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農耕社會來說，江南是一塊福地。然而，也正是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使得江南成為細菌和蚊蟲天然的滋生地。江南“抗疫”制度萌芽於唐朝，興盛於兩宋，沉澱於明清，其間經歷過太多辛酸。所幸，正是先人們用經驗與智慧吹響的號角，讓中華民族在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中越挫越勇。
唐朝：江南抗疫制度的萌芽
唐朝開元之後，農業、手工業不斷南移。與江南城市日漸繁榮、人口數量急劇增加的趨勢相應，江南瘟疫也日益變得頻繁起來。
面對來勢洶洶的瘟疫，唐朝官方醫務隊伍建制逐漸成形。貞觀三年，唐太宗於地方各州設置醫學博士和學生，也即官方醫務人員；開元年間，唐玄宗更進一步強化醫學建制，10萬戶以上州里需置醫學生20人，10萬戶以下置12人。至唐代宗時期，更形成了上、中、下州依級分置不同數量醫學博士、助教、學生的體系。
唐朝應對突發疫情時主要有送醫送藥、抑制傳染、減免賦稅三類機制。醫學博士的建制主要為應對日常醫療救治任務而設，而一旦疫情發生，朝廷便會派出使者送醫送藥，以加強疫區醫療力量。
通過官方醫務隊伍的建立，以及瘟疫中對醫藥、醫療及經濟上的補助，唐朝對瘟疫的防控雖不完善，但已漸成體系。
兩宋：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時刻
相較於唐朝，宋朝江南經濟發展更為迅速，而其瘟疫也更為頻繁。其中尤以臨安居多，真可謂“江南疫，最疫是杭州”了。
兩宋時期瘟疫頻繁，其嚴重程度也不亞於唐朝，史書中常常有“死者十有五六”“戶滅村絕”之語。不過，抗疫機制也大幅發展：宋朝已經基本建成了蔚為完善的官方醫療體系，富庶的經濟也使得朝廷有能力在瘟疫期間為百姓提供更多支援，而便利的交通與相對較小的領土，也讓醫療救助能夠達到帝國的邊疆。
宋朝醫療機構大致分為御藥院、太醫局、翰林醫官院、惠民和劑局。御藥院及太醫局分別主管皇室醫療及醫學教育、考核醫官等事務，與百姓相關的醫療機構主要是翰林醫官院、惠民和劑局。翰林醫官院主要供奉醫藥，平時為皇家提供醫療服務，遇瘟疫則奉詔至地方視察、醫治瘟疫。
宋朝還興建了一批慈善機構，如救治貧病的安濟坊、居養院以及救濟貧病葬用的漏澤園。元符元年，福利政策進一步加強，增建居養院以收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
明清：潤物細無聲的抗疫事業
至明朝後，朝廷醫療政策轉入消極，但惠民和劑局與漏澤園依然得以保全。明朝後期，朝廷無力支撐各級常設醫療機構，往往在瘟疫發生時才臨時設置。清朝未如宋朝一樣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統一的醫療機構，但地方大員往往在職權之內設立醫藥局，這一政策貫穿清朝始終。與明朝相比，清朝相對成熟的印刷業也為地方官員在瘟疫暴發時刊刻醫書提供了技術條件。
相較清朝地方官府設局製藥、刊刻醫書的做法，民間面對瘟疫的“自救”行為的確顯得積極得多。清朝沒有建立惠民和劑局，但宗族、行業的會館公所則自發包含了醫療救助功能，如常州王氏的《參改義莊規條》便有此規定：“莊內則有名醫生，議定每季薪俸若干，擇誠實藥房……如冊內有名病重者，查實後請醫診視……到店付藥。貧苦難堪，酌給錢若干，以備零星等費。”
除會館公所外，清初民間就出現了鄉賢舉辦的善堂。江南最早的善堂數順治年間建於杭州的悲智社，至清末善堂數量明顯增多，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廣仁堂等。同治以後，還發展出經營模式更為先進、專門救療疾疫的醫藥局。
清朝的會館公所和善堂基本繼承了古代安濟坊、居養院、惠民和劑局等機構的職能，只不過創設者由朝廷走向民間。清朝後期，地方官府往往會在興辦醫藥局等的抗疫事業中予以支持，而鄉紳的活躍又能保證地方“善政”在官員遷進後依然保持穩定。在民間力量有一定發展的背景下，清朝抗疫事業似乎只是更加“潤物細無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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