。
正如@hording在回答中指出的那样，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征服和政治压迫控制从北冰洋到里海，从黑龙江到黑海的大片土地，除了俄罗斯民族外的其他民族实质上处于被压迫状态。
一战后，虽然波兰，芬兰等国趁沙俄的灭亡获得独立，但大多数被压迫少数民族仍然生活在苏俄境内。
按照列宁在流亡时的纲领，所有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都有获得解放的权利，沙俄境内这些被压迫民族也不例外。这个纲领从进步角度来看，不亚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即民族自决原则。也正是怀着民族解放的理想，很多非俄罗斯民族在十月革命中帮助布尔什维克。所以在后来苏联国家建设上会以”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形态出现，因为在当时的俄国革命者看来这是平等的联合，因此每个共和国都有退出权。
不过列宁逝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苏俄的局面已经稳定，虽然世界革命的理想无法实现，但苏俄政权已经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斯大林作为出生于格鲁吉亚的俄罗斯族人，骨子里面是个大俄罗斯主义者。
斯大林对民族问题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表明上承认各族的文化，但同时加强对所有少数民族和周边民族的控制。在他任内，车臣人，鞑靼人，克里米亚人，日耳曼人，哥萨克人都变成被惩罚民族，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实质上被流放。这个时期苏联民族居住地的调整前所未有，后来车臣问题，鞑靼问题都是这个时代奠定的。
到了后斯大林时代，虽然斯大林时期一些错误的流放民族政策被取消，但根本上民族问题没有好转，此时苏联执行的是“政治服从”+“文化异化"+“经济收买”的民族政策。
只要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对苏联没有异议，就可以获得中央的经济援助，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也被政府鼓励保存下来，自然融合反而不被鼓励。
但是被压迫民族因为历史恩怨深厚，独立文化认同又随着传统文化的保存逐渐形成，政治上又没有真正自知地位，所以对苏联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并不买账。而俄罗斯民族则因为总是需要补贴其他民族，对苏联政策也非常不满。
到了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代，因为改革苏联政局不稳。俄罗斯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满趁势爆发出来，当波罗的海三国启动退出权获得独立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白俄等大加盟共和国也都希望各自独立，此时苏联距离解体就不远了。
参考书目：
瓦利里·季什科夫著: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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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杨
应该说苏联一直想管理好国内民族问题，但是却没有管理好。其实复杂的民族问题的激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 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
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沙俄帝国被推翻,在长达340多年的时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约120多个。
而历代沙皇对被征服民族的野蛮统治,以及斯大林时期背离联邦制原则,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都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这种长期积累的民族之间的仇恨,早就给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 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积怨 宗教对立、领土纠纷或现实利益冲突等原因而存在着矛盾。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半岛、科利沃尔斯、顿斯地区的争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关于坚季兹湖地区大片领土的争端与白俄罗斯之间关于威特比斯州3个区、哥美里州6个区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区的争端;与爱沙尼亚之间关于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 和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些争端都属于领土之争,而实质上,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却发展为把矛头指向中央,反对苏维埃,要求退出联盟的政治斗争。 戈尔巴乔夫在回顾历史时曾经承认,他对民族问题的忽视,造成了 改革的致命伤。而他之所以在一开始会低估民族问题之重要性,是因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负责过非俄罗斯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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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国家治理非常难，向心力的培养需要包容的政策，友善的政府服务。这样才能培养出国家意识强于民族意识的 国人。
换句话说 政府把每个民族都当成自己人，愿意帮助偏远地区的民众。
尊重各民族的习惯，并且发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
每个人安居乐业 都能接受良好教育 国家自然有向心力，自然强大！
呆威胳膊肥啦
首先是苏联就根本没管理好120个民族，不然也不至于解体，更不至于解体后的苏联会分裂成这么多的国家。可以说他的民族管理是很失败的。早在二战时期斯大林实行的是民族自治，中央集权的高压政策。后来民族自治保留了，中央不敢再高压了。大量的问题就全部开始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