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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應該說是蘇聯試圖管理好國內120多個民族，但卻一直沒有達成這個目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其中民族問題即是主要原因之一。這其中，民族意識的缺位就成了蘇聯民族問題的重要方面之一。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聯邦制國家,大小民族多達120多個。其中人口最多的是俄羅斯族,佔蘇聯人口的50%。這個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可以說是歷史的遺產,它是在沙皇俄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它的民族問題淵源於沙皇的擴張兼併和民族壓迫政策。多民族的沙皇俄國是從單一俄羅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國發展而來的。莫斯科公國建立於13世紀末。1547年伊凡四世改稱沙皇,從此開始不斷問外擴張。在16世紀中葉至9世紀末葉的三百多年間,沙皇俄國通過殘酷的武力征服了周圍100多個民族,兼併了20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在這個龐大的帝國內部,100多個民族大小不一,起源不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宗教以及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而且各民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比較懸殊。更重要的是這個龐大帝國是在較短時間內依靠武力征服迅速膨脹而形成的,各民族沒有自然接近、融合的過程。
當年被沙俄帝國兼併的地區,實際上就是它的殖民地。沙俄帝國的殖民地與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殖民地與沙俄帝國本土相連。沙俄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有“各民族的監獄”之稱。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先後解體,沙俄國內各民族也紛紛起義,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沙俄實際上已處於分裂狀態。只是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和後來蘇聯的成立,在原沙俄帝國的版圖上才沒有形成若干獨立的小國。
1922年12月30日舉行的全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的成立。最初參加聯盟的只有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南高加索聯邦四個加盟共和國。此後,蘇聯內部民族區域經過幾次較大的調整和變動,至1940年逐步演化為12個加盟共和國。1940年8月,蘇聯通過軍事佔領的方式,將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強行併入蘇聯,最終形成了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聯盟國家。
蘇聯得以建立應歸功於列寧,歸功於他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和靈活的政策。這種以民族為特徵的聯邦制形式使分散的小國組成一個大國,這符合列寧認為大國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想法。蘇聯的建立,使昔日沙俄帝國的疆土和民族組成格局基本上以蘇聯這個框架保留下來。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民族問題出現了新的動向，如何建構一國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成了一國最重要的的問題。
民族意識的核心是民族心理素質。毫無疑問,共同的語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溝通思想、達成理解、保留共同文化遺產的巨大作用。但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也出現了同一語言為不同民族所採用,同一民族使用不同語言的現象;此外,同一民族已不再僅僅侷限於某一固定地域,不同民族雜居的現象隨處可見;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變化更是有目共睹。“共同的心理素質”成為了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徵。共同的心理素質表現在共同的文化特徵——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歷史傳統、文化藝術等方面。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正是以此為基礎的。它是一個民族的“恆定表現形式”,通常
“被看作是民族的關鍵特徵,是導致某一民族的成員透過自己文化價值的稜鏡審視其他民族‘我們——他們’兩分法的根源。”隨著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與高漲，原本就未形成“蘇聯的民族意識”的蘇聯各個民族的本民族意識，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逐漸增強。
其一，民族構成的複雜性是前蘇聯民族意識得以存在、加強的客觀因素。前蘇聯多民族的存在與雜居帶來了各民族相互之間的激烈競爭,這種競爭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面對外部環境的各種壓力,各民族本能地要為維護自身的歷史傳統、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根本特徵而鬥爭,而且表現得特別強烈、執著,民族意識隨之得到加強。但這同時也埋下了民族關係緊張的種子。
其二，非俄羅斯民族政治地位的歷史性提高從根本上喚起了它們的民族意識。沙俄曾經是“各民族人民的監獄”,非俄羅斯民族毫無政治權利可言。十月革命後,蘇俄(蘇聯)政府實行了以民族平等為核心的民族政策。各少數民族不僅擁有了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力,而且也參與了整個聯盟的管理工作。各少數民族在歷史比較中認識到了本民族存在的價值,民族自尊心得到滿足,這成為促使它們進一步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強大推動力。
最後，非俄羅斯民族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也刺激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十月革命後,蘇俄(蘇聯)政府全面展開了消滅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發展不平等狀況的鬥爭。這使民族知識分子隊伍隨之成長起來。隨著民族知識分子隊伍的形成,少數民族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他們對本民族優秀文化的價值、民族的發展前景充滿了希望,對民族的前途更為關心,民族凝聚力得以加強。各民族間因經濟文化發展所帶來的日益接近,也產生了維護其語言文化等特點的強烈慾望的反效應。這與民族團結的要求一樣,都是民族意識增強的重要體現。
民族意識的增強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本身並不是什麼消極現象，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去引導。但從80年代中期以後,前蘇聯的民族意識卻日益強烈地演化為民族主義。究其根源，可以認為，列寧去世後蘇聯歷屆的黨政領導，在民族和階級的關係問題上,幾乎都犯有嚴重錯誤。無論在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還是戈爾巴喬夫時期,顯然都沒有弄清有關民族和階級的一個基本認識,那就是,民族問題不等於階級問題在不同的條件下,民族矛盾既可能激化階級矛盾,又可能緩和階級矛盾。反過來,在不同的條件下,階級矛盾既有可能使民族矛盾緩和的一面,也有可能使人民內部的民族矛盾激化,發展成為敵我性質的民族矛盾。
首先，民族政策的失誤和對民族問題認識的不切實際的認識造成了民族意識的扭曲。從3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的民族政策日漸偏離列寧主義軌道,如處理民族關係時以行政命令方法取代民主原則;對少數民族持不信任態度,把自然的民族自豪感貶斥為“民族主義”;對大批民族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清洗;強制移民,強制推廣俄語,排擠少數民族語言;過多強調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片面渲染俄羅斯民族的先進性和歷史進步作用,造成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抬頭卻視而不見等。這些錯誤作法嚴重傷害了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受壓抑感使他們認為自己面臨著外來壓力與威脅,加深了歷史所形成的心理鴻溝。但前蘇聯領導人對民族關係狀況的認識卻嚴重脫離現實,片面誇大了所取得的成就。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報告中稱,在蘇聯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徵的、不同民族人們的歷史性共同體,即蘇聯人民。”從而，人為地製造了民族關係上相安無事,天下太平的虛假局面,從而弱化了他們的敏感性和警惕性,許多問題未能及時解決,民族情緒也難以得到正常表達。在民族情緒不斷遭到壓制的情況下,民族意識的扭曲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經濟的惡性發展與不平衡性對民族意識產生了消極作用。由於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前蘇聯長期奉行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特點的經濟戰略,農業和輕工業倍遭忽視。70年代中期後,國民經濟又陷於停滯。戈爾巴喬夫上臺後雖制定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但經濟狀況卻日趨惡化。同時,前蘇聯長期把歐洲地區作為發展經濟的重點,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未得到足夠重視,從而帶來了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和民族地區經濟的落後狀況。這種經濟狀況的停滯惡化帶來了社會的動盪,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帶來了地方對中央的不滿,帶來了經濟利己主義和共和國相互間的矛盾。
給予蘇聯民族問題最後一擊的是戈爾巴喬夫。他的“民主化”與“公開性”政策導致了民族意識的進一步變形。長期存在的民族問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凸顯出來並最終產生爆炸性後果,絕非偶然。戈氏上臺後展開了全方位改革,並把改革的成敗與“民主化”、“公開性”聯繫起來。在這場巨大的歷史性變革中,人們被動員起來投入了新的社會政治生活,社會的“透明度”越來越高,但保障“公開性”正常進行的制度規範卻沒有建立起來。於是“公開性”偏離了原來為它設計的軌道,變成了向政府進行總清算的工具。其結果是,輿論失控,思想混亂,無政府狀態以及形形色色的政黨的湧現。與此同時,戈氏卻採取了一系列步驟,最終在1990年2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決定實行多黨制,取消了憲法賦予蘇共的領導地位。這就使各民族失去了凝聚力的核心,失去了聯盟得以維繫的紐帶。
總而言之,蘇聯的解體有著一系列複雜因素,但民族意識向民族主義的轉化卻是其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雖然這一轉化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完成的,但受蘇聯政治、經濟、文化等實際狀況的影響,這一轉化絕不是偶然的。
hording
蘇聯從來沒有處理好民族問題，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俄羅斯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國主體民族）同時出現離心和獨立情緒，但這個問題不是戈爾巴喬夫時代形成的，其病根早在蘇聯建立的前幾十年就埋下了。
從十月革命到蘇聯解體，蘇聯對於民族問題都沒有統一的理論和一以貫之的政策，從來都是根據中央政府和地方民族的強弱對比，根據厲害關係和時勢需要投機性的執行民族政策。
正如@hording在回答中指出的那樣，沙皇俄國通過武力征服和政治壓迫控制從北冰洋到裡海，從黑龍江到黑海的大片土地，除了俄羅斯民族外的其他民族實質上處於被壓迫狀態。
一戰後，雖然波蘭，芬蘭等國趁沙俄的滅亡獲得獨立，但大多數被壓迫少數民族仍然生活在蘇俄境內。
按照列寧在流亡時的綱領，所有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都有獲得解放的權利，沙俄境內這些被壓迫民族也不例外。這個綱領從進步角度來看，不亞於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綱領，即民族自決原則。也正是懷著民族解放的理想，很多非俄羅斯民族在十月革命中幫助布爾什維克。所以在後來蘇聯國家建設上會以”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形態出現，因為在當時的俄國革命者看來這是平等的聯合，因此每個共和國都有退出權。
不過列寧逝世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蘇俄的局面已經穩定，雖然世界革命的理想無法實現，但蘇俄政權已經站穩腳跟。另一方面，斯大林作為出生于格魯吉亞的俄羅斯族人，骨子裡面是個大俄羅斯主義者。
斯大林對民族問題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表明上承認各族的文化，但同時加強對所有少數民族和周邊民族的控制。在他任內，車臣人，韃靼人，克里米亞人，日耳曼人，哥薩克人都變成被懲罰民族，被迫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實質上被流放。這個時期蘇聯民族居住地的調整前所未有，後來車臣問題，韃靼問題都是這個時代奠定的。
到了後斯大林時代，雖然斯大林時期一些錯誤的流放民族政策被取消，但根本上民族問題沒有好轉，此時蘇聯執行的是“政治服從”+“文化異化"+“經濟收買”的民族政策。
只要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對蘇聯沒有異議，就可以獲得中央的經濟援助，各民族的文化特徵也被政府鼓勵保存下來，自然融合反而不被鼓勵。
但是被壓迫民族因為歷史恩怨深厚，獨立文化認同又隨著傳統文化的保存逐漸形成，政治上又沒有真正自知地位，所以對蘇聯中央政府的優惠政策並不買賬。而俄羅斯民族則因為總是需要補貼其他民族，對蘇聯政策也非常不滿。
到了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執政時代，因為改革蘇聯政局不穩。俄羅斯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不滿趁勢爆發出來，當波羅的海三國啟動退出權獲得獨立後，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白俄等大加盟共和國也都希望各自獨立，此時蘇聯距離解體就不遠了。
參考書目：
瓦利裡·季什科夫著: 《蘇聯及其解體後的族性、民族主義及衝突:熾熱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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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楊
應該說蘇聯一直想管理好國內民族問題，但是卻沒有管理好。其實複雜的民族問題的激化,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在蘇聯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 繼承的俄羅斯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衚衕。”
從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建立沙皇俄國開始,到1917年沙俄帝國被推翻,在長達340多年的時間中,沙俄先後兼併了外高加索、中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使其版圖擴張了8倍,征服的民族約120多個。
而歷代沙皇對被征服民族的野蠻統治,以及斯大林時期背離聯邦制原則,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都加深了各共和國與聯盟中央的矛盾。這種長期積累的民族之間的仇恨,早就給蘇聯的解體埋下了定時炸彈。 蘇聯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就是民族之間由於歷史積怨 宗教對立、領土糾紛或現實利益衝突等原因而存在著矛盾。比如,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關於克里米亞半島、科利沃爾斯、頓斯地區的爭端;與哈薩克斯坦之間關於堅季茲湖地區大片領土的爭端與白俄羅斯之間關於威特比斯州3個區、哥美里州6個區及斯摩稜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區的爭端;與愛沙尼亞之間關於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 和納爾瓦河地區的爭端,等等。
從表面上看,這些爭端都屬於領土之爭,而實質上,圍繞這一問題的矛盾卻發展為把矛頭指向中央,反對蘇維埃,要求退出聯盟的政治鬥爭。 戈爾巴喬夫在回顧歷史時曾經承認,他對民族問題的忽視,造成了 改革的致命傷。而他之所以在一開始會低估民族問題之重要性,是因為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從來沒有負責過非俄羅斯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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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國家治理非常難，向心力的培養需要包容的政策，友善的政府服務。這樣才能培養出國家意識強於民族意識的 國人。
換句話說 政府把每個民族都當成自己人，願意幫助偏遠地區的民眾。
尊重各民族的習慣，並且發揚各民族的優秀傳統
每個人安居樂業 都能接受良好教育 國家自然有向心力，自然強大！
呆威胳膊肥啦
首先是蘇聯就根本沒管理好120個民族，不然也不至於解體，更不至於解體後的蘇聯會分裂成這麼多的國家。可以說他的民族管理是很失敗的。早在二戰時期斯大林實行的是民族自治，中央集權的高壓政策。後來民族自治保留了，中央不敢再高壓了。大量的問題就全部開始爆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