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儒家經典《四書》之一，有“儒家《聖經》”或“中國《聖經》”之稱。作者曾參，是先秦儒門五聖之一，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

當代著名生命學家、東方生命研究院創立人潘麟先生撰寫的《〈大學〉廣義》，是生命科學系列經典之一，2015年8月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中，先生以其清淨圓滿之心性發人所未發，以其深邃高遠之覺照見人所未見，不僅系統地闡釋了儒家“成德之教”的特色、內涵與當代價值，而且創造性地闡釋了儒家“內聖外王”之理想如何得以成立及其先天根據等，首次深度而透徹地闡明瞭《大學》之“三綱”的內涵與意義，因而此書成為中國學術界百年來“新儒學”思潮中又一扛鼎之作。

潘麟先生撰寫的《〈大學〉廣義》，在“生命與國學”頭條號專欄連載中，敬請關注。

致知在格物

朱子新編《大學》於“傳”之第五章下，以“按語”方式補入一段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致也。”因這一段語在後世影響很大，學者視此補語等同於《大學》原文，故有必要對此補語略作疏解：

朱子將“致知”之“知”理解為主觀的、主體的認知功能，和依此認知能力通過五官所獲取到的各種外界信息與知識。如此理解“致知”之“知”，則其“知”即為通常意義上的“經驗知識”和“經驗智慧”，為感官所感知的外在之知識、後天之知識、耳目見聞之知識、經驗之知識、形而下之知識、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知識（只有很少部分涉及到生命科學知識）、邏輯支配下的事物的結構性知識、對經驗的歸納與綜合之知識。將“物”理解成與感官相對的外界之事事物物。如此意會“格物”之“物”，其物則為形而下之事物、與感官相對之事物、純客體之事物、時空內有限之事物、現象界之事物、實然（墮性）之事物、心體性體處於離其自己階段內形成之事物（佛家謂之緣起緣滅之事物）。

因為朱子如此理解“致知”之“知”與“格物”之“物”，那就不難理解朱子將“格物”之“格”字訓為“至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朱子《大學章句》）物的運行、變化以及物與物之間各種關係，謂之“事”。古來皆將“事”與“物”二詞聯用為“事物”，也時常將“事物”簡稱為“事”，或“物”。依朱子之解，格物即是儘可能深入地，或儘可能全面透徹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心”不是孟子所謂的“本心”和“四端之心”。孟子所言的“本心”和“四端之心”是良能、良知之心，是心體之心，是先驗智慧之心，是性體本有自明之覺心，是絕對之心和形而上之心。朱子此處所言之心，是經驗之心，是後天之心，是感官認知之心，是相對之心和形而下之心。朱子之心可成就經驗知識和經驗智慧，依此知識和智慧，可成就人文文化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但不能成就自律道德下的德化人生和聖賢境界。在後天心靈依於感官和經驗智慧而認識到的“物莫不有理”之“理”，是外界事物的形構之理、材質之理、形而下的物理，而不是形而上的超越之理、存在之理、心性之理、生命之理、絕對之理、解脫之理、覺醒之理。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致知、格物，只是一個。”“格，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人往建寧，須到得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知至也。”（朱子《語類》）由此而明，“惟於理有未窮”之“理”為現象世界之物理，是經驗的、材質的、相對的、感官的、形而下之理。“故其知有不盡也”之“知”是形而下的見聞之知、經驗之知。因現象世界變幻無窮、緣起緣滅，永無盡頭，若欲窮盡現象世界所有事物的全部形構之理、材質之理，事物與事物之間複雜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養生主》）莊生所言之“知”與朱子所意味的“致知”之“知”為同一之知，皆為後天形而下的經驗之知、耳目見聞之知。此知只能成就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能實現人生之終極關懷和生命解脫，故“殆已”。

朱子像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朱子論《大學》曰：“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裡看，則許多說自是閒了。”（朱子《語類》）“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這是朱子著名的“即物窮理”一說之來源，其意為：在我們已經瞭解和掌握的事物之理（形而下之物理）的基礎上，（合乎邏輯規律）不斷地推究其根源，簡言之，以已知推求未知，“以求至乎其極”，即不斷地格物，不懈地推究、思維、觀察、演算、分析下去。——這正是莊生所言的“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朱子認為他的“即物窮理”之說直承《大學》“格物致知”之教而來，是《大學》承其先，他只是當然地繼其後而已，故而有“是以《大學》始教，云云”。問題在於，自《大學》開始，是不是如此這般地教導後人？陸王回應曰：“非是。”我們的回答亦曰“不然”。

“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我們堅持不懈地觀察一物，分析一物，思維一物，“用力之久”，就會怎麼樣呢？“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這只不過是將此前散亂的知道串連起來，由點及面，由面及體而已，只不過是此前分析、思維和演算所得的知識，在量累積到一定程度時自然地發生的質變，即由演算上達於綜合，由零散上達於系統，由部分上達於整體，由分析上達于歸納，由感性認識上達於知性認識而已。“量集與質變”“演算與綜合”“零散與系統”“部分與整體”“分析與歸納”“感性與知性”等等，皆屬於經驗知識和經驗智慧之範疇，“一旦豁然貫通”是經驗層面的貫通，是同層面的貫通，並非異層之飛躍，也非後天返還先天的貫通，更非下學而上達的貫通。此處甚為吃緊，學者不可不辨。

“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之“心”是感官的感知功能，是後天之心，是經驗主義的見聞之心，是現代西方心理學所言的認知之心，佛家曰“識心”或“執著心”。此“全體大用”是經驗之心的全體大用，不是先天本有之心體的全體大用。若是先天之心體的全體大用，那是生命的終極圓覺，是聖賢之化境。“無不明”之“明”同樣是經驗層面的明白，是由量累到質變時的明白，是由零散到系統時的明白，是由部分到整體時的明白，是分析到歸納時的明白，是感性到知性時的明白。此類明白可以成就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創造與發明，牛頓遇蘋果落地而發現萬有引力即屬此“明白”。朱子不懂後天的感性、知性內的“明白”，與心體、性體彰顯發明的開悟，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斷不可混為一談。這是朱子學最為惑眾之處。

朱子曰：“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朱子語類》）致知格物確為聖道之關鍵、迷悟之骨節。但僅依朱子所言之“格物致知”為“即物而窮其理”，故注重對外界一事一物之考察，如此之覺，不是心性本明之覺，而是後天經驗之解悟。此解悟只能成就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之發明創造，只能成就外在的解脫，不能成就生命科學所言之內在的解脫，與儒者追求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之至善化境，與佛家追求的證悟大般涅槃、獲無上正等正覺，與基督教追求的道成肉身等，相去不可以里程計也。依朱子“將心與理，折而為二”（將“心”理解為經驗主義的“認知之心”，將“物”理解為形而下的“客體之物”），如此之“覺”，誠如陽明所言“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支離破碎”，故屬於外覺，在此覺知下所發現的真理，是經驗真理、形構真理、外延真理、客觀物理，不是內覺。惟內覺所發現、發明之真理，才是先驗真理，才是內容真理，才是生命真理，才是解脫真理，才是心性本有之理（性理而非物理）。外覺之覺，最多屬於理悟、解悟，而非生命證悟，故此覺絕非東方儒佛道等文明體系中所追求的終極之“正覺”“道德”“明德”“至善”之覺。

王陽明生於朱子之學極盛的明代。“有明學術，從前悉數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黃宗羲《明儒學案》）在朱子盛名之下，起初王陽明也是朱子學之追隨者，順著朱子學所言的“致知”之“知”是指後天經驗知識，“格物”之“物”是形而下的感官相對的外界客體之物，一路探究下去，於是就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陽明格竹”事件。據陽明先生名著《傳習錄》載：“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裡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大家都說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但能夠身體力行的並不多。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實實在在地踐行過：有一年，我跟一位錢姓友人一起討論通過格物致知來做聖賢，決定先從自家花園亭子前面的竹子格起。我的朋友對著竹子想窮盡其中的理，結果用盡心思，不但理沒格到，反倒勞累成疾。於是我自己接著去格竹子，堅持了七天，結果同樣是理沒有格出來，自己反生了一場大病。並以此認為自己和朋友沒有做聖人的能力。自從我在貴州龍場驛大悟儒家聖賢心性之道後，方才明白“無心外之物”的道理。所謂“格物”，無非是反躬內省，逆覺體證，掙脫種種束縛（超越一切）後的直下醒悟即是。

現在我們來看看陽明是如何理會“致知”和“格物”的：

“致知”雲者，非若後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良知明覺者也；“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大學問》）

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格之必盡。夫天理則吾事親之良知，無私慾之間，而得以致其極。知致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古本大學旁釋》）

格物是止於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傳習錄》）

潘麟先生《〈大學〉廣義》（連載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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