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的”反省的結果。對來自一個“心”發達於“腦”的文化背景的人來說，這個態度是幾經克服以後始能達到的。“腦”對中國人來說也是“心”，但是卻被感情的“心”所掩蓋。因此，這裡所謂的“硬心腸”態度，其實只是將思考判斷的功能從腦部中層上移到大腦皮層左半部而已。
筆者原本的計劃是探討中國人“現代化”的問題，因此書名原定為“中國人與現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討的結果，發覺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並不因“現代化”而減滅，反而有加強的傾向。因此，遂醒悟到：“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不一定能夠成立，而所謂“現代化”可能只是表層的現象，至於一個文化則有其不變的深層形態。
例如，香港與大陸、臺灣比較，無疑是最“現代化”的中國人社會，而中國人的“食”卻因物質條件的許可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揚。香港有四五層的飯店，每層有四五十張桌子，乃世界上少見的現象，連當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國都沒有這種現象。筆者在日本的東京時，則發覺有七層樓的書店，每一層比香港的“三越”還要大，也是世界上罕見的現象，連美國也沒有。從香港與東京的這兩個特色，就可以看出兩地不同的精神面貌。
顯然，中國文化裡對“食”的執著，是愈到了“現代化”才愈發揚的。經濟落後的大陸就沒有這些條件。當筆者與臺灣來的人論及世界上只有香港有這種“食”的規模時，臺灣來的人說：“在你離開了以後，臺灣也已經有了這樣的吃食地方！”似乎，臺灣的“現代化”也跟上去了！
筆者在香港、大陸、臺灣都居留過，也親眼看到海外的中國人的樣子。長期歸納的結果，發覺無論生長在何種制度底下，只要在文化意義上仍然是中國人的話，都呈現出一種共性，這種共性說是“民族性”也無不可。
然而，筆者用來探索中國人特色的方法是不同於“民族性”的研究的。因為，後者只是列舉一系列抽象的共性，至於筆者的方法則是在日常生活的具體細節中去觀察中國人文化行為的基本結構——這些行為可以是彼此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隻要在同一個文化下發生，就有結構上的關聯性。事實上，筆者採取的是結構主義的方法。
結構主義的方法就是去觀察同一個結構在不同領域中的可能性的擴散。這種解釋方式基本上也有異於去探求因果關係。因果關係的解釋方式是將一切現象都還原到一個起因之上，因此，在實質上是去追求一個“創世神話”——對初民來說，這個“第一因”是創世神，至於符合現代人心智水平的說法，“第一因”則往往是“經濟基礎”一類的解釋。
至於結構主義的方法，則是從現象本身去尋找一種內在的關聯性、其可能性的擴散以及擴散的形態。因此，如果要問這個“結構”是如何來的，就好像小女孩問母親太陽是怎麼來的一般，是一個回答不了的問題。對必須要有“創世神話”才能安心的人來說，他們不妨在筆者所結構的一大堆現象之外自行去附加一個合自己胃口的或符合自己心智水平的“第一因”。至於本書，則是不從事這類嘗試的。
在本書裡，筆者除了從中國人文化行為本身裡去勾勒一種結構之外，還論證這個“結構”於中國人之“身”被結構的方式，亦即是其“人”被設計成的樣子。在這個探求中，就必須將烙在每一箇中國人“身”上——也包括自己“身”上——的文化密碼逐件拆下來。因此，至少對筆者來說，這個“非結構化”就不只是純智力的批判那麼簡單，而是牽涉到整個人的自覺重組的問題。
自然，在這裡，也關聯到另一個更基本的考慮，那就是：不論“現代化”與否，中國“人”被設計的方式是否根本上有問題？
“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響了多少人的心理結構？中國人為何缺乏自主意識？《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探討了個人與社會在 20 世紀的中國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並對中國文化做出了全面深刻的批判。
本書中談到的“深層結構”並非歷史時序，也不屬於邏輯意義上的因果關係範圍，而是討論了中國的共時性設定。書中的許多歷史例證並非一一列舉所謂國民“劣根性”，而是從中國曆經變化後仍保持自我認同的這個角度，對中國文化做出全面深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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