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發展到公元前六世紀前後，三大哲人相繼問世——古希臘出現了蘇格拉底，古印度出現了釋迦牟尼，古老的中國出現了孔子。
德國哲學家雅士培的《四大聖哲》裡面，特地寫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四個人——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對先哲的景仰不乏其人，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臨終前的遺願竟是：“願意用一生的成就與財富，換取跟蘇格拉底共處一個下午。”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生活在動盪的春秋時代末期。這個時期正處於人類社會第一個轉型期——東周王室衰弱、諸侯爭霸、大夫專權、戰亂不止——同時那又是一個向新的文明時期急劇邁進的時代。
雖然如此，但這一時期在“禮”的約束之下，包括戰爭在內，都呈現出一種極其隆重的“禮儀”與“禮數”——
這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
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神似。這樣的“戰爭表演”，讓我們今天很難想象。但不得不承認，這時的戰爭卻真正延續著“君子之戰”，交戰雙方都是“士”字輩的貴族階層。按照孔子“克己復禮”的路數在實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也是孔子作為一個極端的理想主義者，畢生尋求恢復周禮統治以終止戰亂的根源。
兩千多年前，當魯國人孔丘坐著牛車，帶著他的追隨者們周遊列國，到處推銷他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時，諸侯要麼報之冷眼，要麼虛與委蛇，乃至於可憐的孔夫子竟然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得食，惶惶如喪家之犬。
孔子的一生，見證了吳、越北伐齊魯；晉六卿在西避秦、東掠地的道路上，你死我活拼殺；而齊國為抵抗吳越、晉國，日益倚重田氏、晏氏家族的力量；魯國“三桓”也在外敵環伺的過程中咄咄逼人……孔子走到哪裡，都是戰火紛飛，生靈塗炭。
可即使如此，孔子仍保持著自己的初心。《論語•鄉黨》中記載，孔子是一個嚴肅的人，從吃飯到睡覺、穿衣、行禮、走路都嚴格按照紳士風度要求自己。
或許是生不逢時，或許是先知先覺，孔子一生雖然顛沛流離，卻一直固執己見地兜售著他的“禮”。
孔子對“禮”非常尊崇。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孔子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厚葬顏淵；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恥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
孔子沒有留下親手寫成的著作，其主要言論被弟子們記錄在《論語》和《孔子家語》中。孔子在《論語》中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佳句，樹立了儒者良好的形象，比如“子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這種言論體的形式，反而增加了孔子的傳奇色彩，成為諸多“語錄”式作品的鼻祖。
從子貢開始，孔子就被稱為“聖人”。歷史越是往後靠，聖人的思想傳播越來越廣。自宋代以來，《論語》確定了作為儒學核心經典的地位。
在孔子看來，“禮”的另一種解讀便是“仁”，是“禮”給個人提供了發展“仁”的最好機會。“仁”在《論語》中出現了一百多次，可謂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追求的“仁者，愛人”，具體來說就是不要打仗。他在《憲問》裡舉齊相管仲作為“仁”的典型代表：“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不以兵車”就是“仁”的直接表現。
孔子所謂的“仁”和“孝”延續了管仲的說法，都是針對執政者，而不是老百姓的。執政者別打仗，就是“仁”；仗打得少了，不用上戰場的成年人有機會留在家中，贍養老人，照顧幼兒就能實現“孝”——仁是條件，孝是結果，缺一不可——“孝”其實是“仁”的隱喻形式。孔子主張用3年時間為父母守孝。才有了後世官員“丁憂”的規制。
《孔子家語•王言解》記載，曾參問孔子“成就王業”的道理，孔子說了“七教”，頭兩條就是“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即“敬老、尊齒”，同時直接指向了“上”，也就是執政者。只有執政者先“敬老”，老百姓才能進一步“孝”。
這應該是一生顛簸，卻從未享受“敬老”待遇的孔子，對“上”位者發自肺腑的吶喊。
為什麼歷代帝王僭主都如此看重孔子，把他封為萬世師表？孔子為何博得帝王們的歡心？著名歷史學者劉軍寧給出了耳目一新的答案，他說，孔子的主要身份有先知、君子、帝師三種。孔子自己最為神往的，還是“帝師”的位置，這是他周遊列國的最大動力。劉軍寧認為，從孔子與其弟子對話錄中的《論語》中也不難看出，帝師的本質，就是如何教授帝王把天下民眾都變為君王的臣民，不論其用心多麼良苦，在效果上都是在鞏固君臣關係的格局，擴展君臣關係的秩序。
孔孟的民本思想，最終是站在君王立場上的。君王即使優先考慮百姓的利益，最終還是落實到維護自己的江山上。這樣的“民本”背後還是“以君為本”。
孔子在《論語•八佾》說：“君使臣以禮，臣侍君以忠。”孟軻也在《離婁下》為之呼應：“君之視臣為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為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可是，一旦君主的地位不可動搖，任何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強大的君權面前，都無濟於事。孟軻講“民為貴”、“君為輕”，主張對暴君可以誅之、殺之。但即便是誅殺之後，還是要回到以君為主的君臣格局。
一旦出現暴君，歷史便會重演一遍。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以君臣關係為架構的政治秩序，不論君王是賢明還是暴虐，都不具有道德與政治正當性。承認君王權力至上，堅持君臣格局，等於主張天下私有，認可基於暴力的統治的正當性。
或許，這正是歷代王朝統治者，讓孔子高高在上的重在原由。
也就不難理解，2000多年來，無論是廟堂還是江湖，孔子都享有極其崇高的地位。先說廟堂，孔子被歷代統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封追諡——
漢平帝時追封褒成宣尼公，漢和帝時追封褒尊侯，唐太宗時追封先聖、先師，唐玄宗時追封文宣王，宋真宗時追封至聖文宣王，元成宗時追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嘉靖皇帝稱他為“至聖先師”，清世祖時追封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就連兵連禍結的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也照葫蘆畫瓢地追封為大成至聖先師。
再看江湖，歷朝歷代以來，“孔廟”或“文廟”可謂遍佈宇內，延伸至縣鄉一級，難以計數。史載，最早的文廟建於孔子去世次年，即後來的全國規模最大的曲阜孔廟。貞觀年間，唐太宗下詔，“天下學皆各立周、孔廟”，自此文廟遍地開花。時值明清，幾乎每一府、州、縣治所在地，都有文廟的紅牆黃瓦。
孔子是至高無上的文化庇護者，每一地的文廟，便要在一定的時間內，舉行盛大的儀式進行祭祀，這就是祭孔。紅色的圍牆，高聳的飛簷，滄桑的琉璃瓦，處處透出一種與一些小城格格不入的王者氣派。這，就是供奉孔子的文廟。
就是今天，密佈世界的孔子學院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成為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和載體。自古至今，沒有哪一位先哲聖人，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號召力。
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在儒家的道德與政治秩序中，君臣關係是最高、最重要的關係。在回答齊國君主關於如何治理國家問題時，孔子曾不假思索地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聽後心領神會，大喜過望，馬上接著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如此一來，雙方便達成高度的共識：君主要像君主的樣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樣子；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兒子才有兒子的樣子。所有社會成員要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國家才能安定。以致到後來，中國的君臣關係竟演變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追根溯源，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顯然是一個清晰的源頭。因而，劉軍寧發出如是呼籲：“中國必須要拒絕作為帝師的孔子，找回作為先知的孔子。我希望，在未來，帝師的孔子被遺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賞，先知的孔子被弘揚。”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註冊商標，孔子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資產，不可否認，孔子同樣是“中國兩千年多年專制的精神教父”。
孔子晚年致力於編輯整理《春秋》。魯哀公十六年時，也即是周敬王去世後第八年，孔子以73歲高齡辭世。去世兩年前，他已經編不動《春秋》了，《春秋》到公元前481年結束。
或許，孔子自己也沒料到，他身後兩千多年，會成為中華文明徵程上，一個清晰的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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