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花為食的蝴蝶簡直就是美神！它那嬌豔的容貌，輕盈的體態，妙曼的舞姿，常常引得文人墨客浮想聯翩，尤其多情的詩人面對著它們更是有永遠談不完的話題。
“莊生曉夢迷蝴蝶”（李商隱《錦瑟》）。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或在半空中翩翩然展翅飛翔，或在草葉上悠悠然涼翅小憩，自己覺得很美也很自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忽然覺醒，驚異發現自己還是莊子。不知道是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自己變成了莊子……無論如何，莊子“夢為蝴蝶也尋花”（魚玄機《江行》），“應疑春色在鄰家”（王駕《雨晴》）。其實，“莊周夢為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為莊周，蝴蝶之不幸也。”（張潮《幽夢影》）
檢閱文史，我們不難發現蝴蝶這一物象是較早“不幸”被人格化的。譬如蕭繹《金樓子》雲：“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之‘尊靈永蟄’，明帝頌雲‘釋渝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擬於昆蟲，施之尊極，不其蚩乎？”意思是說，陳思文風“浮輕”似蝶。再如《北齊書》雲：“魏收常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雲：‘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尾嵓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竹彥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恐翩翩遂逝。’當途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他們借蝶體態“輕薄”形容魏收品性。這是以蝶喻人，賦予蝴蝶象徵意味的先例。也正因其“輕薄尤甚”，後人多以“豔蝶”比喻沾花惹草的男子，導致蝴蝶如淋大雨，飛不高遠。
也就在南北朝，蝴蝶忍辱負重，幾經碰壁，終於飛進文人雅士的視野，得到應有禮讚。據《南史·沈麟士傳》記載：“沈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如故，抄寫火下細書，覆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仍制《黑蝶賦》以寄意。”儘管此賦早已不存，但有詠蝶詩篇存世：蕭綱有《詠蛺蝶》，劉孝綽有《詠素蝶》，徐防有《賦得蝶依草應令》，李鏡遠有《蛺蝶行》，溫子升有《詠花蝶》。這五首詩描摹蝴蝶注重神似，行文結構靈活多變，並採用多種修辭手法以豐富詩歌的表現力。由此可見，“蝴蝶文學”南北朝時就已初具雛形。
蝴蝶飛到唐代，禮遇益厚。唐代詩人詠蝶不僅在內容上有所創新，而且在藝術上取得突破：一是不少詩作在描摹蝴蝶形象時仍側重形似，譬如王建《晚蝶》、徐寅《蝴蝶二首》；二是詠蝶詩中出現了追求神似的寫作手法，譬如李商隱《蝶三首》其二、其三；三是比興手法的運用，譬如白居易《秋蝶》、羅鄴《秋蝶二首》其一、吳融《蛺蝶》；四是象徵手法的出現，譬如盧頻《蛺蝶行》、鄭谷《趙璘郎中席上賦蝴蝶》；五是詠蝶詩作風格多樣，雅俗兼備，譬如羅隱《蝶》、徐寅《蝴蝶二首》其一；六是靈活運用修辭手法，譬如徐寅《蝴蝶三首》其二、李商隱《蝶》（葉葉復翻翻）。除了上述特點，唐代詩人詠蝶詩多為近體詩形式，行文工整，篇幅短小，但是極富美感和表現力。儘管唐代詩人專門詠蝶的詩篇僅有二十多首，但是含“蝶”意象在唐詩中出現的頻率頗高。檢閱《全唐詩》，我們發現其中含“蝶”意象的至少有四百七十多首。按其不同的意義指向與功用方式等歸納起來，這些含“蝶”意象可分為文化意象、動態意象與組合意象。可以說，蝴蝶為唐詩增添了不少瑰麗的色彩。除了“花蝶”“舞蝶”“戲蝶”“飛蝶”“粉蝶”“秋蝶’“寒蝶”“冷蝶”“早蝶”“晚蝶”“黃蝶”“彩蝶”“紫蝶”“皓蝶”“黑蝶”“灰蝶”“苑蝶”“野蝶”“幽蝶”“仙蝶”“風蝶”“歸蝶”“驚蝶”“水蝶”“睛蝶”“玉蝶”“狂蝶”“異蝶”等意象，還有“莊蝶”“韓蝶”“化蝶”等典故。
眾所周知，“莊蝶”源於《莊子·齊物論》“莊周夢蝶”，那麼，“韓蝶”一詞之源呢？“韓蝶”最早亮相於李商隱《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韓蝶翻羅幕，曹蠅拂綺窗。”據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十四·濟州》引晉幹寶《搜神記》雲：“宋大夫韓憑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自殺。妻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著手化為蝶。”這裡所云的韓妻衣裳破碎化為蝴蝶，與韓憑夫婦死魂化為鴛鴦，尤為二事。除了《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李商隱吟詠韓憑故事的還有《青陵臺》和《蜂》，詩中都出現了“蛺蝶”或“粉蝶”的意象。也許這可能是詩人憑弔古蹟時未見鴛鴦、只見蝴蝶而作出的浪漫的想象。無論如何，其後化蝶情節卻愈演愈烈。北宋王安石索性以韓妻化蝶詠之：“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為韓憑？”（《蝶》）
說到“化蝶”，自然又繞不開“梁祝”。關於“梁祝”，唐代《十道四番志》有所記載，文字不多，故事的主題並非愛情，而是強調忠義。直到晚唐，張讀在《宣室志》中寫到祝英臺跳入梁山伯墳冢殉情。至於“化蝶”，卻是明代馮夢龍《古今小說·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所撰的情節。
有宋一代，蝴蝶更豔，甚至狂飛亂舞，令人眼花繚亂，疑似鬼蝶：“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跡。”（蘇軾《鬼蝶》）陸游亦曾訝然復欣然：“何處輕黃雙小蝶，翩翩與我共徘徊。綠蔭芳草佳風月，不是花時也解來。”（《窗下戲詠》）不過，宋代詩人尤以謝逸最為痴迷於蝶。據《詩話總龜前集》卷六記載：“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又云：‘身似何郎貪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若謝句意深遠。”
明代文人似乎更愛蝴蝶。據龔煒《巢林筆談》卷一《縣令好蝶》記載：“明季如皋令王某，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為樂。時人為之語曰：‘隋堤螢火滅，縣令放蝴蝶。’”國人的傳統意識，每每以為捉螢放蝶的事都屬不務正業，玩物喪志。因而偶有一位縣令愛看蝶舞，也不免受到譏刺。傳統意識的功利性和僵硬化，使得古代民間的若干生活趣味由此而喪失，這是很可惜的。比較而言，我很欣賞高啟《美人撲蝶圖》：“花枝揚揚蝶宛宛，風多力薄飛難遠。美人一見空傷情，舞衣春來繡不成。乍過簾前尋不見，卻入深叢避鶯燕。一雙撲得和落花，金粉香痕滿羅扇。笑看獨向園中歸，東家西家休亂飛。”一個正在繡花的懷春少女，眼看一群蝴蝶翩翩飛來，不免引動了自己的情思，於是起身撲蝶。幾經尋覓，終於撲得一雙，得意之餘，發現落花的香氣染滿一身，餘下的蝴蝶栩栩然向園中飛去。全詩以敘述為主，描繪了一個天真活潑而又多情的少女形象，極富生活氣息。
清代詩人較少詠蝶，佳作更是少之又少，只是偶有含蝶意象出現，譬如孫枝蔚《遭困苦道旁行乞莫相嗔》：“欲覓桃源聊避亂，還憑蝶夢暫寬愁。”再如味欖生《〈十洲春語〉前題》：“迷香不醒蝴蝶夢，落頷誰抱驪龍珠。”又如史承豫《詠梁祝》：“山上桃花紅似火，雙雙蝴蝶又飛來。”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少時就和江冬秀訂婚，但是到美國後愛上了才女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風流誰得似，兩兩宿花房”（賈蓬萊《詠蝶》），最終苦於無力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們只好勞燕分飛。回國前夕，胡適寫下了白話詩《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這首《蝴蝶》其實是一曲中西合璧的現代“梁祝”。本來“雙雙飛上天”翩翩翻飛的兩隻蝴蝶，因胡適母親催胡適回家結婚，不得不“忽飛還”一個，剩下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在水一方，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終生未披婚紗……
筆記至此，眼看“東家蝴蝶西家飛”（李賀《蝴蝶飛》），“試就花間撲已難”（徐夤《蝴蝶二首》其二），唯有莊子就“好像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喬羽《思念》）……（作者：周遊，系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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