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諭軍民，莫輕告狀，告狀之禍，其禍無量。
未到官時，訟師亂講；既到官後，書役濫嚷。
原告被告，你來我往；抄詞抄批，你奪我搶。
官事遲延，口食難擋；官事明決，又難扯謊。
因謊受責，又覓冤枉；輸則有刑，贏又無償。
尤可惡者，棍徒打綱；或冒官親，或充幕黨。
欺哄嚇詐，逞其伎倆；鄉愚無知，木鐘亂撞。
既承官笑，又費銀兩；訟者念此，胡不退想。
與其告狀，不如理講；理講即失，坐免刑杖。
告官即得，跪訴堂上；一跪一坐，已是兩樣。
況要錢財，況要家當；示爾一法，只須忍讓。
忍自無愆，讓自無抗；莫把氣爭，莫把勢仗。
莫聽人唆，莫聽人誑；和氣族鄰，尊敬親長。
訟息民安，祥自天降；凜之慎之，示諭遵仰。”
這篇順口溜是光緒28年（1902）11月21日，四川南部縣縣令張景旭關於勸民息訟的告示。
張景旭，字子初，清朝貴州鎮遠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曾任四川丹稜縣知縣。就任南部縣縣令後，他得知該縣民間訟案很多，許多人常因一些本可調解就可處理的糾紛打官司，既勞民傷財，又傷感情。在翻閱該縣歷年檔案時，他看到了同治年間南部縣知縣承綬關於“禁止教唆，以清訟源”的一則告示：“民間控案，多由訟棍而起。每遇雀鼠細故，本人原不欲告，訟師聞風闖入，輒以不干己事，播弄是非，挑唆興訟，希圖酒食，需索銀錢。迨至構釁，已成鄉曲，愚民因此傾家破產。”
承綬對於該縣訟棍（民間對無良訟師的卑稱）播弄是非、挑唆興訟的描述，引起了張景旭的高度警醒。當時，南部縣正值大旱之年，官方專門組織的祈雨儀式並未奏效。於是，就任該縣知縣的第三天，也就是光緒28年6月24日，張景旭就發佈示諭：“久旱不雨，難望收穫。現經虔誠祈禱，雲雖行而雨不施。”張景旭將祈雨不靈歸結為“民情好訟，上天所以示警也！”為此，他要求“縣屬紳耆軍民人等一體知悉：凡爾紳民，如因買賣田土、債賬婚姻、稍有糾纏，務投團保幹證，秉公妥理，不得輕聽訟棍劃策，率行具控。”他進一步指出：“況收成歉薄，家少餘糧。更何必以有用之錢，耗費於無益之事。”最後，他特別強調：“訟棍人等，敢再從中唆使，一經指控或被告發，決不稍從寬減。”
●光緒28年6月24日，四川南部縣縣令張景旭關於不得聽信訟棍唆使的示諭
張景旭認為，為政首在安民，而安民貴於息訟，息訟，則是維護轄區穩定和諧的第一要務。他覺得普通老百姓、鄰里家庭日常生活中發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能不打官司儘量不要打官司。所以，在他任職近半年的時候，他又發佈了本文開頭那則“勸民不要輕易告狀”的告示。他在告示中詳細羅列了輕易告狀的後果，對百姓曉以利害。他勸大家“莫聽人唆，莫聽人誑”、“莫把氣爭，莫把勢仗”、“與其告狀，不如理講；理講即失，坐免刑杖”。他還對無良訟師的行為予以了譴責：“尤可惡者，棍徒打綱。或冒官親，或充幕黨；欺哄嚇詐，逞其伎倆”。他告誡人們：“示爾一法，只須忍讓。忍自無愆，讓自無抗”，“訟息民安，祥自天降”。總之，張景旭希望通過自己不厭其煩、苦口婆心的勸慰，使“民情好訟”的南部縣，儘可能地“少訟”，出現“訟息民安”的良好局面，並以此達到維護該縣穩定和諧環境的目的。
清代法律規定：州縣自理詞訟要求在二十日內審結，人命案應在三月內，強盜、搶劫等案件要在二十日內初審完畢，否則要視其情節受到降職、罰俸、革職等處分。當時州縣官員考績的指標之一就是刑獄詞訟，結案率成為評定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因素，考績結果的優劣直接影響著其仕途的升遷。而那些訟棍的行為，既增加了呈遞到衙門的詞訟數量，又騙取當事人的錢財，嚴重擾亂了社會的和諧秩序，使州縣官員面對大量的訴訟而疲於奔命。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官方一直注重懲治訟棍，倡導“勸民息訟”的觀念。
事實上，清代自州縣衙門到鄉村民戶之間的社會控制，並不完全依賴於國家機器，許多民間糾紛往往通過州縣調處、官批民調、宗族調處和鄉鄰調處等多種形式就可解決，並非一定要走司法訴訟的道路而對簿公堂，更不必在曠日持久的爭端中，白白浪費當事人雙方的精力和錢財。那些平息訴訟的方式和措施，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在解決民間糾紛，維護社會秩序穩定方面，曾經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地強調息訟，也限制甚至剝奪了個人通過訴訟途徑維護自身利益正當性的權力，還有可能為案情更為複雜的訴訟埋下禍根。本文所述南部縣縣令張景旭勸民息訟的初衷和舉措雖然無可厚非，但他所謂該縣久旱不雨和祈雨無效，是因為“民情好訟，上天示警”，就未免顯得毫無道理甚至有點愚弄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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