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
有一個主流認識是儒家思想作為官方唯一意識形態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候，這一點基本成了共識：儒家思想就是在這個時候“發跡的”；但是漢武帝並不是因為董仲舒的“詔賢良”對策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根據司馬遷寫的《史記》和班固寫的《漢書》所述，根本沒有所謂的因為董仲舒建議就直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史記.孝武本紀》和《漢書.武帝紀》中明確記載了武帝元年和武帝五年兩回大的交鋒，《史記.孝武本紀》明確記載：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史記.儒林列傳》說：“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韂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漢書·武帝紀》：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竇太皇太后）崩。”
《史記·儒林列傳》載：“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武帝元年的數次交鋒儒家遭到重創，因為有個太皇太后竇太后作為道家思想支持者；後來儒家取得全面勝利，因為道家失去了堅定地支持者竇太后。在一系列的尊儒過程中關鍵人物是田蚡，田蚡這個人官至宰相，是武帝的舅舅，但沒什麼學術造詣，根據《史記.武安列傳》記載田蚡是儒者出身，還是武帝時期實權人物，對於儒家是堅定的支持者，最終推動尊儒局面的形成。據《漢書.武帝紀》記載，董仲舒是在武帝七年“詔賢良”才出現，這時候已經形成尊儒局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確是董仲舒提出的，但是尊儒在這之前已經有了定論，真正推動尊儒局面的是田蚡，董仲舒根本沒有參加武帝六年前的所有尊儒大討論，漢武帝尊儒是在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的時候，比董仲舒要早，董仲舒後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首提者，更不是由於他的建議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是在漢武帝決定尊儒後“詔賢良”才有了董仲舒。漢武帝最後把董仲舒安排給藩王做老師去了，意思就是要董仲舒用忠君思想來告訴藩王老實本分點。
董仲舒
漢武帝治國主要用的也不是儒家思想，重要大臣也多是主父偃這樣的縱橫家，桑弘羊這樣的理財專家和衛青霍去病這樣的勳戚。自漢武帝以後大量儒生進入朝廷，但是多是中下級職位，還沒有對朝政形成主導作用。等到了漢宣帝劉洵的時候，其太子就是劉奭，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這個劉奭生性柔弱，喜好儒學；當他看到自己父親用法家思想去嚴懲犯錯的臣下，認為劉洵用刑太繁，懲罰太重；就勸劉洵少用刑罰、重用儒生，以道德教化治理天下；漢宣帝馬上變臉，訓斥了劉奭一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雜道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大意是漢朝自有漢朝的制度，本來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樣單純地使用所謂的'德政'呢?這裡的德政說的就是儒家思想。這裡也說明當初的漢武帝並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作為官方唯一的意識形態，只是鼓勵發揚儒家學說而已，對其他學說也沒有禁絕。
司馬光
但這個源自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怎麼來的？最早的依據也來自班固的《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這段話基本肯定了董仲舒的關鍵作用，但是跟董仲舒同時期的司馬遷的《史記》根本沒有記載此事，只肯定了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這也是《漢書》中肯定的內容，況且班固生活年代要比董仲舒晚的多，他難道比同時代的司馬遷還清楚？而且在班固的《漢書》不同的章節中也存在矛盾，《漢書.武帝紀》和《漢書.儒林列傳》都說在尊儒過程中田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在尊儒過程中才搞出來個儒生董仲舒；可是到了《漢書.董仲舒傳》中直接說董仲舒在尊儒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在沒有發現別的證據的時候，我們採信司馬遷的《史記》中的說法。一直到了唐朝儒家代表人物韓愈在《原道》中提出了“道統”的說法“吾所謂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認為儒家是這個傳承體系，還認為孟子之後這個“道統”就沒人傳承了，一直到自己這一代人才要儒學得以繼續傳承，所以他領導的“古文運動”就是“儒學的復興”。韓愈這時候不僅把董仲舒，其他漢儒也全部踢出儒家正統的隊伍。開元二十七年，唐玄宗正式冊封孔子為“文宣王”，這個“王”不是親王的王，而是跟皇帝一個級別的那個“王”，這時候才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作為官方唯一的意識形態，根本不是在西漢。
班固
那個董仲舒地位飛速提升的說法既不在漢朝也不在唐朝，而是在後來的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給董仲舒做了“精心包裝”，依據就是他所著的《資治通鑑》，在《資治通鑑.漢紀》中：
武帝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上（武帝）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這就是司馬光精心策劃出來的一套說辭，它與《史記》、《漢書》記載都有存在衝突的地方；司馬光說董仲舒對策是在武帝元年，但是司馬遷卻說董仲舒對策是在武帝七年，這是司馬光故意把董仲舒對策的時間提前到武帝元年的，因為他很清楚武帝七年以後沒有什麼大的思想討論了，基本是風平浪靜，如果就說董仲舒是武帝七年第一次對策的，那司馬光是找不到因為董仲舒對策漢武帝就採納他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證據，也不能列舉漢武帝在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後採取的哪些尊儒措施，故意把董仲舒對策提到武帝元年那就有文章做了。還有司馬光在武帝六年沒說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卻只說田蚡如何貪贓枉法、生活奢侈；還有在武帝七年司馬光只說了漢武帝採納董仲舒舉孝廉的建議，並沒有說正是這一年“詔賢良”後，才出來個董仲舒，“武帝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還有司馬光在尊儒一事上交代的很不清楚，只說武帝元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武帝二年“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武帝七年舉孝廉，這些都為董仲舒當初建議佐證，真是個完美的謊言。司馬光根本沒有說田蚡在尊儒過程中的作用，《史記》和《漢書》都記載“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的是田蚡，司馬光硬是放在了董仲舒頭上。因為只能罷黜百家之言，才能達到尊儒的目的。
司馬光不僅故意混淆時間，還犯了個很明顯的錯誤，如果武帝元年漢武帝已經通過董仲舒對策採納了他尊儒的建議，那為什麼後來還需要丞相衛綰罷免申、韓、蘇、張等人，斥之他們的言詞？（如果漢武帝已經宣佈尊儒那臣子也沒有持其他思想進行爭論的必要，也無需斥責某種思想）只能說明這時候還沒尊儒；武帝二年，太皇太后竇太后喜歡黃老之學，逼迫武帝廢除議立明堂等尊儒活動，把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蘭陵王臧給下獄，最後自殺；罷免了丞相魏其侯竇嬰，太尉武安侯田蚡；“申公亦以疾免歸”。這基本上是儒家的大潰敗。我們看到了，在武帝二年基本掌握實權持儒家思想的官員都被太皇太后竇太后罷免或身亡，如果董仲舒在武帝元年就提出尊儒還被武帝採納，那董仲舒一定會被太皇太后竇太后搞死；所以董仲舒提出尊儒只能是在武帝七年，因為竇太后在武帝六年才去世了。
董仲舒對策不僅不在武帝元年，將儒家思想作為官方唯一意識形態（也就是獨尊儒術）是在後來的唐朝，而不是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對策只是漢武帝尊儒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本來就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政治產物，相對於跟董仲舒同時代的司馬遷的《史記》來說顯得就不再那麼權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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