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改過的價值觀。在沒有統一宗教信仰的中國，對於祖先以及自然神靈的祭祀就成為了輔助統治的關鍵行為。但是中國的祭祀體系在三代之後就逐漸走下了國家政治的中心舞臺。集權制的興起讓這種鞏固皇權的形式逐漸式微，而這也給了道教文化進入政治舞臺的機會，在唐和北宋，道教文化都成為了皇權合理性的官方解釋來源。
紫禁城
但是從南宋時期開始，隨著儒家文化的發展，道教的這一功能逐漸被儒家文化所代替。到了中央集權發展的最高峰明朝的時候，儒家文化的發展也一起到達了巔峰。在儒家學子的幫助下，明朝政府建立了中國進入封建帝制之後最為完善的祭祀體系。通過對天地人鬼的祭祀活動來表達統治者的敬畏之心，並且向世人宣示自己是合法的統治者。
但是儒家文化中對於祭祀活動的記載在長時間的荒廢后已經不夠完善了，因此明朝時政府還是要依靠道士來進行祭祀。只不過王權與道教之間的關係從之前的政道合作逐漸轉向了類似於主僕之間的關係。而道教的發展在明朝也沒能再次重新復興。
明朝祭祀景象
明朝建立的完善祭祀體系與政道體系的轉變
明王朝是中國君主集中制發展的高峰，其一切政策的制定都是為了鞏固王權的統治力。因此明朝政府對於所有可能對王權造成威脅的力量都進行了打擊，無論是其廢除宰相制度還是打壓佛教道教文化都是處於這個目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政府就遇到了一個巨大的問題，那就是他們要用新的手段來證明自己王權的合法性與神聖性。明朝崇尚的文化是儒家文化，明儒的主體是理學以及心學，這些學說將天理與心性作為儒家思想的本體基礎，但是這種天理與自然的天地鬼神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因此其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政治追求，是對於"仁禮"的客觀化與對象化。因此其並不能直接證明君權的來源，此時的儒家學子還把君權神授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缺乏為王室服務的自覺性。比如在《朱子語類》中有這樣的話：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為了向人民闡釋君權的合法性和神聖性，明朝王室只能自己來承擔這個責任，他們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宗法性傳統宗教崇拜與祭祀禮儀體系，返回了"敬天祭祖"的老路。
明都南京大祀壇地圖
中國古代的祭祀有五禮，分為吉禮，嘉禮，賓禮，軍禮以及凶禮。其中在明朝時期最重要的是吉禮。其中又分為天神，地祇以及人鬼三種。其中天神包括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等。而地祇則包括社稷，五帝，五嶽，以及山林川澤。而人鬼則是皇考皇妣和歷代帝王。以上三類就是明朝政府最重要的祭祀對象。吉禮的詳細制度在《明史》中有如下記載：
"五禮，一曰吉禮。凡祀事，皆領於太常寺而屬於禮部。明初以圜丘、方澤、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為大祀，太歲、星辰、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歷代帝王、先師、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為中祀，諸神為小祀。後改先農、朝日、夕月為中祀。凡天子所親祀者，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若國有大事，則命官祭告。其中祀小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廟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焉。"
除了這些祭祀對象之外，明朝政府還將道教以及佛教諸神都納入了諸神祠一起祭祀。除了這些神靈之外，明朝各地還保留了大批地方性的祭拜習俗，像成都地區祭祀李冰，張詠等人，松江地區祭祀陸遜，陸抗以及陸凱。明朝政府對於這些地方性的祭祀活動也進行了規制的設定，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明朝政府想把所有的祭祀活動都納入到國家的管控之下，以避免出現宗教狂熱的發生，以及宗教異端的出現。
祭拜李冰父子的二王廟
在這樣的政策之下，道教的獨立性就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在明朝之前，道教與王權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合作關係，王權為道教的發展提供庇護，而道教則幫助王權確立統治的合法性與神聖性。但是明朝時王權利用祭祀自主完成了這一切，由於儒家文化在後面的發展過程中忽視了對於祭祀文化的傳承和學習，於是明朝政府只能向道士們尋求幫助，讓他們幫助自己完成祭祀的過程。這也就導致道教與王權之間的關係轉向了君臣關係，而不是平等的合作，不過這倒也為明朝的道士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生存空間。
不過明朝的祭祀體系還是造成了一定的問題，官方管控的宗教無法解決人民心內的矛盾，因此走入地下的宗教文化出現了極端的反抗意識，明朝時期的白蓮教就對明朝的統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也是我們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明朝時期正一道與全真道的不同處境與明朝政府的態度
明朝時期，中國國內發展最好的道教教派主要有正一道以及全真道兩派。但是兩派在明朝時期的發展卻有著天壤之別，這主要與兩派的教義以及歷史發展脈絡相關。
我們知道在蒙元政府統治時期，原來中國的道教派別除了全真道之外都受到了一定的打壓，全真道在丘處機歸順元朝政府之後得到了蒙古貴族的支持，因此才能在民族危亡之際保全自身。因此反元義軍出身的朱元璋對於全真道的忠誠一直抱有懷疑。再加上全真道的道士們在元朝時期憑藉著元朝政府的支持在不少地方侵佔寺院道觀，甚至農民的土地，這也讓明朝人民對於全真道存在著一定的牴觸情緒。
丘處機與成吉思汗會面
但是造成兩個門派真正差別的還是他們的道義不同，兩派的道士所追求的終極理想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全真道的道士們在元朝時身居高位，但是卻並不能真正插手政治事務，因此他們開始以追求個人修煉為終極目的，不問俗世事務。而正一道在元朝時遠離朝堂，只能轉入民間發展，其最主要的理論體系也從個人修煉轉變成了消災祈福的實用主義。而明朝政府需要道教人士幫助他們完成祭祀，實用主義至上的正一道自然要比全真道更加受到明朝政府的歡迎。
除此之外，在朱元璋剛剛自立為吳王的時候，正一道就已經與其建立了合作關係。當時的朱元璋發榜訪求天師，當時的天師張正常就遣使告訴朱元璋"天運有歸"，幫助朱元璋造勢。因此在明朝成立之後，他們受到明朝政府的特別優待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此事在《漢天師世家》中記載如下：
"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發御榜，命有司訪求招聘，而天師始遊。遣使者上棧。陳天運有歸之符，上以手書賜答，有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之語。"
正一道發源地龍虎山
天師地位的走低與明朝道教發展的窘境
雖然在明朝時正一道獲得了明朝政府的承認，並且也以祭祀活動的真正承辦者的身份積極參與了明朝的政治活動，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明朝年間正一道的天師的身份是在不停走低的，而且道教的發展也遭遇了一定的停滯，這一切還是因為明朝王權至上的政治指導思想。
正一道天師地位的第一次下降在洪武年間就已經出現，朱元璋認為天師的稱呼不是十分合適，因為皇帝就是自稱為天子的，那麼天師的地位毫無疑問應該是在天子之上的，因此他下令將天師的尊號廢止，改為真人。而正一道人士在如此重大的改變面前卻沒有選擇反抗，而是默默接受了這一事實，也為其之後愈發低落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記載：
"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也。世居貴谿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即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定為制。"
在明成祖時期，正一道張氏想要獲得朝廷的封賜就已經變得十分困難了。後來到了明憲宗時期，當時的真人張元吉橫行鄉里，為非作歹，影響了當地百姓的正常生活，因此被貶為庶人。不過真人的尊號依然保留，傳給了其族人。
到了明朝後期明穆宗在位時期，當時的大臣郭諫臣向穆宗請求廢除張氏一族的尊號，明穆宗接受了這一個建議。不過後面很快又恢復了真人的尊號，應該是為了之後的祭祀大典。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明朝政府給予正一道領袖真人的尊號，但是實際上對於他們卻沒有應有的尊重，只是在有求於他們的時候才會加以利用，道教發展的頹勢由此也可見一斑。
張天師塑像
結語
道教文化的發展一直是中國文化中最為撕裂的一環一方面道教的終極目的一直都是修煉成仙，但另一方面道教人士又在孜孜不倦地嘗試進入中央政治的舞臺。不過這樣撕裂的發展態勢讓道教文化註定不能夠成為政治的主流，在儒家文化發展日臻完善的明朝，道教人士便只能以祭祀官員的身份依附於儒家文化擬定的制度之下了。
而明朝的道教人士似乎對於這樣的情況也是心知肚明的，在張天師的尊號被剝奪的時候他們也沒有進行任何地反抗。終明朝一代，道教人士都是作為王權的附庸在為皇帝打工的，對於自己的地位以及發展失去了進取的精神。可以說明朝道教文化在朝堂之上的衰落既有明朝政府制度的原因，也與道教人士的妥協有著直接關係。但是宗教歸根到底還是有著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的，在明朝政府的宗教政策之下，人民的負面情緒很難得到排解，便只能訴諸於興起的低下宗教組織，這也是明朝多個起義軍的來源。因此王權對於宗教的管理也不能太極端，還是需要重視宗教的社會意義，這也是明政府的失誤所在。
參考文獻
1《明史》
2《皇明恩命世錄》
3《漢天師世家》
4《御製玄教立成齋醮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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