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不與民爭利"思想源於對西周時期周厲王專利的批評，隨著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逐漸形成了子思的"不盡利於民"和荀子的"不與民爭業"兩大支流。西漢近兩百年的發展為"不與民爭利"思想的系統化和理論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首先是秦亡教訓促使漢初諸人對國家力量的邊界進行思考，他們從子 思的"不盡利"思想中汲取智慧，明確反對國家與民爭利的行為。到了西漢中期，董仲舒又基於韓嬰等人的“不盡利”思想，對此進行總結，提出了"國不與民爭利"的思想。最終在漢元帝時期"不與民爭利"思想成為朝野共識。
董仲舒“不與民爭利”思想發展的淵源
（一）首先，遠承先秦諸子。
"不與民爭利"思想內核來源廣泛，可以說是儒家在經濟領域內的基本看法的總結。子思的"不盡利"思想和荀子的"不爭業"思想與西漢"不與民爭利"思想息息相關，如，子思在《坊記》篇裡就有所體現"不盡利"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再說荀子的"不爭業"思想，他迥異於子思，他提出了"不爭業"的思想：
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 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荀子·大 略》
荀子認為從地位最高的"天子"到地位最低的"士"都要求不講利益，這是總的原則。
其次，荀子對各個階層怎麼不講利作了說明。最高統治者要"不 息牛羊"，牛羊是庶民之利，意為國君不應搶奪庶民之利。"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等是對臣子的要求，荀子反對這些貴族官僚 經營農業和商業，要求"不爭利"。至於他把"士"階層也納入了"不爭利"的 範疇，應是"士"階層在戰國時期已經"士無定主"，以仕為業，也不應該去"爭 利"。最後荀子講"不爭利"的好處，"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可以看出荀子的"不爭業"比子思的"不盡利"更進了一步，更加積極。
綜上，子思的"不盡利"思想和荀子的"不爭業"思想共同組成了西漢"不與民爭利"思想兩個主要淵源。
（二）其次，近思亡秦之弊。
秦帝國為漢朝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一方面秦建立起了史無前例的統一大帝國，其政治、法律和社會管理機制為漢所繼承；但另一方面，秦帝國短短十餘年間便土崩速亡的事實，讓帝國內朝野上下對秦亡進行思考。如何在"漢承秦制"的基礎上實現王朝的長治久安，這是漢代士人們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如，漢初思想家賈誼、賈山、晁錯、韓嬰和嚴助等人，認為統治者貪得無厭和賦斂無度是秦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漢書·食貨志》
所以，陳蘇鎮就曾指出，當時人"苦秦"主要是苦於賦稅力役太重和律令刑罰太苛。基於此，漢初士人對秦亡教訓的反思主要是要求統治者自我進行剋制，並將秦亡滅亡的原因歸結為"唯刑主義"的影響。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 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史記》
秦朝"多欲"、 "多為"所造成的統治危機教訓，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初"無為"政治的發展， 也為"不與民爭利"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基礎，促進了董仲舒“不與民爭利”思想在漢代的形成。
董仲舒 "不與民爭利"思想在漢代的發展
其，董仲舒的“不與民爭利”思想能在漢代大行其道，避不開陸賈、賈誼、韓嬰三人，所作出的貢獻：
一是陸賈“逆取順守”思想的啟蒙。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漢朝建立後，"時時前說稱《詩》、《書》"，並勸說劉邦實行"逆取順守"的統治策略。為此作普及讀物的《新語》，其內容"粗述存亡之徵"，劉邦讀後"未嘗不稱善"。 徐復觀也稱陸賈為"漢初的啟蒙思想家"，盛讚他為漢廷文化的啟蒙之功。
二是賈誼"以禮治國"思想的促進。賈誼是文帝時人，才華橫溢，二十幾歲就被文帝徵為博士，史載"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 賈誼是論述漢初思想繞不開的人物。劉歆就稱"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所以"不與民爭利"思想也在賈誼思想體系中有所體現，這集中體現在賈誼的禮治思想中。
三是韓嬰"不盡利"思想的加速。韓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又《漢書·藝文志》載"漢興， 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據《漢書·儒林列傳》 記載，"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一也。"其"不盡利"思想在《韓詩外傳》中都有所體現。
董仲舒對"不與民爭利"思想的貢獻在於讓其系統化、理論化。在董仲舒看來，貧富差距過大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所以應該基於制度進行調均，"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董仲舒調均的辦法是"已有大者不得有小"，即統治者要自我剋制，"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
如上文所指出的，此為漢初思想家對秦亡反思的延續，但是董仲舒並不滿足對秦亡教訓的反思，他從不能做什麼的舊有框架中解放出來，進一步反思為什麼不能這樣做的源由。
總結
董仲舒是第一個系統提出"不與民爭利"思想的學者，"不與民爭利"實際 上調和了思孟之學和荀子之學，以荀學為主。而且將子思"不盡利"與荀子"不爭利"真正統攝在以"天命論"和"調均論"下，讓"不與民爭利"真正理論化。
其內涵包括了"食祿者不與民爭利"和"國不與民爭利"兩部分。
其中，"食祿者不與民爭利"思想的提出，是由於漢初"食祿者爭利"的現實，但更多的是董仲舒通過誇大"食祿者爭利"的現實，來實現其儒學意識形態化和官 吏儒學化的企圖。而"國不與民爭利"思想更多是基於社會現實提出的。
但遺憾的是，董仲舒的"不與民爭利"並沒有在武帝時期踐行，而是被武帝棄於一旁。這是因為一方面在武帝"興利"背景下，董氏"不與民爭利"思想顯得不合於當權政治，缺乏皇帝支持；另一方面，"不與民爭利"思想暫時缺乏廣泛的傳播，沒有士人認可和堅持。沒有上下支持和認可，其失敗是可以預料的。
但 是這並不意味著"不與民爭利"思想一直這樣。或許只有當"興利"政策真正造成對國家和民眾的傷害時，人們才會想到"不與民爭利"思想的好處，也正是董仲舒"不與民爭利"思想發揮作用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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