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军事上的失败，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国内革命运动空前高涨。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信号。11月9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在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下，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李卜克内西向欢呼的群众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却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在十一月革命过程中，德国共产党于1918年12月底诞生。1919年 1月，柏林工人罢工并举行起义，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镇压，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也惨遭杀害。4 月，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是十一月革命的最高潮。5 月，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遭社会民主党政府血腥镇压，十一月革命终结。历时半年的十一月革命，在德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德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极大的利益。
十一月革命为何爆发、革命的进程怎样、成就如何、为什么失败、应吸取哪些教训，我们将对以上问题作简要的回答。
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
1918年十一月革命前的德国，是一个容克和垄断资产阶级占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在20世初，德国资本议经济已迅速发展，其实力超过了英、法，仅次于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强国。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已达到1670万吨，钢产量为1940万吨，煤产量为2.17亿吨。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都有很大发展。
后起的、发展迅速的德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但这时的殖民地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英、俄、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抢占得最多。德国嫌自己的殖民地太少，不甘于现状。“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于是，将军代替了外交家，大炮代替了谈判，爆发了1914—1918年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战的结果，加深并加剧了德国社会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劳动人民却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垄断巨头史汀纳斯的财产在大战期间增加了 9倍，即从一亿马克增加到10亿马克。克虏伯军火公司在1913—1914年获利7500万马克，而1916—1917年则获利1.75亿马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获利 8亿马克，等于和平时期20年的总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克虏伯公司的财产增加了3倍。战争期间，德国有200万人死于前线，150万人成为残废，近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斯巴达克派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当时就尖锐地指出：“红利一年年地增加，士兵一个个地倒下。”
战争使德国的经济濒于崩溃。大批工人被征召开赴前线，加上原材料和燃料奇缺，工厂、企业纷纷倒闭。1918年，工业生产指数已下降到1913年的 57%，农业的收成也只有战前的 1/2。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战前降低了1/2到2/3。由于粮食短缺，居民的食粮和副食品都实行定量配给，而且每个人的消费量与战前相比，要少得多。面粉只及一半，肉类只及1/6，黄油只及1/8。不但配给量少，而且价格又不断上涨。上述配给量，还不到一个成年人正常食物需要量的一半。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许多人由于饥饿或营养不良而死去。前线的骑兵团士兵，因饥饿不得不吃掉喂牲口的饲料；士兵没有袜子穿，连皮鞋的后掌都取消了；伤员用的绷带也供应不上。按照战时的一般惯例，一切都为了前线。士兵们的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沉重的军费要人民群众来承担。战争开始后的 6个月，德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85亿多马克。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年年要追加军费，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政府就以税收的形式把它们转嫁到人民的头上。战争期间，公债也从50亿马克增加到1600亿马克。
当时，列宁就指出：“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剧和灾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们更加义愤填膺，”“在德国和奥地利，罢工的浪潮又翻腾起来。”1917年一年就发生了561次罢工，参加人数达 146万多人。其中以柏林30万工人和莱比锡5万工人举行的四月大罢工，影响尤为深远。罢工者提出了立即结束战争，迅速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等要求。
军队也展开了反战运动，不满情绪以海军最为强烈，他们同情并支持工人的斗争。1917年 8月，爆发了威廉港12艘军舰水兵的起义。由于暗探告密，这次起义遭到了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水兵被关进监狱，起义领导人马克斯·来希斯比奇和阿尔宾·科比斯被判处死刑。反动政府害怕革命的水兵，不敢在威廉港公开枪毙这两位起义领导人，于是偷偷摸摸地在科隆附近的万恩打靶场杀害了他们。海军起义失败了。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时代，也推动了德国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1917年11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政府颁布了《和平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要求缔结停战协定，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德国人民积极响应，要求结束战争，实现和平。1918年 1月28日，爆发了柏林50万工人的大罢工。工人们抗议德国反动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掠夺性的媾和条件，要求按照苏联政府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与此同时，汉堡、基尔、鲁尔、莱比锡、慕尼黑等地也相继爆发了工人罢工，总人数也达到50万人以上。在罢工斗争中，不少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组织。一月政治大罢工是十一月革命的前奏。
1918年，同盟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这一年 3月，德国与苏联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后，德国掠夺了苏联大片领土并获取了大量赔款，以为已占了优势，妄想在夏季结束战争。3月至7月，德军在西线集结了 205个师，倾全力发动了4 次攻势。其结果是德军伤亡达70万人，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德军物资消耗殆尽，后备兵源枯竭。8月，协约国联军又在亚眠一带全歼德军16个师。9月，联军全线出击，德军节节败退。德国军事上的失败，促使国内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
德国统治阶级已预感到革命暴风雨的来临。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缓和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避免“来自下面的革命”，他们知道单靠暴力镇压已经不灵了，于是就乞求于虚假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换马的办法。1918年 9月30日，德皇威廉二世下达诏书，改组政府，实行国会制。德皇虚伪地声称，德国人民应该从今天起比以前更有效和更负责地参与国事，政府应对国会负责，并授命玛克斯·巴登亲王组阁。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抱什么态度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右派以艾伯特、谢德曼为首，他们是一伙叛徒、工贼，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革命。中派以考茨基为首，于1917年 4月组织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宣传阶级调和、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是右派的得力帮手。左派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首，从1916年起就建立了自己的团体，以“斯巴达克信札”为名出版秘密的政治通讯，由此得名斯巴达克派，他们代表了德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斯巴达克派对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以及同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的必要性等问题还缺乏认识，以致在较长时期内仍然作为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一个部分。当威廉二世下达诏书、改组政府时，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为拯救君主制政府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而卖命，谢德曼、鲍威尔都参加了这个政府，还当上了国务秘书，这是右派领袖新的叛变行为。
但是，德国反动政府无论是采用残酷镇压还是进行欺骗，都已无法阻止德国革命的爆发，也挽救不了它们的失败。
基尔水兵的起义
持续的帝国主义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德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屠杀政策的反战运动来势迅猛。1918年 9月底，德皇威廉二世虽然采用了换马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9月—10月，德国革命形势日臻成熟。10月7日，代表德国工人阶级和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斯巴达克派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告德国人民宣言书。宣言书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战斗任务，为推翻德国的反动政府、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而斗争。宣言书还提出了没收大企业、银行、矿山；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立即停止战争，严惩战争祸首；释放政治犯，解除戒严状态等要求。
在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下，德国境内的革命运动汹涌澎湃。1918年10月20日，柏林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坚决要求废除君主制，严惩战争祸首，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斯巴达克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反动政府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第二天，被迫释放李卜克内西出狱。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1900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去世时，卡尔·李卜克内西已是社会民主党内引人瞩目的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左派的领袖。他的名著《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揭露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本质，明确地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战胜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才能确保全民族的幸福和和平。1912年，他当选为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在议会讲台上，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12月 2日，在德国议会进行第二次军事拨款案的表决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再一次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案。当时，卡尔·李卜克内西单独一人投了反对票，并发表声明，指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说：“参战各国中没有一国的人民愿意进行这次战争，这次战争不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幸福而进行的。
这是一次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为使资本主义统治世界市场而进行的一次战争!”为此，他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李卜克内西反战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相反地，他与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等一起，以忘我的革命精神投身于革命运动。他们创办了理论刊物《国际》，秘密印发传单，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李卜克内西鲜明地提出了“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就在德国，这就是德国帝国主义、德国主战派、德国的秘密外交。”
他的战斗号召，大大地推动了反帝反战运动的发展。
1916年5月1日，李卜克内西等左派领袖组织柏林工人在波茨坦广场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一次集会。示威游行中，李卜克内西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在法庭上，李卜克内西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法官诬陷他“叛国”的罪名。他说：“叛国从来就是统治阶级、诸侯和贵族阶级的一种特权，叛国是他们的最高贵的历史传统。真正的叛国贼今天还没有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坐在重工业、军备企业和大银行的写字间里，坐在容克地主的骑士庄园里。”最后，他以“打倒战争!”“打倒政府!”作为辩护词的结束语。
1918年10月21日，当李卜克内西被反动政府释放出狱到达柏林时，数千名工人聚集在车站夹道欢迎。欢迎群众在李卜克内西的率领下前往苏联大使馆，向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致敬。
李卜克内西出狱后，不顾敌人的诽谤和攻击，以惊人的毅力与斯巴达克派的其他领袖一道积极地从事发动和组织工人、士兵群众的工作，为迎接革命的到来而斗争。
1918年10月，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面临彻底崩溃的德国统治集团孤注一掷，竟命令德国舰队在公海上出击英国人。他们幻想，如果打胜了，可以用庆祝军事上的胜利来掩盖德国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如果打败了，也可以摆脱日益酝酿着骚动的水兵的威胁。当时，反动政府把德舰队和一切所属船只如鱼雷艇、小型巡洋舰，全部战斗舰，甚至连机器出了毛病的军舰都集中起来，出海迎战英国舰队，指望德国舰队要么取得“辉煌的胜利”，要么是“光荣的沉没”。10月25日，德国政府命令基尔港8万名水兵出海与英国决一死战。这只能使8万名水兵去白白送死。水兵们识破了这个冒险计谋的用意，他们反对这样做，并要求停止战争。10月29日晚，基尔港水兵熄灭炉火、拒绝起锚。他们准备在敌人进攻时实行自卫，但不愿意去作无谓的牺牲。德国海军司令部被迫收回成命，但是对水兵仍进行了镇压，并逮捕了几百名水兵，军事法庭对被捕的水兵开始了审判，这更激起了水兵们的强烈反抗。
11月 3日，基尔港军舰的桅杆上，蓦地升起了一面面鲜艳的红旗，水兵起义开始了。一队队的水兵佩带着红绸带和红帽徽拥上基尔城街头，与工人联合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了海军拘留所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者。反动政府的海军部队与示威游行的工人、士兵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有3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打伤。这是火上加油，广大的工人、士兵更加愤怒。基尔成立了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这两个苏维埃采取联合行动。基尔城的工人于11月 5日宣布总罢工。反动政府从外地调了4个步兵连来镇压，可是其中3个步兵连很快地就倒向起义者一边，另一个步兵连也迅速地被工人、士兵解除了武装。经过几天的短兵相接，整个基尔城已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所掌握。
基尔水兵起义胜利的消息，像一声春雷，冲破了反动政府的封锁，迅速传遍全国。
11月3日基尔水兵和工人的起义，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信号!
11月5日，汉堡7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并在基尔港派来的水兵支队的援助下，解除了反动军队的武装，成立了工兵苏维埃，夺取了汉堡的政权。与此同时，在卢卑克、法林斯堡、希威林、不来梅、库克斯哈芬等地的工人、士兵也解除了当地反动军队的武装，并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
11月6日，莱比锡、斯图加特和汉诺威等地的工人、士兵的起义也取得了胜利。
11月7日，慕尼黑工人、士兵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从11月3日到8日，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工人、士兵先后夺取了当地政权，革命烈火燃遍全国。
面对着急风暴雨似的全国革命运动，德国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惊恐万状，一起商量对策。对革命“恨之入骨”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头目艾伯特，想方设法要保存君主制度。另一个社会民主党右派头目谢德曼则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再保存君主制度已不可能，相反地宣布成立共和国将能安定群众的革命情绪，并能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狡诈的欺骗手段，得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赞同。
基尔水兵起义掀起的全国性革命浪潮，波及到德国反动统治的中心——首都柏林。柏林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统治集团采取了严密的军事措施，同时，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一方面与统治集团紧密合作，制订各种反革命的计划；例如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共同商定，在1918年11月 4日分别发出内容完全相同的呼吁书，要工人们不受“非法”传单的煽诱，要保持镇静，不要走上街头。另一方面右派领袖又尽量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以免在工人中失去影响。11月 7日，社会民主党中央和议会党团在保存君主制已不可能的情况下，向帝国总理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皇太子宣告放弃皇位；加强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的影响；约束军警千万别惹出事来。社会民主党企图用牺牲皇帝、“小骂大帮忙”的手法，达到阻止革命，由资产阶级来统治的目的。
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则采取口头上迎合群众，而实际上却采取了拖住群众，不让他们革命的策略。斯巴达克派曾向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提议：11月 4日举行总罢工，11月 5日转为武装起义；但这个建议被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塞之流拒绝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还说： 7日、8日是发薪日，不宜行动；9日、10日是周末和星期日，也不能考虑。其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根本就不想组织工人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派决定单独行动，于11月8日发出号召，号召工人、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9 日，柏林工人开始了总罢工，大批工人手执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兵营，与士兵联欢。接着起义的工人、士兵迅速占领了帝国国会、市政厅、警察局、车站和电报总局。
德国统治者眼看大势已去，妄图负隅顽抗。德皇威廉二世曾问28名将军，是否能从前线调回部队来保卫王朝，其中有27名将军的回答是根本不行。社会民主党领袖眼看革命已无法阻止，就改变策略，假意参加革命并把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就在11月9日中午，革命正在进行并将取得胜利的时候，社会民主党赶忙发了一张“号召书”，号召工人总罢工，以便挤到领导地位上去，加强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玛克斯·巴登亲王为了保存君主制度、阻止革命进一步发展，就把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作为反对革命的支柱，急急忙忙任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为帝国总理。玛克斯·巴登亲王有一段自白招认了这一罪恶目的，他说：“革命要取得胜利，我们不能击破它，但是，也许能缢死它。现在是皇帝退位的时候了，是艾伯特显本事的时候了……如果老百姓把艾伯特作为人民喉舌推荐给我，那末就会是共和国；如果李卜克内西被提出来，那就会是布尔什维主义。如果行将退位的皇帝任命艾伯特为帝国总理，帝制还有一线希望，也许还能够把革命的力量扭转到选举斗争的合法的框子里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艾伯特这个叛徒的确没有辜负他主子的重托。列宁说得好：“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
11月 9日，当起义的工人、士兵占领了柏林之后，李卜克内西在皇宫的阳台上升起红旗，并向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发表演说，宣布“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社会民主党右派头目谢德曼听到上面这个消息后，赶忙跑到离皇宫仅 800米的国会阳台上高呼：“自由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谢德曼力图用一个貌似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来抵制李卜克内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当艾伯特知道了谢德曼大喊共和国万岁之后，气得脸色灰白，两手发抖，立即把谢德曼叫了去，并用拳头猛击桌子对谢德曼咆哮说：“真的吗?你真的高呼共和吗?你没有权利那样做!”但是，不管艾伯特如何大发雷霆，已不可能挽救德国的君主政体了。在柏林工人、士兵起义的打击下，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太子等已狼狈地逃亡荷兰。从此，德国的君主制被推翻，统治德国人民长达217年之久的霍亨索伦王朝完蛋了。
艾伯特政府的反动政策
群众的革命风暴，赶跑了德国皇帝，废除了君主政体，广大劳动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由于德国没有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工人阶级又缺乏革命经验，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并篡夺了领导权。当艾伯特接替了帝国总理的职务之后，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同时，又乘柏林工人、士兵正在战斗之际，拼凑了一个所谓“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这个代表会的代表，全是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和企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居然作出决议，第二天就召开“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还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说什么只要由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双方根据平等原则联合组成政府，才能很快地与协约国缔结停战协定，士兵就可以复员回家，安居乐业。
这种蛊惑宣传起了很大的欺骗作用。
11月10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布施马戏院举行，参加大会的成员极为复杂，代表的资格审查也没有进行。代表中受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士兵占了多数。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反革命分子已混入代表大会，号召大家要提高警惕。李卜克内西的演说，不仅没有人支持，反而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敌视。社会民主党利用它们强大的工会组织系统和宣传机构，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代表大会选出了24人组成的“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有 6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6人，士兵苏维埃代表12人。代表大会还批准了艾伯特提出的联合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 6名成员，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任总理)、谢德曼和兰兹堡，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塞、狄特曼和巴尔特。社会民主党人吹嘘说，联合政府是“纯粹社会主义政府”。
在社会民主党组织政府的时候，广大群众就要求吸收李卜克内西参加。社会民主党为了欺骗群众，答应吸收李卜克内西到政府里来。但是，斯巴达克同盟及其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正确地认识到，尽管德国已宣布为共和国，德皇也已退位，但德意志帝国的全体官员和将军仍留在政府各部门，旧的国家机器没有打碎，德国的统治阶级没有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如参加政府，不但无济于事，而且非常有害，它会妨碍群众认清艾伯特政府的反动本质。为了揭穿艾伯特政府，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德国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二)全部政权必须转交给苏维埃；(三)必须清除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成员。李卜克内西还声明，如果上述条件被接受，他就参加政府。但艾伯特拒绝了这些条件，因此李卜克内西没有参加，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们却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的邀请，参加了政府。
新成立的艾伯特政府，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质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艾伯特、谢德曼上台之初，他们的统治还不巩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11月12日，发表了“告人民书”。“告人民书”不得不宣布给人民一些权利，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享有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年满20岁的男女有选举权；给失业者救济金，等等。但是，“告人民书”只字不提逮捕战犯、镇压一切反革命、没收战犯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容克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等问题，反而宣布政府保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这样，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依旧保存了下来。政府还宣布：为了尽快建立“正常”和“合法”的社会秩序，必须选举一个国民议会。
艾伯特政府为了欺骗群众，还煞有介事地建立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以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头目卡尔·考茨基，大多数委员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如拉特瑙、古诺等。这个委员会不仅没有没收过任何一个战犯、容克贵族、垄断资本家的财产，相反，在委员会的帮助下，垄断资本家正紧张地恢复和扩大企业的生产。“社会化委员会”的真正目的，从委员维利布兰特说的一段话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说：“为了安抚一下粗野的群众，应该对他们说一些具有‘诱惑力的词句’，而‘社会化’就是这样的‘诱惑性的词句’”。
艾伯特政府时时刻刻都想消灭革命，取缔工兵代表苏维埃。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存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受到严重威胁。早在1918年11月10日，即柏林工人、士兵起义胜利后的第一天，艾伯特与德皇军队总司令、陆军元帅兴登堡领导下的陆军总部就缔结了秘密协议，要一起镇压革命。后来，到了1924年，一些保守派记者指控当时的总统艾伯特曾参与革命；法院审讯时，艾伯特和格吕纳将军(陆军总部负责人)都承认他们共同策划、扼杀革命的事实。格吕纳将军的证词是：“我们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进行合作……每晚11时至1时之间，我们用电话(总理府和陆军总部之间有秘密直通电话线)商谈。当务之急是夺取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力，为此要调 10个师军队前来柏林。艾伯特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军队使用烈性弹药。我们曾起草一份计划：一俟部队开到柏林，便立即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工作。”但是，由于当时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力量比较强大，前线师团一时又不能调来柏林，因此，艾伯特政府不敢公开取缔工兵代表苏维埃，而是采取了巩固容克、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剥夺工兵代表苏维埃权力的办法。
1918年11月11日，艾伯特政府通令原帝国各部的官员全部留任原职。11月12日，艾伯特政府又致电统帅部，保留军队中原有的等级隶属关系；与此同时，艾伯特下令恢复所有各部队军官的指挥权。11月14日，政府还颁布命令，禁止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过问统帅部的事务，军队中的士兵苏维埃只能在给养和休假问题上有一点咨询权。
11月16日，政府又颁布命令，禁止工兵代表苏维埃参与司法活动，同时命令所有工人必须交出武器。艾伯特政府还积极支持和纵容一批反动军官，组织了反革命武装，即所谓“志愿队”；从12月开始，相继出现了麦尔凯尔军团、罗斯巴赫、留封佐夫支队、帕布斯特大尉的近卫骑兵狙击师、封·列德尔将军的步兵狙击兵团以及古尤利金的志愿兵团等。柏林卫戍司令、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维尔斯还参加过反革命组织“学生自卫军”的成立仪式。这些反革命武装的骨干，都由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反动军官组成。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战争是他们最好的职业，残杀群众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赏钱。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容克地主的政党，在艾伯特政府的庇护下，纷纷以“民主党”、“人民党”的面貌再度出现。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组成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国家自由党改名为德国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也改名为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这些政党都支持艾伯特政府，主张尽快召开制宪会议。
在经济方面，艾伯特政府和垄断资本家也订有协定，政府将竭力帮助垄断企业恢复、发展生产。11月15日，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金和企业主协会代表订立了一个所谓《劳动协定》，协定承认资本家是企业的所有者和领导者，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工人对企业的领导和监督。为了掩饰他们的叛卖行为，职工会领袖在工人中间大肆宣扬，说《劳动协定》使工人阶级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自由结社的“权利”。11月19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发出指示，要工人代表苏维埃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力。
艾伯特政府还竭力削弱农村的革命力量，割断农村与城市的联系。11月12日，艾伯特政府号召在农村中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一手极为恶毒。它们企图建立冒牌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来控制农村的革命运动，保护容克的土地和财产。在所谓“农村中一切阶级不分党派共同自愿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下，把农村的地主与富农塞进了“苏维埃”，并把持了“苏维埃”的领导，阻止农民分地的要求。同时，还用所谓“戍边垦荒”的办法，把农村中较为坚定的革命分子调往边区，削弱农村的革命力量。
在外交上，艾伯特政府反对苏维埃政府，同时，又转向西方。德国工人积极主张同苏维埃政府恢复邦交，这是十一月革命中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德国政府早在11月 5日就已片面地与苏维埃政府断交，并驱逐苏联大使出境。它们的理由是苏联政府寄给苏联驻德使馆的包裹中，有号召德国工人举行起义的传单。事后查明，这些传单是根据谢德曼的命令在德国印刷并偷偷地放到苏联驻德使馆的包裹里面的。谢德曼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破坏苏维埃政府的威信。11月 9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通过一项呼吁书，上面写道：“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向俄罗斯工农政府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决定在德意志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之间恢复符合于国际法的关系并期待俄国大使莅临柏林。”但是，艾伯特政府根本不想与苏维埃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拒绝苏联政府给德国工人的粮食援助。11月11日，当时处于十分困难条件下的苏联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出发，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赠送德国工人两列车的粮食。德国政府拒绝了苏联的粮食援助，还发表了声明，说什么接受粮食援助并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就意味着战胜国要占领德国。
艾伯特政府对苏联是造谣中伤，对美国则极力讨好。11月14日，艾伯特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粮食支援。威尔逊回电说，如果德国能够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能够遏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将考虑这一问题。
广大群众对艾伯特政府的反动政策和欺骗手段，起初，还没有识破。他们以为推翻了君主政体，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府，德国正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斯巴达克派领导人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力图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11月 9日，创办了《红旗报》，作为斯巴达克派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提出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奋斗的口号。
11月10日，斯巴达克派发表了新的革命纲领，并提出下列任务：在工人、士兵苏维埃中争取大多数；肃清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建立一个由革命工人组织的红色赤卫队；没收战犯的财产，并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由苏维埃来监督生产；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等等。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918年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马达克同盟”，选出由1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利奥·约吉赫斯、弗兰茨·梅林、威廉·皮克等人。11月18日，卢森堡在《红旗报》第三期发表了《开始》一文，给工人的斗争指出了方向。她写道：“废除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当前革命的历史课题。”同时，她还指出：“敌人尚未被打倒”，艾伯特政府正成为保护霍亨索伦王朝专制制度的工具。她号召革命群众，要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柏林的无产阶级坚决响应斯巴达克同盟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号召，要求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无产者，把革命推向前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却提出了“国民议会决定一切”的口号，反革命势力正是在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向无产阶级展开了进攻。说什么协约国同意在“国民议会”召开后才会把粮食运到德国。
1918年12月，柏林的反革命势力猖獗一时。12月 6日，前线士兵和休假士兵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参加士兵苏维埃，反革命武装乘机用机枪扫射示威者，当场有16人死亡，30多人受重伤。反革命匪帮还企图逮捕工兵代表苏维埃和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
他们公然在大街上叫嚷，要艾伯特当总统；并袭击《红旗报》编辑部，捣毁了印刷机；搜捕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12月 7日，斯巴达克同盟为了回击这次反革命暴乱，去工厂散发传单，并号召工人进行示威游行。驻在柏林、倾向革命的人民海军师官兵，同情、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在人民海军师官兵和工人的联合行动下，很快地驱散了反革命暴乱分子。12月 8日，柏林工人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参加者达15万人，其中不少人携带着武器。游行者高呼口号：“打倒艾伯特政府!”“打倒杀人犯!”“立即解除反革命武装！”“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当时的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工人又行动起来了。他们期待斯巴达克同盟采取果敢的行动。但是，斯巴达克同盟本身却存在着很大的弱点，无法实现自己提出的正确的革命纲领。斯巴达克同盟组织小，盟员少。这时，柏林的盟员只有几百人，汉堡还不到70人。更重要的是尽管斯巴达克同盟在组织上已进行改组，但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仅仅是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部分，这就妨碍了它们开展自己的革命活动。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在工人、士兵中单独建立基层组织，与各地的联系也不多。因此，斯巴达克同盟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仍处于少数的地位。
1918年12月16日—21日，在柏林举行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社会民主党人28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87名，斯巴达克同盟只有10名。以至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这样著名的工人领袖，都被排斥在代表大会之外。斯巴达克同盟发动柏林25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向代表大会提出“取消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斯巴达克同盟打算通过群众的压力来影响会议的进程，但全被占据优势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所抵挡未能扭转局势。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两项剥夺工兵代表苏维埃自身权力的决议：(一)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全部移交给艾伯特政府；(二)规定1919年 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取代工兵代表苏维埃。当时，列宁就指出：“历史是怎样对德国提出问题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打着各种招牌(像‘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之类)的资产阶级议会。”
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决议。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诉诸武力。卢森堡在《国民会议还是苏维埃政府》一文中写道：“英国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摇篮，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靠了农民骑兵、克伦威尔的暴力解决自己任务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都在加紧准备即将到来的搏斗。
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艾伯特政府企图在国民议会选举以前，摧毁革命的武装力量，以保证选举更有利于它的政府。于是艾伯特下令把具有革命倾向的人民海军师调离柏林。人民海军师自从粉碎了反革命暴乱、为保卫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后，它们也就成了艾伯特的眼中钉、肉中刺。人民海军师拒绝执行调离柏林的命令，艾伯特政府立即停发它们的军饷，水兵们极为愤慨。12月23日，人民海军师派出代表来到柏林卫戍司令部进行谈判，司令部的巡逻队竟在大街上开枪射击护送谈判代表的水兵，当场有两人被打死，3人受重伤。愤怒的水兵立即扣住了卫戍司令维尔斯，并把他押往练马场大楼。12月24日，艾伯特政府调来配备有大炮的波茨坦近卫部队，包围了练马场，命令水兵马上交出武器、释放维尔斯，并对练马场大楼炮击了半小时。
当时，就有60多名水兵光荣牺牲。柏林工人闻讯赶到练马场，与水兵们一起撵走了艾伯特的政府军。12月23日、24日的流血事件，表明艾伯特政府已公开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共产党领导下的柏林工人罢工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18年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虽然它在组织上尚未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但是，却为德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必要准备。到了12月下旬，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已有很大发展。除柏林外，鲁尔、下莱茵、斯图加特、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等46个地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都建立了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在12月23日、24日的流血事件中，斯巴达克同盟致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一封公开信，表达了斯巴达克同盟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反动政策，提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要求，并希望于12月25日答复。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借口交通困难和忙于竞选工作，拒绝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于是，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秘密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建立共产党。
1918年12月30日，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柏林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46个地方斯巴达克同盟组织的代表83人，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代表 3人，青年代表一人，以及来宾16人。大会由威廉·皮克主持，卡尔·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必要性》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决议：斯巴达克同盟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断绝组织关系，成立独立的政党，取名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在这次会上，罗莎·卢森堡也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她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事实和行动，把资本主义连根拔掉”。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纲明确指出，德国工人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并提出当时的具体任务是：消灭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各邦的封建势力，解除反革命武装，组织工人赤卫队，实行银行、煤矿、重工业国有化，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
在党的成立大会上，选出了德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成员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威廉·皮克等人。
这次党的成立大会也存在一些缺点。大会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低估了无产阶级同盟军农民的作用，没有制定明确的土地纲领；大会还通过了禁止党员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以及抵制国民会议的选举等错误的决议。当时，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主张参加选举，以便利用议会讲坛、动员群众去揭露政府。但是，受宗派主义影响的多数代表认为，此时不是选举的时候，必须用群众性的罢工和机关枪来反对国民会议；他们还断言，参加选举只能麻痹工人的斗志。广大群众也还没有识破召开国民会议这种主张的反动本质，并不理解共产党人抵制选举的原因。这种抵制国民会议选举的行动，正是“左派”幼稚病的具体表现。
尽管党的成立大会有以上这些缺点，但是，德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其意义是重大的。德国共产党是德国无产阶级在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下，进行群众性革命斗争的重要成果。党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是德国工人运动史的转折点。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还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促进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促进了共产国际的建立。1919年 1月21日，列宁这样写道：“斯巴达克联盟”改名为‘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在形式上第三国际没有成立，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
德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竭力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引起了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惊恐不安。为了镇压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反革命武装即所谓的“志愿队”密集柏林市郊。反革命武装的总头目，就是臭名昭著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他曾经说过：“总得有人来当血腥的豺狼，就由我来吧!我不怕负责任。”从此，诺斯克就成了绞杀工人运动的刽子手。
艾伯特政府为了扼杀德国共产党，首先就迫害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它们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造谣中伤，在街头广告栏张贴大幅标语，诬蔑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暴徒”、“强盗”、“杀人犯”、“掠夺者”；同时，又指使叛徒用“社会民主党辅助服务队第14支队”的名义，以10万马克悬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人头。
但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并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他们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不计个人安危，坚持革命，勇敢战斗。反动政府又制造事端，企图在共产党刚刚建立之后，挑起无产阶级过早的行动，来血洗革命的群众。1919年1月4日，政府突然解除了同情革命、深受工人爱戴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埃赫戈伦的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由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继任。这一新的挑衅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月4日晚，独立社会民主党柏林组织执行委员会和革命工长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共产党的代表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政府解除埃赫戈伦的职务提出了抗议，并号召柏林工人于1月5日举行示威游行；同时，还选出了革命行动委员会，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等人被推选为委员。当晚，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支持联席会议的决议。
1月5日，柏林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者达15万人。示威的群众占领了《前进报》、《柏林日报》和《福斯报》的编辑部大楼，还占领了沃尔夫电报局，他们开始出版自己的革命报纸。艾伯特惊恐万状，吓得不敢来政府办公厅办公，躲到一个商人斯克略列克家中。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了欺骗工人，骗取工人的信任，也宣布参加示威游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伎俩又一次破坏了工人运动。
1月6日，柏林开始了总同盟罢工。大批工人离开工厂，向市中心集中，示威游行队伍增至20万人左右，部分工人还掌握了武器。当时，天正下着鹅毛大雪。工人们斗志昂扬，踏着白茫茫的大雪，顶着刺骨的寒风，行进在柏林街头。在这关键时刻，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却害怕工人的过激行动而动摇，竭力主张与政府谈判，并派考茨基、布列特舍依德和狄特曼以“调停人”的身份去和政府商谈。革命工长组织也同意进行“调停活动”。艾伯特政府为了赢得时间，组织和调集反革命武装，也愿意谈判。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不顾已经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热衷于谈判，造成群龙无首，使总罢工难以继续进行。当时《红旗报》这样写道：“居然发生了这样令人吃惊的事情：群众迎着严寒和浓雾，从早晨10点钟起便陆续到达了，可是，领袖们呢？还不知道坐在哪里开会……群众情绪很高，准备大干一下，但是，他们的潜在力量，谁也没有去加以利用。”
1月8日，德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卢森堡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与政府谈判是丧失时机的叛卖性行为。会议还要求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立即退出革命行动委员会。那时，尽管德共中央竭尽全力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然而由于共产党刚刚成立，力量很薄弱，无法把运动的整个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艾伯特政府经过周密的准备后，就中断了谈判。艾伯特声称：“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1 月11日，自称为“血腥的豺狼”的国防部长诺斯克，率领反革命武装“志愿队”冲进柏林，疯狂地用机枪扫射革命工人，甚至用大炮轰击。工人们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工人们终于失败了。1 月1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停止罢工。反革命军队占领了整个柏林，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柏林街头。
艾伯特、诺斯克一伙因反革命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他们宣称：秩序统治着柏林。
其实，柏林已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迫转入地下，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继续领导着《红旗报》的工作，坚持战斗。为了避免反革命匪徒的搜捕和暗害，他们不得不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一个住所，有时一天转移数次，但还是日日夜夜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1 月14日，《红旗报》发表了卢森堡最后的一篇政论，题为《秩序统治着柏林》。她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谴责了社会民主党的叛徒嘴脸；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她写道：“你们的‘秩序’只是建筑在浮冰上的宫殿”，“革命是永存的”，“革命必将通过失败与胜利，走向自己的伟大目标”。同一天，李卜克内西也写了《排除万难，奋勇前进！》一文，坚信革命事业必胜。他写道：“不错，柏林革命工人是失败了，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之流是胜利了……但是有的失败等于胜利，而有的胜利比失败更糟……工人们今天失败了，明天一定会成为胜利者，因为对他们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由于叛徒告密，敌人终于发现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住所。1 月15日晚，敌人进行搜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当场被捕，随即被押往柏林西区的艾登饭店——诺斯克所属的一个骑兵师的司令部。途中，李卜克内西被一个匪徒从背后开枪打死，尸体扔在一家殡仪馆内。卢森堡被押到艾登饭店后，经过审讯，当夜由几个匪徒挟持上一辆汽车押往监狱。途中，凶恶的反动军官伏盖尔用手枪把卢森堡打死了。这伙杀人犯还把卢森堡的尸体用铁丝、石块缠住，偷偷地投到兰德维尔运河里。直到 5月31日，人们才找到了卢森堡的尸体。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害后，激起了德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无比愤慨。1919年1月25日和6月13日，柏林分别举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葬仪。尽管当时柏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这两次葬仪都变成了有成千上万劳动群众参加的示威游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抗议德国政府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暴行，命令所有党组织和苏维埃举行普遍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痛斥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这伙杀人犯的罪行。当时，列宁以极大的悲愤写道：“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去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
保加利亚诗人斯米尔斯基对李卜克内西的殉难，也写下了壮丽的诗篇，激励人们去推翻“奴隶主世界”：柏林没有并且永远不会将他遗忘。
他领导着人民，同敌人较量。
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
群众都在成长，暴风雨般向锁链冲撞。
奴隶主世界——老爷的世界已病入膏肓。
它摇摇欲坠，趋向灭亡。
艾伯特政府血腥镇压了一月起义后，1 月19日，在柏林开始了“国民议会”的选举。
1919年 2月，在远离柏林的小城市魏玛召开了国民制宪会议。这次会议，制订了确保资产阶级利益的魏玛宪法，宣布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镇压革命的“功臣”、社会民主党右派头目艾伯特被选为共和国的总统，谢德曼担任了总理，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反动统治。
巴伐利亚等地的工人运动
柏林工人一月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十一月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柏林和全国各地的工人为挽救和推进革命，仍在顽强战斗。其中，不来梅、巴伐利亚工人的斗争最为激烈，影响也大。
早在1918年12月24日，不来梅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拒绝承认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把政权交给国民会议的决议。反动政府企图解散不来梅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来梅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粉碎了反动政府的阴谋，并于1919年 1月10日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由共产党员 3人、独立社会民主党3人、士兵代表3人组成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
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失业津贴，还建立了对付资产阶级报刊的新闻检查制度。不来梅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坚决要求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辞职，并拍发电报向苏维埃俄国致敬。
艾伯特政府非常仇视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在镇压了柏林工人一月罢工以后，诺斯克又命令“志愿队”进攻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来梅工人向汉堡工人告急求援，但是汉堡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极力阻挠，使援救工作难以实现。恩斯特·台尔曼不顾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破坏，率领工人武装驰援不来梅。可是，领导铁路工人罢工的社会民主党人借口运送台尔曼的援军会“破坏罢工”，拒绝提供交通工具。台尔曼的工人武装只好徒步前往，未能及时赶到。2月3日，诺斯克所属格斯登堡师的军队击败了不来梅的工人武装，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反革命武装所颠覆。
1919年 2月，莱茵地区和威斯特法里亚工人为煤炭工业社会化进行了斗争。配合这一行动，鲁尔地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罢工延续了 4个多星期，参加者近50万人。
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欺骗工人群众，说什么“社会化业已实行”。国民会议也假惺惺地通过了“关于煤炭工业社会化”的法令，其实这项法令根本没有触及矿山所有权问题，纯属一纸空文。反动政府还在鲁尔地区宣布戒严，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工人为煤炭工业社会化进行的斗争失败了。
这个时期，符腾堡、马格德堡、布劳温什维格、汉堡、莱比锡等城市也相继发生了工人罢工，有的地方工人与武装警察还发生了冲突。
3 月初，在共产党的号召下，首都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同盟罢工，以声援鲁尔和中部地区工人的斗争。他们提出了承认工兵代表苏维埃、释放政治犯、解散反革命的“志愿队”、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关系等要求。艾伯特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下令逮捕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动军官，企图以此平息民愤，同时又佯言实行煤炭工业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国防部长诺斯克又宣布首都戒严，并进行了大搜捕。3月5日，柏林工人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可是，这次起义由于工人与革命士兵没有很好地配合，在反动军队的进击下，起义又失败了。在柏林三月战斗期间，有1200名工人献出了生命。
1919年 4月13日，巴伐利亚地区工人经过英勇的斗争，建立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十一月革命最光辉的事件，也是十一月革命最后的一个斗争高潮。早在1918年11月，巴伐利亚工人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当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君主政体被推翻时，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即建立了以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库尔特·埃斯涅尔为首的巴伐利亚共和政府。这个政府实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却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反对。1919年 2月21日，政府首脑库尔特·埃斯涅尔被保皇党人阿尔科·瓦莱伯爵刺杀，代之而起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霍夫曼为首的政府。霍夫曼政府完全秉承艾伯特、谢德曼的旨意，极力推行扼杀革命的反动政策。这时，慕尼黑、纽伦堡、奥格斯堡等地相继爆发了工人罢工，迫切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工人运动的冲击下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假意迎合群众的愿望，于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由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托勒尔担任政府首脑。
这是一个冒牌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目的是麻痹工人斗志，以赢得时间，积聚反革命力量，伺机向革命反扑。与此同时，霍夫曼窜到了巴伐利亚北部的班堡，为镇压巴伐利亚革命进行准备。
冒牌的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仅仅存在了 6天。工人们很快就识破了托勒尔政府的阴谋，揭穿了托勒尔政府的反动本质。4 月12日夜，反革命分子在慕尼黑发动暴乱，推翻了托勒尔政府，妄图恢复霍夫曼政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欧根·列威莱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巴伐利亚工人奋起反击，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 月13日，代表人民利益的、真正的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由共产党人欧根·列威莱出任政府首脑。
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向兄弟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出致敬电。
列宁回电“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他满怀喜悦的心情祝贺共和国的成立，同时，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指出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具体任务，他说：“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那一伙人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是否已利用库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来迅速而广泛地救济工人，特别是救济雇农和小农？资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厂和财产以及慕尼黑郊区的资本主义农场是否已被没收？小农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经取消?雇农和粗工的工资是否已提高两三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纸张没收，用来出版通俗的传单和群众性的报纸？……”。列宁在这不长的回电中，明确地提出了特别要注意的15个问题，表示了他对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怀与支持。
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革命政权：解除反革命武装，组建红军；实行银行、铁路、大工业企业国有化；工人对工厂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实行监督；建立肃清反革命的非常委员会。这些都受到了列宁的赞扬。
然而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对待农民同盟军的问题。苏维埃政府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农民的抵押债务，没有采取措施改善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以致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使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础仍局限在城市。
苏维埃政府对解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也做得不彻底。1919年 4月末，诺斯克纠集反革命武装向慕尼黑进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英勇作战，两万多名红军顶住了诺斯克10万反革命军队的疯狂进攻。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与诺斯克、霍夫曼相勾结，进行谈判，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5月1日，诺斯克的反革命武装在使用了机关枪、铁甲车、甚至飞机之后，才攻占了慕尼黑，红军顽强抗击。由于力量悬殊，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反革命武装颠覆了。诺斯克、霍夫曼实行白色恐怖，65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党的领导人欧根·列威莱也惨遭枪杀。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终结。
革命失败的教训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一次大规模的、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第一次革命，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席卷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月革命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无产阶级手段和方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十一月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十一月革命促进了德国人民反战运动的高涨，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群众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制度，结束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把君主制的德国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劳动人民取得了若干民主权利。在十一月革命中，无产阶级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并在斗争中创建了共产党，使德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次革命还有力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牵制了德国反动派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援助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促进了东南欧的民族民主革命和西欧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在德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德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极大的教益。
十一月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应吸取的教训有哪些呢?
(一)十一月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德国缺少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德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革命政党。尽管斯巴达克派和改组后的斯巴达克同盟，在革命斗争中作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大无畏的战斗，但是，它没有和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在组织上也始终是作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部分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因此无法领导群众实现自己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后来，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建立了共产党，但是党还处在初创时期，没有经验，力量也比较薄弱。而且共产党刚刚成立就遭到了迫害，被打入地下，党的领袖又惨遭杀害。列宁在谈到德国革命问题时指出：“欧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之流、列诺得尔之流、韩德逊之流、韦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这个党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有紧密的联系，能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十一月革命告诉我们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二)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的背叛与出卖，是十一月革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分子，是一伙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而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豢养的忠实走狗。德国资产阶级不仅力量强大，而且经验丰富。他们还得到了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的协作并结成联盟，才能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一伙又采用了“纯粹社会主义”政府的“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自由、民主”等漂亮词句来欺骗工人群众，用组织所谓“社会化委员会”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段来分裂工人队伍，使工人阶级不能粉碎资产阶级和容克的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坚决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活动。列宁说得好：“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三)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十一月革命过程中，政权落在资产阶级的奴仆——社会民主党人手中，他们根本不去触动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相反地还极力维护它。艾伯特政府通令原帝国各部的官员全部留任原职，恢复所有部队军官的指挥权；明文保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根基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它们解除了工人武装，限制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加强了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结果资产阶级就利用原有的国家机器来镇压革命，重新恢复他们的统治。无产阶级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绝对不能利用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必须打碎它，用自己的政权机关来取代它。
(四)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十一月革命的主要任务应是废除容克贵族的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在十一月革命过程中，革命领导者对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建立工农联盟问题认识不足，因此没有制定剥夺地主土地并把它无偿地分给农民的土地纲领。在革命中，没有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孤军作战，最后，革命遭到失败。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联盟。这是十一月革命告诉我们的又一个深刻的教训。
革命失败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社民党的背叛。德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工人阶级政党社民党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但是，一旦这个党蜕变 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势必造成德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向资产阶级妥协。革命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另外，考虑到德国非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也是民主社会主 义的发源地，所以，革命中思想的混乱也是一个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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