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軍事上的失敗，面臨著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德國國內革命運動空前高漲。1918年11月3日，基爾港水兵起義是德國十一月革命的信號。11月9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在斯巴達克同盟的領導下，推翻了霍亨索倫王朝。李卜克內西向歡呼的群眾宣佈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但是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卻力圖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在十一月革命過程中，德國共產黨於1918年12月底誕生。1919年 1月，柏林工人罷工並舉行起義，遭到了社會民主黨政府的鎮壓，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人也慘遭殺害。4 月，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是十一月革命的最高潮。5 月，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遭社會民主黨政府血腥鎮壓，十一月革命終結。歷時半年的十一月革命，在德國現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併為德國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極大的利益。
十一月革命為何爆發、革命的進程怎樣、成就如何、為什麼失敗、應吸取哪些教訓，我們將對以上問題作簡要的回答。
容克——資產階級的統治
1918年十一月革命前的德國，是一個容克和壟斷資產階級佔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早在20世初，德國資本議經濟已迅速發展，其實力超過了英、法，僅次於美國，成為帝國主義強國。1913年，德國的生鐵產量已達到1670萬噸，鋼產量為1940萬噸，煤產量為2.17億噸。對外貿易、交通運輸、農業生產都有很大發展。
後起的、發展迅速的德帝國主義妄想重新瓜分世界。但這時的殖民地已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完畢，英、俄、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搶佔得最多。德國嫌自己的殖民地太少，不甘於現狀。“因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不用暴力手段來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較老的(又比較弱的)帝國主義列強現在享有的那些特權。”於是，將軍代替了外交家，大炮代替了談判，爆發了1914—1918年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大戰的結果，加深並加劇了德國社會的矛盾。壟斷資產階級和容克貴族在戰爭中大發橫財，而勞動人民卻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災難。壟斷巨頭史汀納斯的財產在大戰期間增加了 9倍，即從一億馬克增加到10億馬克。克虜伯軍火公司在1913—1914年獲利7500萬馬克，而1916—1917年則獲利1.75億馬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獲利 8億馬克，等於和平時期20年的總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克虜伯公司的財產增加了3倍。戰爭期間，德國有200萬人死於前線，150萬人成為殘廢，近100萬人死於飢餓和瘟疫。斯巴達克派領導人羅莎·盧森堡當時就尖銳地指出：“紅利一年年地增加，士兵一個個地倒下。”
戰爭使德國的經濟瀕於崩潰。大批工人被徵召開赴前線，加上原材料和燃料奇缺，工廠、企業紛紛倒閉。1918年，工業生產指數已下降到1913年的 57%，農業的收成也只有戰前的 1/2。工人的實際工資比戰前降低了1/2到2/3。由於糧食短缺，居民的食糧和副食品都實行定量配給，而且每個人的消費量與戰前相比，要少得多。麵粉只及一半，肉類只及1/6，黃油只及1/8。不但配給量少，而且價格又不斷上漲。上述配給量，還不到一個成年人正常食物需要量的一半。在這樣惡劣的生活條件下，許多人由於飢餓或營養不良而死去。前線的騎兵團士兵，因飢餓不得不吃掉喂牲口的飼料；士兵沒有襪子穿，連皮鞋的後掌都取消了；傷員用的繃帶也供應不上。按照戰時的一般慣例，一切都為了前線。士兵們的生活尚且如此，那麼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沉重的軍費要人民群眾來承擔。戰爭開始後的 6個月，德國的軍費開支就高達85億多馬克。隨著戰爭的持續進行，年年要追加軍費，財政赤字不斷增加，政府就以稅收的形式把它們轉嫁到人民的頭上。戰爭期間，公債也從50億馬克增加到1600億馬克。
當時，列寧就指出：“連綿不斷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劇和災難，使群眾生活困苦不堪，使他們更加義憤填膺，”“在德國和奧地利，罷工的浪潮又翻騰起來。”1917年一年就發生了561次罷工，參加人數達 146萬多人。其中以柏林30萬工人和萊比錫5萬工人舉行的四月大罷工，影響尤為深遠。罷工者提出了立即結束戰爭，迅速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等要求。
軍隊也展開了反戰運動，不滿情緒以海軍最為強烈，他們同情並支持工人的鬥爭。1917年 8月，爆發了威廉港12艘軍艦水兵的起義。由於暗探告密，這次起義遭到了反動政府的殘酷鎮壓。許多水兵被關進監獄，起義領導人馬克斯·來希斯比奇和阿爾賓·科比斯被判處死刑。反動政府害怕革命的水兵，不敢在威廉港公開槍斃這兩位起義領導人，於是偷偷摸摸地在科隆附近的萬恩打靶場殺害了他們。海軍起義失敗了。
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闢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新時代，也推動了德國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1917年11月，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蘇聯政府頒佈了《和平法令》，譴責帝國主義戰爭，要求締結停戰協定，立即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德國人民積極響應，要求結束戰爭，實現和平。1918年 1月28日，爆發了柏林50萬工人的大罷工。工人們抗議德國反動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掠奪性的媾和條件，要求按照蘇聯政府的建議，締結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與此同時，漢堡、基爾、魯爾、萊比錫、慕尼黑等地也相繼爆發了工人罷工，總人數也達到50萬人以上。在罷工鬥爭中，不少城市出現了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組織。一月政治大罷工是十一月革命的前奏。
1918年，同盟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但是，這一年 3月，德國與蘇聯簽訂了《佈列斯特和約》以後，德國掠奪了蘇聯大片領土並獲取了大量賠款，以為已佔了優勢，妄想在夏季結束戰爭。3月至7月，德軍在西線集結了 205個師，傾全力發動了4 次攻勢。其結果是德軍傷亡達70萬人，損失了大量的武器和彈藥。德軍物資消耗殆盡，後備兵源枯竭。8月，協約國聯軍又在亞眠一帶全殲德軍16個師。9月，聯軍全線出擊，德軍節節敗退。德國軍事上的失敗，促使國內反戰運動進一步發展。
德國統治階級已預感到革命暴風雨的來臨。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緩和廣大群眾的不滿情緒，避免“來自下面的革命”，他們知道單靠暴力鎮壓已經不靈了，於是就乞求於虛假的民主改革，採取了換馬的辦法。1918年 9月30日，德皇威廉二世下達詔書，改組政府，實行國會制。德皇虛偽地聲稱，德國人民應該從今天起比以前更有效和更負責地參與國事，政府應對國會負責，並授命瑪克斯·巴登親王組閣。
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此抱什麼態度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經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右派以艾伯特、謝德曼為首，他們是一夥叛徒、工賊，公開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反對革命。中派以考茨基為首，於1917年 4月組織了“獨立社會民主黨”，他們口頭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擁護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宣傳階級調和、反對革命，反對社會主義，是右派的得力幫手。左派以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為首，從1916年起就建立了自己的團體，以“斯巴達克信札”為名出版秘密的政治通訊，由此得名斯巴達克派，他們代表了德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是，斯巴達克派對建立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重要性以及同機會主義者徹底決裂的必要性等問題還缺乏認識，以致在較長時期內仍然作為留在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內的一個部分。當威廉二世下達詔書、改組政府時，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為拯救君主制政府和壟斷資產階級統治而賣命，謝德曼、鮑威爾都參加了這個政府，還當上了國務秘書，這是右派領袖新的叛變行為。
但是，德國反動政府無論是採用殘酷鎮壓還是進行欺騙，都已無法阻止德國革命的爆發，也挽救不了它們的失敗。
基爾水兵的起義
持續的帝國主義戰爭，給德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德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屠殺政策的反戰運動來勢迅猛。1918年 9月底，德皇威廉二世雖然採用了換馬的辦法，也是無濟於事。9月—10月，德國革命形勢日臻成熟。10月7日，代表德國工人階級和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斯巴達克派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告德國人民宣言書。宣言書明確提出了革命的戰鬥任務，為推翻德國的反動政府、建立工兵代表蘇維埃而鬥爭。宣言書還提出了沒收大企業、銀行、礦山；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立即停止戰爭，嚴懲戰爭禍首；釋放政治犯，解除戒嚴狀態等要求。
在斯巴達克派的號召下，德國境內的革命運動洶湧澎湃。1918年10月20日，柏林工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堅決要求廢除君主制，嚴懲戰爭禍首，要求政府立即釋放斯巴達克派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反動政府在群眾的強大壓力下，第二天，被迫釋放李卜克內西出獄。
卡爾·李卜克內西(1871—1919)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德國工人運動著名活動家威廉·李卜克內西(1826—1900)的兒子。卡爾·李卜克內西從小就受到了革命的薰陶。1900年，威廉·李卜克內西去世時，卡爾·李卜克內西已是社會民主黨內引人矚目的人物。卡爾·李卜克內西在革命鬥爭中成長為左派的領袖。他的名著《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揭露了德國軍國主義的本質，明確地指出：只有工人階級戰勝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才能確保全民族的幸福和和平。1912年，他當選為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在議會講臺上，他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1914年12月 2日，在德國議會進行第二次軍事撥款案的表決中，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再一次投票贊成軍事撥款案。當時，卡爾·李卜克內西單獨一人投了反對票，並發表聲明，指出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他說：“參戰各國中沒有一國的人民願意進行這次戰爭，這次戰爭不是為了德國人民的幸福而進行的。
這是一次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為使資本主義統治世界市場而進行的一次戰爭!”為此，他被開除出社會民主黨的議會黨團。但是，這並不能阻擋李卜克內西反戰和爭取和平的鬥爭，相反地，他與其他社會民主黨的左派領袖羅莎·盧森堡、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等一起，以忘我的革命精神投身於革命運動。他們創辦了理論刊物《國際》，秘密印發傳單，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宣傳。李卜克內西鮮明地提出了“德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就在德國，這就是德國帝國主義、德國主戰派、德國的秘密外交。”
他的戰鬥號召，大大地推動了反帝反戰運動的發展。
1916年5月1日，李卜克內西等左派領袖組織柏林工人在波茨坦廣場舉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一次集會。示威遊行中，李卜克內西被捕，並被判處4年徒刑。在法庭上，李卜克內西義正詞嚴地駁斥了法官誣陷他“叛國”的罪名。他說：“叛國從來就是統治階級、諸侯和貴族階級的一種特權，叛國是他們的最高貴的歷史傳統。真正的叛國賊今天還沒有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坐在重工業、軍備企業和大銀行的寫字間裡，坐在容克地主的騎士莊園裡。”最後，他以“打倒戰爭!”“打倒政府!”作為辯護詞的結束語。
1918年10月21日，當李卜克內西被反動政府釋放出獄到達柏林時，數千名工人聚集在車站夾道歡迎。歡迎群眾在李卜克內西的率領下前往蘇聯大使館，向年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致敬。
李卜克內西出獄後，不顧敵人的誹謗和攻擊，以驚人的毅力與斯巴達克派的其他領袖一道積極地從事發動和組織工人、士兵群眾的工作，為迎接革命的到來而鬥爭。
1918年10月，德國軍事上的失敗已成定局，政治、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面臨徹底崩潰的德國統治集團孤注一擲，竟命令德國艦隊在公海上出擊英國人。他們幻想，如果打勝了，可以用慶祝軍事上的勝利來掩蓋德國工人群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如果打敗了，也可以擺脫日益醞釀著騷動的水兵的威脅。當時，反動政府把德艦隊和一切所屬船隻如魚雷艇、小型巡洋艦，全部戰鬥艦，甚至連機器出了毛病的軍艦都集中起來，出海迎戰英國艦隊，指望德國艦隊要麼取得“輝煌的勝利”，要麼是“光榮的沉沒”。10月25日，德國政府命令基爾港8萬名水兵出海與英國決一死戰。這隻能使8萬名水兵去白白送死。水兵們識破了這個冒險計謀的用意，他們反對這樣做，並要求停止戰爭。10月29日晚，基爾港水兵熄滅爐火、拒絕起錨。他們準備在敵人進攻時實行自衛，但不願意去作無謂的犧牲。德國海軍司令部被迫收回成命，但是對水兵仍進行了鎮壓，並逮捕了幾百名水兵，軍事法庭對被捕的水兵開始了審判，這更激起了水兵們的強烈反抗。
11月 3日，基爾港軍艦的桅杆上，驀地升起了一面面鮮豔的紅旗，水兵起義開始了。一隊隊的水兵佩帶著紅綢帶和紅帽徽擁上基爾城街頭，與工人聯合起來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到了海軍拘留所門前，高呼口號，要求釋放被捕者。反動政府的海軍部隊與示威遊行的工人、士兵發生了武裝衝突，結果有3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打傷。這是火上加油，廣大的工人、士兵更加憤怒。基爾成立了工人蘇維埃和士兵蘇維埃，這兩個蘇維埃採取聯合行動。基爾城的工人於11月 5日宣佈總罷工。反動政府從外地調了4個步兵連來鎮壓，可是其中3個步兵連很快地就倒向起義者一邊，另一個步兵連也迅速地被工人、士兵解除了武裝。經過幾天的短兵相接，整個基爾城已為工兵代表蘇維埃所掌握。
基爾水兵起義勝利的消息，像一聲春雷，衝破了反動政府的封鎖，迅速傳遍全國。
11月3日基爾水兵和工人的起義，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信號!
11月5日，漢堡7萬名工人舉行罷工，並在基爾港派來的水兵支隊的援助下，解除了反動軍隊的武裝，成立了工兵蘇維埃，奪取了漢堡的政權。與此同時，在盧卑克、法林斯堡、希威林、不來梅、庫克斯哈芬等地的工人、士兵也解除了當地反動軍隊的武裝，併成立工人、士兵蘇維埃。
11月6日，萊比錫、斯圖加特和漢諾威等地的工人、士兵的起義也取得了勝利。
11月7日，慕尼黑工人、士兵宣佈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
從11月3日到8日，短短的一個星期內，幾乎所有大城市的工人、士兵先後奪取了當地政權，革命烈火燃遍全國。
面對著急風暴雨似的全國革命運動，德國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驚恐萬狀，一起商量對策。對革命“恨之入骨”的社會民主黨右派頭目艾伯特，想方設法要保存君主制度。另一個社會民主黨右派頭目謝德曼則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再保存君主制度已不可能，相反地宣佈成立共和國將能安定群眾的革命情緒，並能阻止革命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狡詐的欺騙手段，得到了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的贊同。
基爾水兵起義掀起的全國性革命浪潮，波及到德國反動統治的中心——首都柏林。柏林之所以遲遲沒有行動，是因為統治集團採取了嚴密的軍事措施，同時，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也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一方面與統治集團緊密合作，制訂各種反革命的計劃；例如政府和社會民主黨中央共同商定，在1918年11月 4日分別發出內容完全相同的呼籲書，要工人們不受“非法”傳單的煽誘，要保持鎮靜，不要走上街頭。另一方面右派領袖又儘量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以免在工人中失去影響。11月 7日，社會民主黨中央和議會黨團在保存君主制已不可能的情況下，向帝國總理提出“最後通牒”：要求皇帝、皇太子宣告放棄皇位；加強社會民主黨在政府中的影響；約束軍警千萬別惹出事來。社會民主黨企圖用犧牲皇帝、“小罵大幫忙”的手法，達到阻止革命，由資產階級來統治的目的。
獨立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則採取口頭上迎合群眾，而實際上卻採取了拖住群眾，不讓他們革命的策略。斯巴達克派曾向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提議：11月 4日舉行總罷工，11月 5日轉為武裝起義；但這個建議被獨立社會民主黨哈塞之流拒絕了。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還說： 7日、8日是發薪日，不宜行動；9日、10日是週末和星期日，也不能考慮。其實獨立社會民主黨根本就不想組織工人罷工。在這種情況下，斯巴達克派決定單獨行動，於11月8日發出號召，號召工人、士兵舉行武裝起義，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工兵代表蘇維埃。9 日，柏林工人開始了總罷工，大批工人手執武器，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兵營，與士兵聯歡。接著起義的工人、士兵迅速佔領了帝國國會、市政廳、警察局、車站和電報總局。
德國統治者眼看大勢已去，妄圖負隅頑抗。德皇威廉二世曾問28名將軍，是否能從前線調回部隊來保衛王朝，其中有27名將軍的回答是根本不行。社會民主黨領袖眼看革命已無法阻止，就改變策略，假意參加革命並把領導權抓在自己手中。就在11月9日中午，革命正在進行並將取得勝利的時候，社會民主黨趕忙發了一張“號召書”，號召工人總罷工，以便擠到領導地位上去，加強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瑪克斯·巴登親王為了保存君主制度、阻止革命進一步發展，就把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作為反對革命的支柱，急急忙忙任命右翼社會民主黨人艾伯特為帝國總理。瑪克斯·巴登親王有一段自白招認了這一罪惡目的，他說：“革命要取得勝利，我們不能擊破它，但是，也許能縊死它。現在是皇帝退位的時候了，是艾伯特顯本事的時候了……如果老百姓把艾伯特作為人民喉舌推薦給我，那末就會是共和國；如果李卜克內西被提出來，那就會是布爾什維主義。如果行將退位的皇帝任命艾伯特為帝國總理，帝制還有一線希望，也許還能夠把革命的力量扭轉到選舉鬥爭的合法的框子裡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艾伯特這個叛徒的確沒有辜負他主子的重託。列寧說得好：“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來領導，資產階級就無法支持下去。”
11月 9日，當起義的工人、士兵佔領了柏林之後，李卜克內西在皇宮的陽臺上升起紅旗，並向成千上萬的工人和士兵發表演說，宣佈“自由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誕生。社會民主黨右派頭目謝德曼聽到上面這個消息後，趕忙跑到離皇宮僅 800米的國會陽臺上高呼：“自由德意志共和國萬歲！”謝德曼力圖用一個貌似社會主義的、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來抵制李卜克內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當艾伯特知道了謝德曼大喊共和國萬歲之後，氣得臉色灰白，兩手發抖，立即把謝德曼叫了去，並用拳頭猛擊桌子對謝德曼咆哮說：“真的嗎?你真的高呼共和嗎?你沒有權利那樣做!”但是，不管艾伯特如何大發雷霆，已不可能挽救德國的君主政體了。在柏林工人、士兵起義的打擊下，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太子等已狼狽地逃亡荷蘭。從此，德國的君主制被推翻，統治德國人民長達217年之久的霍亨索倫王朝完蛋了。
艾伯特政府的反動政策
群眾的革命風暴，趕跑了德國皇帝，廢除了君主政體，廣大勞動人民無不歡欣鼓舞。但是，由於德國沒有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工人階級又缺乏革命經驗，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打著社會主義的幌子混進了革命隊伍，並篡奪了領導權。當艾伯特接替了帝國總理的職務之後，竭力維護資產階級的舊國家機器，同時，又乘柏林工人、士兵正在戰鬥之際，拼湊了一個所謂“柏林工人、士兵蘇維埃代表會”。這個代表會的代表，全是社會民主黨的中央委員和企業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員。他們居然作出決議，第二天就召開“柏林工人、士兵蘇維埃代表大會”。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還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說什麼只要由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雙方根據平等原則聯合組成政府，才能很快地與協約國締結停戰協定，士兵就可以復員回家，安居樂業。
這種蠱惑宣傳起了很大的欺騙作用。
11月10日，“柏林工人、士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佈施馬戲院舉行，參加大會的成員極為複雜，代表的資格審查也沒有進行。代表中受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影響的士兵佔了多數。李卜克內西在會上發表了演說，指出反革命分子已混入代表大會，號召大家要提高警惕。李卜克內西的演說，不僅沒有人支持，反而遭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敵視。社會民主黨利用它們強大的工會組織系統和宣傳機構，取得了壓倒的優勢。代表大會選出了24人組成的“柏林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其中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有 6人，獨立社會民主黨人 6人，士兵蘇維埃代表12人。代表大會還批准了艾伯特提出的聯合政府“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的 6名成員，他們是社會民主黨的艾伯特(任總理)、謝德曼和蘭茲堡，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哈塞、狄特曼和巴爾特。社會民主黨人吹噓說，聯合政府是“純粹社會主義政府”。
在社會民主黨組織政府的時候，廣大群眾就要求吸收李卜克內西參加。社會民主黨為了欺騙群眾，答應吸收李卜克內西到政府裡來。但是，斯巴達克同盟及其領導人李卜克內西等人正確地認識到，儘管德國已宣佈為共和國，德皇也已退位，但德意志帝國的全體官員和將軍仍留在政府各部門，舊的國家機器沒有打碎，德國的統治階級沒有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者如參加政府，不但無濟於事，而且非常有害，它會妨礙群眾認清艾伯特政府的反動本質。為了揭穿艾伯特政府，李卜克內西提出了三項要求：(一)德國必須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二)全部政權必須轉交給蘇維埃；(三)必須清除政府中的資產階級成員。李卜克內西還聲明，如果上述條件被接受，他就參加政府。但艾伯特拒絕了這些條件，因此李卜克內西沒有參加，而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的領袖們卻接受了社會民主黨人的邀請，參加了政府。
新成立的艾伯特政府，自稱是“社會主義”的，但其實質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艾伯特、謝德曼上臺之初，他們的統治還不鞏固，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11月12日，發表了“告人民書”。“告人民書”不得不宣佈給人民一些權利，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享有集會、結社和新聞自由；年滿20歲的男女有選舉權；給失業者救濟金，等等。但是，“告人民書”隻字不提逮捕戰犯、鎮壓一切反革命、沒收戰犯和壟斷資本主義的企業為國家所有、沒收容克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等問題，反而宣佈政府保障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並作為政府的主要任務。這樣，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依舊保存了下來。政府還宣佈：為了儘快建立“正常”和“合法”的社會秩序，必須選舉一個國民議會。
艾伯特政府為了欺騙群眾，還煞有介事地建立了一個“社會化委員會”，以表明政府正在積極地採取社會主義的措施。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獨立社會民主黨頭目卡爾·考茨基，大多數委員是壟斷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如拉特瑙、古諾等。這個委員會不僅沒有沒收過任何一個戰犯、容克貴族、壟斷資本家的財產，相反，在委員會的幫助下，壟斷資本家正緊張地恢復和擴大企業的生產。“社會化委員會”的真正目的，從委員維利布蘭特說的一段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說：“為了安撫一下粗野的群眾，應該對他們說一些具有‘誘惑力的詞句’，而‘社會化’就是這樣的‘誘惑性的詞句’”。
艾伯特政府時時刻刻都想消滅革命，取締工兵代表蘇維埃。因為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存在，資產階級的統治就受到嚴重威脅。早在1918年11月10日，即柏林工人、士兵起義勝利後的第一天，艾伯特與德皇軍隊總司令、陸軍元帥興登堡領導下的陸軍總部就締結了秘密協議，要一起鎮壓革命。後來，到了1924年，一些保守派記者指控當時的總統艾伯特曾參與革命；法院審訊時，艾伯特和格呂納將軍(陸軍總部負責人)都承認他們共同策劃、扼殺革命的事實。格呂納將軍的證詞是：“我們在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中進行合作……每晚11時至1時之間，我們用電話(總理府和陸軍總部之間有秘密直通電話線)商談。當務之急是奪取柏林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權力，為此要調 10個師軍隊前來柏林。艾伯特對此表示同意，並要求軍隊使用烈性彈藥。我們曾起草一份計劃：一俟部隊開到柏林，便立即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工作。”但是，由於當時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力量比較強大，前線師團一時又不能調來柏林，因此，艾伯特政府不敢公開取締工兵代表蘇維埃，而是採取了鞏固容克、資產階級的舊國家機器，剝奪工兵代表蘇維埃權力的辦法。
1918年11月11日，艾伯特政府通令原帝國各部的官員全部留任原職。11月12日，艾伯特政府又致電統帥部，保留軍隊中原有的等級隸屬關係；與此同時，艾伯特下令恢復所有各部隊軍官的指揮權。11月14日，政府還頒佈命令，禁止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過問統帥部的事務，軍隊中的士兵蘇維埃只能在給養和休假問題上有一點諮詢權。
11月16日，政府又頒佈命令，禁止工兵代表蘇維埃參與司法活動，同時命令所有工人必須交出武器。艾伯特政府還積極支持和縱容一批反動軍官，組織了反革命武裝，即所謂“志願隊”；從12月開始，相繼出現了麥爾凱爾軍團、羅斯巴赫、留封佐夫支隊、帕布斯特大尉的近衛騎兵狙擊師、封·列德爾將軍的步兵狙擊兵團以及古尤利金的志願兵團等。柏林衛戍司令、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維爾斯還參加過反革命組織“學生自衛軍”的成立儀式。這些反革命武裝的骨幹，都由德皇威廉二世時代的反動軍官組成。他們是一夥亡命之徒，戰爭是他們最好的職業，殘殺群眾能使他們獲得更多的賞錢。過去的一些資產階級、容克地主的政黨，在艾伯特政府的庇護下，紛紛以“民主黨”、“人民黨”的面貌再度出現。保守黨、自由保守黨和基督教社會黨聯合組成德意志民族人民黨；國家自由黨改名為德國人民黨；天主教中央黨也改名為基督教民主人民黨。這些政黨都支持艾伯特政府，主張儘快召開制憲會議。
在經濟方面，艾伯特政府和壟斷資本家也訂有協定，政府將竭力幫助壟斷企業恢復、發展生產。11月15日，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列金和企業主協會代表訂立了一個所謂《勞動協定》，協定承認資本家是企業的所有者和領導者，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工人對企業的領導和監督。為了掩飾他們的叛賣行為，職工會領袖在工人中間大肆宣揚，說《勞動協定》使工人階級得到了八小時工作制和自由結社的“權利”。11月19日，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共同發出指示，要工人代表蘇維埃放棄自己的一切權力。
艾伯特政府還竭力削弱農村的革命力量，割斷農村與城市的聯繫。11月12日，艾伯特政府號召在農村中建立“農民代表蘇維埃”。這一手極為惡毒。它們企圖建立冒牌的“農民代表蘇維埃”來控制農村的革命運動，保護容克的土地和財產。在所謂“農村中一切階級不分黨派共同自願建立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口號下，把農村的地主與富農塞進了“蘇維埃”，並把持了“蘇維埃”的領導，阻止農民分地的要求。同時，還用所謂“戍邊墾荒”的辦法，把農村中較為堅定的革命分子調往邊區，削弱農村的革命力量。
在外交上，艾伯特政府反對蘇維埃政府，同時，又轉向西方。德國工人積極主張同蘇維埃政府恢復邦交，這是十一月革命中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可是德國政府早在11月 5日就已片面地與蘇維埃政府斷交，並驅逐蘇聯大使出境。它們的理由是蘇聯政府寄給蘇聯駐德使館的包裹中，有號召德國工人舉行起義的傳單。事後查明，這些傳單是根據謝德曼的命令在德國印刷並偷偷地放到蘇聯駐德使館的包裹裡面的。謝德曼企圖用這種卑鄙手段來破壞蘇維埃政府的威信。11月 9日，柏林工人、士兵蘇維埃通過一項呼籲書，上面寫道：“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向俄羅斯工農政府致以兄弟般的敬禮，並決定在德意志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政府之間恢復符合於國際法的關係並期待俄國大使蒞臨柏林。”但是，艾伯特政府根本不想與蘇維埃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不僅如此，德國政府還拒絕蘇聯政府給德國工人的糧食援助。11月11日，當時處於十分困難條件下的蘇聯政府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出發，以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贈送德國工人兩列車的糧食。德國政府拒絕了蘇聯的糧食援助，還發表了聲明，說什麼接受糧食援助並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就意味著戰勝國要佔領德國。
艾伯特政府對蘇聯是造謠中傷，對美國則極力討好。11月14日，艾伯特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請求糧食支援。威爾遜回電說，如果德國能夠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也就是說，能夠遏止革命的進一步發展，美國將考慮這一問題。
廣大群眾對艾伯特政府的反動政策和欺騙手段，起初，還沒有識破。他們以為推翻了君主政體，成立了社會主義政府，德國正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
斯巴達克派領導人清醒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鼓動工作，力圖把革命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11月 9日，創辦了《紅旗報》，作為斯巴達克派的中央機關報；《紅旗報》提出為“建立統一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奮鬥的口號。
11月10日，斯巴達克派發表了新的革命綱領，並提出下列任務：在工人、士兵蘇維埃中爭取大多數；肅清國家機關和軍隊中的反革命分子；建立一個由革命工人組織的紅色赤衛隊；沒收戰犯的財產，並把他們交付法庭審判；由蘇維埃來監督生產；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等等。
為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1918年11月11日，斯巴達克派改組為“斯馬達克同盟”，選出由13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其成員有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利奧·約吉赫斯、弗蘭茨·梅林、威廉·皮克等人。11月18日，盧森堡在《紅旗報》第三期發表了《開始》一文，給工人的鬥爭指出了方向。她寫道：“廢除資本統治，實現社會主義制度，這正是當前革命的歷史課題。”同時，她還指出：“敵人尚未被打倒”，艾伯特政府正成為保護霍亨索倫王朝專制制度的工具。她號召革命群眾，要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柏林的無產階級堅決響應斯巴達克同盟提出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革命號召，要求解除反革命武裝，武裝無產者，把革命推向前進。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右派首領卻提出了“國民議會決定一切”的口號，反革命勢力正是在這個口號的掩飾下，向無產階級展開了進攻。說什麼協約國同意在“國民議會”召開後才會把糧食運到德國。
1918年12月，柏林的反革命勢力猖獗一時。12月 6日，前線士兵和休假士兵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參加士兵蘇維埃，反革命武裝乘機用機槍掃射示威者，當場有16人死亡，30多人受重傷。反革命匪幫還企圖逮捕工兵代表蘇維埃和斯巴達克同盟的領導人。
他們公然在大街上叫嚷，要艾伯特當總統；並襲擊《紅旗報》編輯部，搗毀了印刷機；搜捕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
12月 7日，斯巴達克同盟為了回擊這次反革命暴亂，去工廠散發傳單，並號召工人進行示威遊行。駐在柏林、傾向革命的人民海軍師官兵，同情、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在人民海軍師官兵和工人的聯合行動下，很快地驅散了反革命暴亂分子。12月 8日，柏林工人繼續舉行示威遊行，參加者達15萬人，其中不少人攜帶著武器。遊行者高呼口號：“打倒艾伯特政府!”“打倒殺人犯!”“立即解除反革命武裝！”“全部政權歸工兵代表蘇維埃!”
當時的革命形勢很好，廣大工人又行動起來了。他們期待斯巴達克同盟採取果敢的行動。但是，斯巴達克同盟本身卻存在著很大的弱點，無法實現自己提出的正確的革命綱領。斯巴達克同盟組織小，盟員少。這時，柏林的盟員只有幾百人，漢堡還不到70人。更重要的是儘管斯巴達克同盟在組織上已進行改組，但它仍然不是一個獨立的革命政黨，僅僅是作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部分，這就妨礙了它們開展自己的革命活動。斯巴達克同盟沒有在工人、士兵中單獨建立基層組織，與各地的聯繫也不多。因此，斯巴達克同盟在工兵代表蘇維埃中仍處於少數的地位。
1918年12月16日—21日，在柏林舉行全德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有社會民主黨人288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87名，斯巴達克同盟只有10名。以至像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這樣著名的工人領袖，都被排斥在代表大會之外。斯巴達克同盟發動柏林25萬工人舉行示威遊行，並向代表大會提出“取消艾伯特政府”、“宣佈德國為社會主義共和國”、“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等要求。斯巴達克同盟打算通過群眾的壓力來影響會議的進程，但全被佔據優勢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所抵擋未能扭轉局勢。代表大會還通過了兩項剝奪工兵代表蘇維埃自身權力的決議：(一)把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權和立法權全部移交給艾伯特政府；(二)規定1919年 1月19日舉行國民議會選舉，經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將取代工兵代表蘇維埃。當時，列寧就指出：“歷史是怎樣對德國提出問題的：或者是‘蘇維埃政權’，或者是打著各種招牌(像‘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之類)的資產階級議會。”
全德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完全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決議。在這嚴酷的事實面前，斯巴達克同盟的領袖進一步認識到，革命的根本問題——政權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訴諸武力。盧森堡在《國民會議還是蘇維埃政府》一文中寫道：“英國是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搖籃，但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靠了農民騎兵、克倫威爾的暴力解決自己任務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勢力都在加緊準備即將到來的搏鬥。
全德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以後，艾伯特政府企圖在國民議會選舉以前，摧毀革命的武裝力量，以保證選舉更有利於它的政府。於是艾伯特下令把具有革命傾向的人民海軍師調離柏林。人民海軍師自從粉碎了反革命暴亂、為保衛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以後，它們也就成了艾伯特的眼中釘、肉中刺。人民海軍師拒絕執行調離柏林的命令，艾伯特政府立即停發它們的軍餉，水兵們極為憤慨。12月23日，人民海軍師派出代表來到柏林衛戍司令部進行談判，司令部的巡邏隊竟在大街上開槍射擊護送談判代表的水兵，當場有兩人被打死，3人受重傷。憤怒的水兵立即扣住了衛戍司令維爾斯，並把他押往練馬場大樓。12月24日，艾伯特政府調來配備有大炮的波茨坦近衛部隊，包圍了練馬場，命令水兵馬上交出武器、釋放維爾斯，並對練馬場大樓炮擊了半小時。
當時，就有60多名水兵光榮犧牲。柏林工人聞訊趕到練馬場，與水兵們一起攆走了艾伯特的政府軍。12月23日、24日的流血事件，表明艾伯特政府已公開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共產黨領導下的柏林工人罷工
隨著革命鬥爭的深入發展，斯巴達克同盟的領導人逐漸認識到，必須建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1918年11月11日，斯巴達克派改組為斯巴達克同盟，雖然它在組織上尚未脫離獨立社會民主黨，但是，卻為德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必要準備。到了12月下旬，斯巴達克同盟的組織已有很大發展。除柏林外，魯爾、下萊茵、斯圖加特、萊比錫以及巴伐利亞等46個地區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都建立了斯巴達克同盟的組織。在12月23日、24日的流血事件中，斯巴達克同盟致函獨立社會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是一封公開信，表達了斯巴達克同盟反對獨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反動政策，提出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的要求，並希望於12月25日答覆。但是，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藉口交通困難和忙於競選工作，拒絕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於是，12月29日，斯巴達克同盟秘密舉行了全國代表會議，決定脫離獨立社會民主黨，建立共產黨。
1918年12月30日，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在柏林開幕。參加大會的有來自46個地方斯巴達克同盟組織的代表83人，紅色前線戰士同盟代表 3人，青年代表一人，以及來賓16人。大會由威廉·皮克主持，卡爾·李卜克內西作了《關於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和建立德國共產黨的必要性》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決議：斯巴達克同盟與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斷絕組織關係，成立獨立的政黨，取名為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同盟)。在這次會上，羅莎·盧森堡也作了《我們的綱領和政治形勢》的報告。她明確指出，“我們一定要用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去反對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暴力”，從而“使社會主義成為事實和行動，把資本主義連根拔掉”。
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通過了黨綱。黨綱明確指出，德國工人階級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並提出當時的具體任務是：消滅普魯士軍國主義和各邦的封建勢力，解除反革命武裝，組織工人赤衛隊，實行銀行、煤礦、重工業國有化，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
在黨的成立大會上，選出了德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主要成員是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和威廉·皮克等人。
這次黨的成立大會也存在一些缺點。大會對工農聯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低估了無產階級同盟軍農民的作用，沒有制定明確的土地綱領；大會還通過了禁止黨員在改良主義工會中工作、以及抵制國民會議的選舉等錯誤的決議。當時，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人主張參加選舉，以便利用議會講壇、動員群眾去揭露政府。但是，受宗派主義影響的多數代表認為，此時不是選舉的時候，必須用群眾性的罷工和機關槍來反對國民會議；他們還斷言，參加選舉只能麻痺工人的鬥志。廣大群眾也還沒有識破召開國民會議這種主張的反動本質，並不理解共產黨人抵制選舉的原因。這種抵制國民會議選舉的行動，正是“左派”幼稚病的具體表現。
儘管黨的成立大會有以上這些缺點，但是，德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誕生，其意義是重大的。德國共產黨是德國無產階級在斯巴達克同盟領導下，進行群眾性革命鬥爭的重要成果。黨的成立，標誌著德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已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是德國工人運動史的轉折點。
德國共產黨的成立，還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它促進了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同機會主義者決裂，促進了共產國際的建立。1919年 1月21日，列寧這樣寫道：“斯巴達克聯盟”改名為‘德國共產黨’，這樣，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國際主義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就在事實上成立起來了。在形式上第三國際沒有成立，但事實上它已經存在了。”
德國共產黨成立之後，立即投身於群眾革命運動的第一線，竭力將革命進行到底。
這引起了容克貴族、資產階級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驚恐不安。為了鎮壓革命運動，越來越多的反革命武裝即所謂的“志願隊”密集柏林市郊。反革命武裝的總頭目，就是臭名昭著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諾斯克，他曾經說過：“總得有人來當血腥的豺狼，就由我來吧!我不怕負責任。”從此，諾斯克就成了絞殺工人運動的劊子手。
艾伯特政府為了扼殺德國共產黨，首先就迫害黨的領導人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它們無中生有，捏造事實，造謠中傷，在街頭廣告欄張貼大幅標語，誣衊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是“暴徒”、“強盜”、“殺人犯”、“掠奪者”；同時，又指使叛徒用“社會民主黨輔助服務隊第14支隊”的名義，以10萬馬克懸賞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人頭。
但是，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並沒有被氣勢洶洶的敵人所嚇倒，他們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不計個人安危，堅持革命，勇敢戰鬥。反動政府又製造事端，企圖在共產黨剛剛建立之後，挑起無產階級過早的行動，來血洗革命的群眾。1919年1月4日，政府突然解除了同情革命、深受工人愛戴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埃赫戈倫的柏林警察總監的職務，由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恩斯特繼任。這一新的挑釁行動，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月4日晚，獨立社會民主黨柏林組織執行委員會和革命工長組織召開聯席會議，共產黨的代表李卜克內西和威廉·皮克參加了會議。會上，對政府解除埃赫戈倫的職務提出了抗議，並號召柏林工人於1月5日舉行示威遊行；同時，還選出了革命行動委員會，李卜克內西和威廉·皮克等人被推選為委員。當晚，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決定支持聯席會議的決議。
1月5日，柏林工人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參加者達15萬人。示威的群眾佔領了《前進報》、《柏林日報》和《福斯報》的編輯部大樓，還佔領了沃爾夫電報局，他們開始出版自己的革命報紙。艾伯特驚恐萬狀，嚇得不敢來政府辦公廳辦公，躲到一個商人斯克略列克家中。獨立社會民主黨為了欺騙工人，騙取工人的信任，也宣佈參加示威遊行。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伎倆又一次破壞了工人運動。
1月6日，柏林開始了總同盟罷工。大批工人離開工廠，向市中心集中，示威遊行隊伍增至20萬人左右，部分工人還掌握了武器。當時，天正下著鵝毛大雪。工人們鬥志昂揚，踏著白茫茫的大雪，頂著刺骨的寒風，行進在柏林街頭。在這關鍵時刻，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卻害怕工人的過激行動而動搖，竭力主張與政府談判，並派考茨基、佈列特舍依德和狄特曼以“調停人”的身份去和政府商談。革命工長組織也同意進行“調停活動”。艾伯特政府為了贏得時間，組織和調集反革命武裝，也願意談判。由於獨立社會民主黨人不顧已經發動起來的工人群眾，熱衷於談判，造成群龍無首，使總罷工難以繼續進行。當時《紅旗報》這樣寫道：“居然發生了這樣令人吃驚的事情：群眾迎著嚴寒和濃霧，從早晨10點鐘起便陸續到達了，可是，領袖們呢？還不知道坐在哪裡開會……群眾情緒很高，準備大幹一下，但是，他們的潛在力量，誰也沒有去加以利用。”
1月8日，德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會上，盧森堡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責獨立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與政府談判是喪失時機的叛賣性行為。會議還要求李卜克內西和威廉·皮克立即退出革命行動委員會。那時，儘管德共中央竭盡全力支持工人的罷工鬥爭，然而由於共產黨剛剛成立，力量很薄弱，無法把運動的整個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艾伯特政府經過周密的準備後，就中斷了談判。艾伯特聲稱：“清算的時刻”已經到來了。1 月11日，自稱為“血腥的豺狼”的國防部長諾斯克，率領反革命武裝“志願隊”衝進柏林，瘋狂地用機槍掃射革命工人，甚至用大炮轟擊。工人們浴血奮戰，英勇抵抗。但由於力量對比懸殊，工人們終於失敗了。1 月13日，獨立社會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停止罷工。反革命軍隊佔領了整個柏林，艾伯特政府宣佈德國共產黨為非法組織，開始了血腥的大屠殺，革命者的鮮血灑遍了柏林街頭。
艾伯特、諾斯克一夥因反革命的勝利而得意洋洋。他們宣稱：秩序統治著柏林。
其實，柏林已被白色恐怖所籠罩。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被迫轉入地下，但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繼續領導著《紅旗報》的工作，堅持戰鬥。為了避免反革命匪徒的搜捕和暗害，他們不得不從一個住所轉移到另一個住所，有時一天轉移數次，但還是日日夜夜戰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1 月14日，《紅旗報》發表了盧森堡最後的一篇政論，題為《秩序統治著柏林》。她以無比憤怒的心情，譴責了社會民主黨的叛徒嘴臉；對革命事業的勝利充滿信心。她寫道：“你們的‘秩序’只是建築在浮冰上的宮殿”，“革命是永存的”，“革命必將通過失敗與勝利，走向自己的偉大目標”。同一天，李卜克內西也寫了《排除萬難，奮勇前進！》一文，堅信革命事業必勝。他寫道：“不錯，柏林革命工人是失敗了，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之流是勝利了……但是有的失敗等於勝利，而有的勝利比失敗更糟……工人們今天失敗了，明天一定會成為勝利者，因為對他們來說，失敗是成功之母。”
由於叛徒告密，敵人終於發現了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住所。1 月15日晚，敵人進行搜查，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當場被捕，隨即被押往柏林西區的艾登飯店——諾斯克所屬的一個騎兵師的司令部。途中，李卜克內西被一個匪徒從背後開槍打死，屍體扔在一家殯儀館內。盧森堡被押到艾登飯店後，經過審訊，當夜由幾個匪徒挾持上一輛汽車押往監獄。途中，兇惡的反動軍官伏蓋爾用手槍把盧森堡打死了。這夥殺人犯還把盧森堡的屍體用鐵絲、石塊纏住，偷偷地投到蘭德維爾運河裡。直到 5月31日，人們才找到了盧森堡的屍體。
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被害後，激起了德國和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的無比憤慨。1919年1月25日和6月13日，柏林分別舉行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葬儀。儘管當時柏林處於白色恐怖之中，但這兩次葬儀都變成了有成千上萬勞動群眾參加的示威遊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了抗議德國政府殺害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暴行，命令所有黨組織和蘇維埃舉行普遍的示威遊行和群眾大會，痛斥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這夥殺人犯的罪行。當時，列寧以極大的悲憤寫道：“簡直找不到言語來形容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所幹的這種殺人勾當的卑鄙和無恥。……世界無產階級國際的優秀人物的鮮血，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領袖的鮮血，一定會使愈來愈多的工人群眾去進行殊死的鬥爭。這個鬥爭一定會得到勝利。”
保加利亞詩人斯米爾斯基對李卜克內西的殉難，也寫下了壯麗的詩篇，激勵人們去推翻“奴隸主世界”：柏林沒有並且永遠不會將他遺忘。
他領導著人民，同敵人較量。
今天在任何一個地方，
群眾都在成長，暴風雨般向鎖鏈衝撞。
奴隸主世界——老爺的世界已病入膏肓。
它搖搖欲墜，趨向滅亡。
艾伯特政府血腥鎮壓了一月起義後，1 月19日，在柏林開始了“國民議會”的選舉。
1919年 2月，在遠離柏林的小城市魏瑪召開了國民制憲會議。這次會議，制訂了確保資產階級利益的魏瑪憲法，宣佈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鎮壓革命的“功臣”、社會民主黨右派頭目艾伯特被選為共和國的總統，謝德曼擔任了總理，從而進一步確立了壟斷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的反動統治。
巴伐利亞等地的工人運動
柏林工人一月罷工雖然失敗了，但是十一月革命的火焰並沒有熄滅。柏林和全國各地的工人為挽救和推進革命，仍在頑強戰鬥。其中，不來梅、巴伐利亞工人的鬥爭最為激烈，影響也大。
早在1918年12月24日，不來梅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拒絕承認全德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把政權交給國民會議的決議。反動政府企圖解散不來梅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不來梅工人發動武裝起義，粉碎了反動政府的陰謀，並於1919年 1月10日宣佈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了由共產黨員 3人、獨立社會民主黨3人、士兵代表3人組成的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
不來梅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實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失業津貼，還建立了對付資產階級報刊的新聞檢查制度。不來梅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堅決要求艾伯特、謝德曼政府辭職，並拍發電報向蘇維埃俄國致敬。
艾伯特政府非常仇視不來梅蘇維埃政權。在鎮壓了柏林工人一月罷工以後，諾斯克又命令“志願隊”進攻不來梅社會主義共和國。不來梅工人向漢堡工人告急求援，但是漢堡工兵代表蘇維埃中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極力阻撓，使援救工作難以實現。恩斯特·臺爾曼不顧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破壞，率領工人武裝馳援不來梅。可是，領導鐵路工人罷工的社會民主黨人藉口運送臺爾曼的援軍會“破壞罷工”，拒絕提供交通工具。臺爾曼的工人武裝只好徒步前往，未能及時趕到。2月3日，諾斯克所屬格斯登堡師的軍隊擊敗了不來梅的工人武裝，不來梅社會主義共和國被反革命武裝所顛覆。
1919年 2月，萊茵地區和威斯特法里亞工人為煤炭工業社會化進行了鬥爭。配合這一行動，魯爾地區舉行了總同盟罷工，罷工延續了 4個多星期，參加者近50萬人。
社會民主黨人為了欺騙工人群眾，說什麼“社會化業已實行”。國民會議也假惺惺地通過了“關於煤炭工業社會化”的法令，其實這項法令根本沒有觸及礦山所有權問題，純屬一紙空文。反動政府還在魯爾地區宣佈戒嚴，派出軍隊，進行鎮壓。工人為煤炭工業社會化進行的鬥爭失敗了。
這個時期，符騰堡、馬格德堡、布勞溫什維格、漢堡、萊比錫等城市也相繼發生了工人罷工，有的地方工人與武裝警察還發生了衝突。
3 月初，在共產黨的號召下，首都柏林工人再次舉行總同盟罷工，以聲援魯爾和中部地區工人的鬥爭。他們提出了承認工兵代表蘇維埃、釋放政治犯、解散反革命的“志願隊”、恢復同蘇維埃俄國的外交關係等要求。艾伯特政府軟硬兼施，一方面下令逮捕殺害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反動軍官，企圖以此平息民憤，同時又佯言實行煤炭工業的社會化；另一方面國防部長諾斯克又宣佈首都戒嚴，並進行了大搜捕。3月5日，柏林工人罷工發展為武裝起義。可是，這次起義由於工人與革命士兵沒有很好地配合，在反動軍隊的進擊下，起義又失敗了。在柏林三月戰鬥期間，有1200名工人獻出了生命。
1919年 4月13日，巴伐利亞地區工人經過英勇的鬥爭，建立了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十一月革命最光輝的事件，也是十一月革命最後的一個鬥爭高潮。早在1918年11月，巴伐利亞工人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當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蘭，君主政體被推翻時，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即建立了以獨立社會民主黨左派庫爾特·埃斯涅爾為首的巴伐利亞共和政府。這個政府實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卻遭到了反動勢力的反對。1919年 2月21日，政府首腦庫爾特·埃斯涅爾被保皇黨人阿爾科·瓦萊伯爵刺殺，代之而起的是右派社會民主黨人霍夫曼為首的政府。霍夫曼政府完全秉承艾伯特、謝德曼的旨意，極力推行扼殺革命的反動政策。這時，慕尼黑、紐倫堡、奧格斯堡等地相繼爆發了工人罷工，迫切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工人運動的衝擊下巴伐利亞的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假意迎合群眾的願望，於4月7日宣佈成立“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由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托勒爾擔任政府首腦。
這是一個冒牌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它的目的是麻痺工人鬥志，以贏得時間，積聚反革命力量，伺機向革命反撲。與此同時，霍夫曼竄到了巴伐利亞北部的班堡，為鎮壓巴伐利亞革命進行準備。
冒牌的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僅僅存在了 6天。工人們很快就識破了托勒爾政府的陰謀，揭穿了托勒爾政府的反動本質。4 月12日夜，反革命分子在慕尼黑髮動暴亂，推翻了托勒爾政府，妄圖恢復霍夫曼政權。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歐根·列威萊為首的共產黨人領導巴伐利亞工人奮起反擊，粉碎了反革命暴亂，4 月13日，代表人民利益的、真正的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宣告成立，由共產黨人歐根·列威萊出任政府首腦。
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後，立即向兄弟的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發出致敬電。
列寧回電“向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致敬”。他滿懷喜悅的心情祝賀共和國的成立，同時，以提出問題的方式指出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具體任務，他說：“你們採取了什麼措施同資產階級劊子手謝德曼那一夥人作鬥爭？各市區的工人和僕人蘇維埃是否已經建立？工人是否已經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是否已被解除武裝?是否已利用庫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來迅速而廣泛地救濟工人，特別是救濟僱農和小農？資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廠和財產以及慕尼黑郊區的資本主義農場是否已被沒收？小農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經取消?僱農和粗工的工資是否已提高兩三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紙張沒收，用來出版通俗的傳單和群眾性的報紙？……”。列寧在這不長的回電中，明確地提出了特別要注意的15個問題，表示了他對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關懷與支持。
巴伐利亞蘇維埃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鞏固革命政權：解除反革命武裝，組建紅軍；實行銀行、鐵路、大工業企業國有化；工人對工廠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實行監督；建立肅清反革命的非常委員會。這些都受到了列寧的讚揚。
然而巴伐利亞蘇維埃政府也犯了一些錯誤，特別是對待農民同盟軍的問題。蘇維埃政府沒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廢除農民的抵押債務，沒有采取措施改善貧苦農民和農業工人的生活，以致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支持，使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基礎仍侷限在城市。
蘇維埃政府對解除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武裝、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也做得不徹底。1919年 4月末，諾斯克糾集反革命武裝嚮慕尼黑進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英勇作戰，兩萬多名紅軍頂住了諾斯克10萬反革命軍隊的瘋狂進攻。獨立社會民主黨人與諾斯克、霍夫曼相勾結，進行談判，陰謀顛覆社會主義共和國。5月1日，諾斯克的反革命武裝在使用了機關槍、鐵甲車、甚至飛機之後，才攻佔了慕尼黑，紅軍頑強抗擊。由於力量懸殊，社會主義共和國被反革命武裝顛覆了。諾斯克、霍夫曼實行白色恐怖，6500多名共產黨員被捕入獄：黨的領導人歐根·列威萊也慘遭槍殺。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失敗，標誌著德國十一月革命的終結。
革命失敗的教訓
德國十一月革命是一次大規模的、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群眾革命運動，是德國工人階級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第一次革命，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席捲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一月革命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無產階級手段和方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沒有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也沒有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十一月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仍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十一月革命促進了德國人民反戰運動的高漲，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十一月革命的過程中，革命群眾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制度，結束了霍亨索倫王朝的統治，把君主制的德國變成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勞動人民取得了若干民主權利。在十一月革命中，無產階級經受了鍛鍊，提高了覺悟，並在鬥爭中創建了共產黨，使德國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次革命還有力地打擊了國際帝國主義，牽制了德國反動派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援助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促進了東南歐的民族民主革命和西歐的革命運動。這次革命在德國現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併為德國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極大的教益。
十一月革命為什麼失敗了?應吸取的教訓有哪些呢?
(一)十一月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當時德國缺少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堅強領導。十一月革命爆發後，德國工人階級還沒有自己的革命政黨。儘管斯巴達克派和改組後的斯巴達克同盟，在革命鬥爭中作了巨大的努力，進行了大無畏的戰鬥，但是，它沒有和機會主義者徹底決裂，在組織上也始終是作為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部分留在獨立社會民主黨內，因此無法領導群眾實現自己所提出的革命綱領。後來，在十一月革命的過程中，雖然建立了共產黨，但是黨還處在初創時期，沒有經驗，力量也比較薄弱。而且共產黨剛剛成立就遭到了迫害，被打入地下，黨的領袖又慘遭殺害。列寧在談到德國革命問題時指出：“歐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險就是沒有革命的政黨。有謝德曼之流、列諾得爾之流、韓德遜之流、韋伯之流的叛徒的政黨，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政黨，可是沒有革命的政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了奪取革命的勝利，必須要有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革命政黨，這個黨同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有緊密的聯繫，能使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的影響；在這個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的鬥爭才能取得勝利。這是十一月革命告訴我們的一個深刻的教訓。
(二)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右派分子的背叛與出賣，是十一月革命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分子，是一夥披著社會主義外衣而實際上已成為資產階級豢養的忠實走狗。德國資產階級不僅力量強大，而且經驗豐富。他們還得到了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之流的協作並結成聯盟，才能維護他們搖搖欲墜的統治。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一夥又採用了“純粹社會主義”政府的“人民全權代表蘇維埃”、“自由、民主”等漂亮詞句來欺騙工人群眾，用組織所謂“社會化委員會”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段來分裂工人隊伍，使工人階級不能粉碎資產階級和容克的統治。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了奪取革命的勝利，必須堅決反對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無情地揭露和批判機會主義者的叛賣活動。列寧說得好：“準備無產階級獲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進行長期的、頑強的和無情的鬥爭，去反對機會主義、……不進行這種鬥爭，不預先完全戰勝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根本談不上無產階級專政。”
(三)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十一月革命過程中，政權落在資產階級的奴僕——社會民主黨人手中，他們根本不去觸動資產階級的舊國家機器，相反地還極力維護它。艾伯特政府通令原帝國各部的官員全部留任原職，恢復所有部隊軍官的指揮權；明文保障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使壟斷資本家和容克地主的根基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了下來。它們解除了工人武裝，限制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活動；加強了反革命的武裝力量，結果資產階級就利用原有的國家機器來鎮壓革命，重新恢復他們的統治。無產階級為了奪取革命的勝利，絕對不能利用資產階級的舊國家機器，必須打碎它，用自己的政權機關來取代它。
(四)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奪取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十一月革命的主要任務應是廢除容克貴族的土地所有制，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在十一月革命過程中，革命領導者對農民的革命作用和建立工農聯盟問題認識不足，因此沒有制定剝奪地主土地並把它無償地分給農民的土地綱領。在革命中，沒有建立牢固的工農聯盟，無產階級孤軍作戰，最後，革命遭到失敗。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建立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這是十一月革命告訴我們的又一個深刻的教訓。
革命失敗最關鍵的原因還是社民黨的背叛。德國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發源地，工人階級政黨社民黨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但是，一旦這個黨蛻變 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勢必造成德國工人階級的大部分向資產階級妥協。革命失敗也就在所難免。另外，考慮到德國非但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發源地，也是民主社會主 義的發源地，所以，革命中思想的混亂也是一個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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