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歲月長河，漢朝代秦而立，摒除秦朝的嚴苛竣法，實行了一套新的制度，為新朝帶來了新的活力，也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縱觀歷朝歷代，對於經濟變革，從未跳出“為刺激經濟，放鬆對民間的管制，地方勢力坐大，中央權威受損”—“為維護集權，加強中央權威和控制力，侵蝕民間，生產力下降”的怪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每一個泱泱大國皇帝所面臨的巨大考驗。本文從漢武帝改制探尋漢朝的變法改革情況，以期汲取經驗和教訓。
一．文景之治
談及漢武改制，就不得不說起武帝前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既為漢武改制奠定了基礎，也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挑戰。
文景二帝前後執政凡七十年，這段時期是我國曆史上自三代盛世以後出現的第一個經濟大繁榮時期，史稱文景之治。這場繁榮的出現，是中央向地方放權的結果。
漢朝初立，國力疲敝，劉邦出巡竟然湊不齊六匹顏色一樣的馬，而大臣諸侯則只好以牛車代步，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集權實在是無利可圖，也無權可用。所以，在文景二帝時，“放水養魚”勢在必行，《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有“漢興，海內為一，開山樑，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說，百年前商鞅確立的全面管制的政策完全廢弛，代之以放鬆對山林礦藏資源以及對關隘港口的管制，從而減少了地區的物流成本，增加了民間接觸生產資料的可能，直接導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躍以及工商業的繁榮發展，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就指出：“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
在放活工商的同時，漢朝也採取了對農“輕傜薄役”、“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先後“除田稅而半”，租率最後達到了三十稅一，一度甚至全免達十二年之久。另外，漢朝對外也風行了和平政策，不輕易出兵，通過和親來維持和平。
這樣寬鬆的政策，持續了70年，民間和國庫日益充裕，國家儲備的錢財數以億計，以至於串錢的繩子都腐朽爛掉了，中央倉庫中的糧食更是多得陳谷疊陳谷，乃至“腐敗不可食”。
在這個時期，雖然國力逐漸增強，百姓日漸富裕起來，各大利益集團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集中體現為：自由商人集團崛起，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控制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地方諸侯勢力龐大，中央權力收到了損害，中央集權出現了旁落；權貴與商人結成利益共同體，極大地破壞了吏治。
在這樣的背景下，景帝末期發生了七王之亂，有識之士鑑於這樣的情況，提出了“增強中央，削弱地方”的集權主張，這也是漢武帝改制的核心思想。
二、漢武改制的背景
七王之亂平定後的第十三年，劉徹登基，是為漢武帝。
漢武踐位，一改前朝休養生息的政策，採取了中央高度集權的政策，將帝國戰車帶回了中央集權的軌道上。
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製度上，漢武帝頒佈了《推恩令》強行要求諸侯分封諸子從而強行縮減了諸侯封地，同時又由朝廷向地方派遣主管行政和監察的刺史，從而空前加強了中央集權。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學成為了中原王朝以後上千年唯一的正統思想，延續七百年的學術爭鳴、百家齊放的景象戛然而止。
在外交政策上，漢武帝一反前態，派遣大將常年與匈奴作戰，奪回了河套河西走廊，派兵剿滅衛氏朝鮮，向南威服夜郎、南越使其歸附漢朝。
常年征戰使得國家版圖極大地擴大，漢武帝的政治威望也達到了頂點，可是在經濟上，漢武帝將兩代先皇留下的充沛國庫消耗一空，使得國家經濟出現了巨大的虧空。
在這種背景下，漢武帝任用桑弘羊，在產業、流通、金融和稅收等多個領域，進行了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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