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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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難盡的非裔美國人
李晶
詩人聶魯達說，他有一次在湖畔的暮色中看到了一些印第安人，覺得他們是淺藍色的。我以為他可能說錯了，他看到的應該是非裔人吧？在劍橋城的查爾斯河畔，當夕陽西下時，常見一位頭戴禮帽的黑麵老漢坐在條椅上吹圓號。他雙頰鼓圓了，眼睛望著河水，整個人看上去竟真是呈出了淺藍色。他吹的曲子節奏緩慢，調子蒼遠而莊嚴，彷彿是從遠古的山林裡吹出來的。
我知道印第安人跟非裔人（也叫黑人）不是一碼事。前者膚色發棕紅，是美洲最古老的原住民，後來遭受歐洲殖民者和新統治者的輪番摧殘殺戮，歷史中斷，幾近滅絕。據說，現今在某些偏遠的“保留地”還生活著他們的稀零子孫。非裔人在膚色上跟印第安人區別較大，作為非洲大陸的土著，他們祖輩屈辱的血淚史，與古老的印第安人一樣，都是悲慘至極。
腦子裡還遺存著《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黑暗情節，也記得馬丁·路德·金震撼世人的偉大演講——《我有一個夢想》。每當在外面看到黑麵孔的藝人，我心裡總是不由得一動，暗暗生出一份好奇心和關注欲。
在波士頓街頭，不僅可以看見黑麵孔的樂人，某些角落還見到過黑麵孔的畫家，他們一副孤零零的樣子，持久地站在那裡靜靜作畫。在朗費羅橋底下，離著出租划艇和舢板的碼頭約二三十米，有座無人問津的灰磚涼亭，裡面有時站著一個學生樣的黑人小夥,他很羞怯似的在那寫生。我路過涼亭，儘量走得慢一些，看清他身前支著很專業的畫架，上面的作品已完成大半，是漂亮的水彩畫，就像個攝影家，將小河灣、舢板垛和划船手等等一一入畫。
在波士頓的老公共花園裡，一位黑人畫家瀟灑地站在花壇甬道邊作畫，他手裡握著幾根長杆畫筆來回地倒換，挺老練地勾勒著花池和雕像。他頭上垂著一綹一綹非裔人喜歡扎的漆黑細辮，穿一件口袋連綴的長布衫，藝術家派頭十足。
我以同情的眼光注意到，在一家廣告公司的櫥窗底下，一位黑人畫家正在那坐著賣畫。他倚靠的牆角擺列著幾幅作品，風格一律以灰藍色做底，題材有大象、群山、猴麵包樹什麼的，非洲氣息很濃。但他既不揚聲叫賣，也不抬眼瞧人，只是一味地埋臉在膝頭繼續畫著一幅新作（地上一隻大挎包裡裝著一應畫具）。他頭上戴的白色圓帽與黝黑的臉孔形成強烈反差。我奇怪他怎會這樣麻木，竟然一點也不在乎，給自己選的位置是紐伯裡街最為暴曬的一面。
吆三喝六的黑人雜耍班子按說也該算做街頭藝人的一支，只是相比之下，他們就顯得粗蠻。曾經在波士頓最古老的戶外市場——昆西市場見過。像是舉辦產品促銷會，一上來他們先拼命造勢，在動感很強的音響中，幾個黑麵小夥不斷擊掌喊叫，召喚路人。與此同時，他們輪番展示自己的不凡身手，拿大頂、翻跟頭，各種狡兔般的絕活，全都帶出高難動作，讓你覺得他們非裔人身體的協調能力天生就是好。觀眾圈子漸漸圍攏起來了，他們開始選人參與互動，只選男性。選到五六個人時，按個頭高矮編成一路縱隊，這時高潮就要來到了——原來這支剛由觀眾（每個人挨緊站好）編成的縱隊要被當作一架“鞍馬”。一個模樣最顯矯捷，好像是“臺柱子”的傢伙此刻赤膊赤腳地上陣了。音響驟然停止，所有目光齊聚過去，只見他舞著胳膊哈叱運氣，同時拉開助跑的距離——運氣完成，凝靜了幾秒，忽然悶叫一聲一通飛跑，“咵”地騰空，閃電般從“鞍馬”上一躍而過！
真是有驚無險，令人難以置信，掌聲叫好聲響成一片，讚歎中音響又是震耳欲聾。兩個黑夥計端著大紅塑料桶大步流星地走過來，包抄著場子朝觀眾要錢，錢票紛紛如雨落入桶裡……
然後下一回,再度在三一教堂前面遇見這夥人，湊過去看的興致絲毫也沒有了。三一教堂周圍永遠罩著清靜肅穆的氣氛，叫這幫雜耍班子鬧哄哄地翻騰，讓我的感覺很不和諧，並且還陡然生出一種遠避開的心理。
想起兒子發過一張照片——在華盛頓—白宮前面，一圈欄杆之外挺窄的一塊地方，一夥黑人雜耍班子張牙舞爪地盡情耍著，旁邊站著一名配槍的黑衣警官束手幹看著。
那種遠避開的心理，在匹茲堡時曾經很固定。那會兒我們住的是猶太人的聚居區，日常秩序井然，傳統小康家庭溫馨雅緻的氣息很濃。每逢週三有垃圾車開來，或是某家僱人除草修葺，會見到有黑麵孔的工人在出沒幹活，他們動靜很大，慣於在當街大聲叫嚷，口哨不斷，當垃圾車哐哐地開過去，便道上七扭八歪地躺著倒空的垃圾筒。
去大鷹超市購物，總躲不開一個高大蠻壯的黑麵漢子，他守著門前的路口，兩隻大圓眼珠盯緊了要進超市的人，口裡不停地叨著，“請給一點零錢……”雖然他面帶笑意，卻收穫甚微，可他風雨無阻總是站在那裡。為了躲開那兩隻大圓眼珠，有時我寧肯繞遠，從停車場後門進超市。
平日裡，我們幾個“走伴兒”在散步遛彎兒時，也是經意留心，絕不會染指可怕的“黑人區”。
這天兒子下樓以後打來電話，說猶太房東發佈通知，今天要請一名工人來為我們做樓梯保潔。我猜這名工人是個黑人，便決定今天不出去，把門插好了在家裡做事。等到聽見樓道里響起吸塵器聲，我屏息踮腳扒著門鏡小孔往外看去，果然看見一位黑人大叔在那裡勤勤懇懇地忙著。他身高馬大，滿面滄桑，幹起活來一絲不苟，默默無聲。
我想，為什麼如此切近地看著人家在誠實地勞動，心裡卻還是難以打消隔膜與懼怕呢？
那年確實是出過事的。兒子一個同學，手裡的筆記本電腦已經有好幾個，還是不滿足。這天發現哪裡發的小廣告，說有一臺九成新的筆記本電腦要轉讓，配置如何先進，價格如何便宜，他心裡又發癢了，毫不遲疑地叫上一個夥伴，倆人開著寶馬就去了交易地點，根本也沒想那地方是否有忌諱。結果汽車剛一停穩，兩個黑麵大漢奪門而入，上來槍口就抵住了他倆的後背。兩個傻“好漢”能有什麼法子呢？只有“不吃眼前虧”，破財免災！
這事在中國同學圈裡好長時間陰影不散，以至於還鬧出笑話——暑假來臨，同學小T有三個月的實習，於是把自己的房間暫時轉租給一名黑人同學，可是小T他忘記了，沒有及時告知回國探親的室友（美國的一居室套房一般都很大，他倆人合租，小T住臥室，室友住外面的起居室）。戲劇性的一幕這就上演了：室友探親回來，一覺睡至天亮，忽然發現臥室的門開啟了，散散淡淡地走出來一位黑人哥！室友的第一反應便是自己遭遇了搶劫，驚駭之下，趕緊舉手投降。黑人哥見狀也被驚住，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那尷尬的陣勢就不必說了。
讓我一直心有餘悸的，是真的“遭遇”過“險情”。那回跟兒子去華盛頓開會——他開他的會，我自己隨意漫遊。這天夜裡已經十二點了，我們打算去超市購物，先在酒店門口的座椅上坐著，等候存車場的值班人員把汽車給調出來。就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險情”忽然出現——一個衣衫不整的黑人在寂靜無人的馬路上游蕩著，燈光之下他看見了我們，吹著口哨便走過來，手裡不停地搖晃著一隻頭朝下的空飲料瓶子，臉上布著流浪漢慣有的那種無所謂的笑。我心裡登時縮緊了，眼看著這傢伙賴乎乎地走到兒子跟前，兩個人站著說話，距離那麼近，然後那黑人撇了撇嘴，歪著腦袋走開了，空飲料瓶子繼續頭朝下地在他手裡來回搖晃著。
在汽車裡，兒子告訴我，說跟那流浪漢說了對不起，這會兒身上沒有帶現金。我驚魂未定地說兒子，多懸啊，下回可千萬記著，隨時要帶現金，看看這大半夜的！兒子不以為然地一樂，又嫌我詐唬。
可那是詐唬嗎？那是常識，普遍的，防患於未然的常識，或者叫提醒。為此我也跟人家一樣，學了“對不起，我今天就帶了這麼多”之類的英語口語。而常識，當然是固化觀念的產物，它們又是怎麼來的？
比比皆是的史實、新聞、傳聞、眾所周知的事實，真是太多了。現在在美國，評價一個城市的治安情況，黑人的數量已經是非常重要的標準。繼底特律淪為了“垃圾城”，在黑人佔數很高的芝加哥，目前的狀況也是各個方面都在惡化。聽說，住在離黑人區不遠的地方，晚上你會聽到槍聲，甚至還會見到火光。
見到這樣的數字統計，佔美國人口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七的黑人，每年消耗著美國百分之七十的社會福利，作為一個主要依賴福利救濟過活的群體，他們對社會的消耗遠大於貢獻……
朋友的女兒在西雅圖，是一名婦幼保健醫生，平時負責街區裡邊的幾百個母嬰的健康保健，說起黑人單親媽媽，她不住地嘆息。她說這些媽媽是一個龐大的隊伍，她們大多數人不工作，生活來源只靠福利救濟，這在美國社會天經地義。因為很多的成年男子沒有責任心，差不多四個孩子中就有三個是私生子！看過《無父時代》嗎？一位人類學家的著作，很多黑人孩子出生時沒有父名登記。然後，受單親家庭和匱乏環境的影響，這些孩子長大了，即使可以享受十幾年的免費義務教育，也很難保持學習興趣，不知不覺他們就都學壞了——黑暗怎麼可能消除黑暗呢？只有造成社會的不良循環……
那種為我們完全拒斥的價值觀，絕不僅僅顯現在某些黑幫大片裡。在黑人區，犯罪職業化純屬生活的真實；成功（生存勝利）的罪犯樹立起吸引人的形象，擁有一種令人嫉妒的生活方式，成為很多年輕人的嚮往。有專家說，在美國，黑人犯罪率是華裔的一百多倍，在美國的犯罪人口中，百分之七十是黑人，成年黑人男子有近一半被關押過……
以我的體驗，在波士頓，心裡的警鐘必須長鳴——不要以為，這是美國曆史最悠久的城市，大波士頓地區人文薈萃，世界知名的大學好幾所都在這裡集中，日子便會處處太平。實際上，幾年前在匹茲堡時尚未見過的景象，諸如黑人流浪漢橫睡大街、夜裡聚集大聲吵鬧、當街叫板毆打等等，在波士頓毫不鮮見。
甚至在國際知名的麻省總醫院前街，在古典深幽的哈佛書店門口，我都曾親眼目睹過。
顯然不是每個非裔人都知道曼德拉，都知道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熱情的人們。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埃裡克·霍弗的那本被稱為“思考之書”的《狂熱分子》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人們評價一個種族、國家或者任何其他的群體時，往往是在該群體最低劣的成員中取樣。這種做法儘管有失公允，卻不是全無道理。因為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所決定。”
這位“碼頭工人哲學家”有關族群問題的嚴苛觀點，實在令人悲觀，可又的確“不是全無道理”的。
雖然說現在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的認識上，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一方面，對於禁止歧視的要求設限非常高；另一方面，多元文化融合的概念早已為大多數民眾所接受，可是，真正將罪犯（犯罪率）和他所屬的族裔徹底分開（只強調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理性態度，卻遠遠不能達到自覺。誰也不能否認，那種不自覺的心理暗示時刻都在起著作用，這實在是難以改變的。無論你去美國的哪個角落，無論是繁華的，還是偏遠的，“黑人區”總是“小心雷區”的代名詞，提醒著你嚴加防範，這點就連黑人自己也是一樣。
“觀念之害”，加之“眼見為實”，大概解釋了我為何如此好奇並且喜歡觀賞那些黑麵孔的街頭畫家、藝人。我細讀劍橋市女市長希夢思對華人的友好致言，端詳她的照片，覺得她形象端麗，教養良好，屬於追求卓越的非裔人精英（據說非裔人市長在美國已經有好幾個，更不要說奧巴馬一路從政至總統的佳話）。有時在哈佛校園、在麻省理工圖書館，遇見黑麵孔的教授和學生，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多打量他們幾眼……
好像，越是對他們的族群持有一些普遍的固化的觀念，就越是想隨時捕捉到一些好的正面的信息，來努力地抵消它、平衡它。
一次偶然的小交集常讓我想起。記得那是在華盛頓的杜勒斯機場，安檢通過之後，我發現時間有些緊張，登機口一時不好找到，就向一位穿制服的機場人員詢問。她看下我的機票，把我交給了一名黑人，跟我解釋說，我跟他是一個航班的。
這黑人個子偏矮，手裡也推一隻滑輪小箱子，人看著整潔溫和，像是知識分子——不過此刻他更像一名警衛。他示意我走在他身前，引我先下扶梯，再去擺渡站臺。擺渡車廂里人出奇多，我們之間忽然就塞滿了一大群人，他被擠得遠了，一直朝著我這邊伸脖探腦，眼睛裡滿是顧盼關切，好像把我視作了一名典型的老弱病殘。擺渡到站了，他繼續緊緊跟著我，悉心引我往前走、拐兩個彎，終於，登機口赫然出現，我們相視而笑，踏進機艙，招手道別。
還有一幕，說來更具亮點。一個傍晚，我們路過波士頓的老南教堂，看見臺階旁邊坐著一個流浪漢，白人，中年，他在腳前立著一塊紙牌，上面潦草地寫著：“請幫助我，給幾個錢。”——這情景沒什麼新鮮的。新鮮的是，這時一個高大的黑人男子走過來，他在紙牌跟前忽然站住，只見他掏出錢夾來抽了一張票子遞過去，那白人把臉仰起來，伸手接錢，然後他的手被那個黑人男子熱誠地握住，很用力地搖著，同時還說了兩句什麼話——丈夫告訴我，他在鼓勵地上的潦倒者要振作。一瞬間，看那白人有些不潔的臉孔多少有些扭曲，喉結起伏含混不清，也沒有說出來什麼，然而他的臉上分明露出了笑容，舒展而燦然。
遺憾的是，我們掏手機的動作都沒有跟上趟，照是照了，但是都沒有照到關鍵性的環節。好在那個畫面已經落在眼裡，完整地定了格。
我在想，自林肯發佈《解放宣言》，自《民權法案》被批准，已經過去多少年了？這麼多年以來，馬丁·路德·金用生命喊出來的美好夢想，已經實現了很不少，還有一些沒有完全實現，因為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的悖論與危機，總在不停地發酵，種種矛盾衝突，在與日俱增。可是，儘管如此，與此同時，在美國、在非洲、在世界各地，類似我們剛剛見到的情景，類似這情景的光明主旨及其溫暖內涵，始終都在不停地衍生著、發生著……
應該這麼想，有理由這麼想。
所以，還是樂觀起來，樂觀起來吧！
街頭樂人記
早上，波士頓的紅線地鐵麻省理工站人流匆匆，我夾在其中踏入電梯井。到站臺時，前面一個大漢忽然站定不動了，他來個逆向轉身，然後倚住一處牆角仰面大唱起來。好似雷暴響起，我的心重跳了幾下。美國這地方自由化嚴重，什麼樣的奇葩都可能遇見，但是，在熙攘的站臺裡如此肆意嚎唱，地鐵的運營商也不派人前來阻止嗎？
疑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唱得確實好。美聲，《我的太陽》，美國版的帕瓦羅蒂，高亢的嗓音透著原始氣，血氣方剛，痛快飛逸。好像他是一時興起，激情沖決上來，說唱就唱了，說驚天動地就驚天動地。伴著地鐵疾駛而來的鋼鐵撞擊聲，轟隆中只覺得身上竄來一股帶電的力量，靈魂正在這刻出竅。
我錯過了地鐵，不止一班，心裡的震動不是放進那隻帽子裡的錢票能交換的。我與歌手的站位拉開有兩三米，隱在人流中悉心聽，暗暗奇怪，為何身邊人都不肯慢下來，駐足聽一會兒呢？也許“帕瓦羅蒂”每天都來？
——我的太陽，多麼輝煌，那燦爛的
陽光
——暴風雨過後，天空多晴朗
腦子裡快速轉換中文歌詞，端詳這歌手，也是個大鬍子，襟懷如鼓般飽滿，那豪邁無羈、從容收放的風度，好像並不缺少舞臺經驗。
在波士頓住得稍長，發現街頭樂人是這個城市很日常化的風景，一種來自民間的“文藝範兒”，歌聲樂聲總是飄蕩在很多地方。比如公共圖書館跟前、開闊的考普利廣場上，常見一對組合歌手，一黑人一白人，他們邊彈邊唱，青春時尚，喜歡帶點花哨的炫技。這天他們唱了《加州旅館》，令我大悅。坐到旁邊的條椅上從頭聽到尾，腦海裡憶起多年前高中生兒子向我推薦老鷹樂隊的日子。
那一陣波士頓和劍橋城正在搞“花鋼琴”活動。一些熱鬧場地（全部是露天的）忽然擺出五顏六色的彩飾鋼琴，琴蓋掀開，譜架上一行大字英文寫著：“演奏吧，我是你的！”據說這是為了紀念“名人系列音樂會”而設立的，大部分由私人捐獻，本地藝術家和社區組織精心裝飾，擺在街頭大約有七十餘架。
在唐人街“天下為公”的牌樓底下就有一臺，上面畫著大熊貓和火鳳凰。一位媽媽鼓勵孩子過去彈彈，孩子稚嫩地彈了《兩隻老虎》，琴聲雖單調生澀，卻不意引來高手。那是一位白髮老者，緩緩地走過去，佝僂著坐定，枯柴樣的手指竟然彈出雅尼的《與蘭花在一起》！沒有小提琴長笛相伴，卻是十分動聽，令人驚歎。
此後再度聽到這首曲子，眼前總會浮現唐人街牌樓底下的奇景。
波士頓老公園裡幾夥樂人的水準也都不低。比較搶眼的是天鵝湖橋頭的兩位，一細高個一胖墩，小提琴與大提琴的組合，兩人只奏不唱，曲目多選優雅迷人的抒情曲。我的知之著實有限，聽起來一律覺得耳生，只是心裡不由得微調，向著舒緩與輕悠靠近。正是一派無可挑剔的莫奈筆下的如夢湖景，盛夏的花朵綻放，柳絲低垂，紅頂天鵝的客船在湖面上開來開去，彷彿在和一隻只白得耀眼的真天鵝做著遊戲……沒有比這更靜好，更其樂融融的了。
我想，假如說，那邊紅線地鐵裡的“帕瓦羅蒂”是在為早高峰的人們唱出昂揚的戰歌，這裡曼妙的樂曲則是在撫慰人心，醞釀詩意，提醒你充分感悟天地與人和諧交融的世界之美。
在昆西市場看見“鳥搖滾”，覺得他大概屬於波士頓街頭樂人中不大多見的一類。
我是根據他黑色T恤後背所印的“鳥搖滾”黃字標來稱呼他。他看著老氣橫秋，顯得落魄，一頭厚厚的烏髮蓬亂，膚色棕黃，像墨西哥人，黑色的褲筒又肥又皺，赤腳穿的沙灘鞋也是黑色。這是一位吉他手，彈起來很不一般。不僅是技巧嫻熟，張弛嚴謹，時而沉抑內斂，如泣如訴，一旦鏗鏘起來，堅決而又鋒利，高潮處真是絃音飛濺，“大珠小珠落玉盤”。有人為他鼓掌，上前握手遞錢，一位婦人彎腰放錢時還幫他整理好琴盒裡的錢票，然後又買他腳前的光盤，與他稍事攀談。
我想象這是另一個“小糖人”，羅德里格斯——除了不唱、不戴大黑框眼鏡，他那模樣、裝束，腳打節拍、手撥吉他的姿勢，全都跟“小糖人”太像了。看過紀實片《尋找“小糖人”》，主人公的傳奇故事令我震動。一位隱士巨星四十多年在美國無人問津，默默生活在底特律的破屋子裡，沒有電話，燒木炭，常年以修建工的身份艱辛生活著。沒有人聆聽過他的清澈嗓音，全然不知他在南非曾經比貓王還受歡迎，歌帶銷量與滾石樂隊齊名……這樣一位坐擁輝煌傳奇、反體制的藍調歌手，面對命運的起伏不卑不亢，始終保持著凝然如深海般的沉靜，孤獨淡定地過著樸素踏實的日子，他得有多麼強大的精神內力，多麼純淨的心！
昆西市場的中心位置人氣旺盛，罩著節日般的濃烈氣氛，幾撥藝人同時圈了地盤表演，雜耍、小丑、木偶、默劇，既古老又現代，可謂精彩惑人。一組母女的小提琴合奏裹於其中，三位靚女赤腳踩著卵石地，裙裾繽紛，煞是招眼，演奏風格愜意飛動，引得聽者翩然起舞。
可我還是喜歡坐到人跡寥落的“鳥搖滾”這裡，朝著那位吉他手一味地行注目禮，默默傾聽那跌宕起伏的吉他敘事，覺得是在聽他的歷險，他的滄桑……
心裡微顫著，腦海裡不禁幻出一個憂傷的場景——海子走進一家小飯館，對老闆說：我給大家朗誦我的詩，你能不能給我酒喝？老闆回答他：我可以給你酒喝，但是，你別在我這裡朗誦……
時已傍晚，昆西市場的各種生意接近尾聲，喧囂漸歇，“鳥搖滾”也在斂琴收工。我看他舉起大水罐喝了一通，然後去白棚子那裡買了一袋最後打折的紅提，拎上這袋紅提他洗也不洗，就坐到我前邊的條椅上不聲不響地吃起來。剛好他的黑色T恤背朝著我。我凝視那醒目的藝術體黃字標，以及牢實背好的罩著琴套的吉他，感覺那片微駝的脊背絕非凡人所有。
憶起在匹茲堡，冬日的一個晚上，和小封夫婦一起遛彎兒，遇見一位老女人正在街上拉小提琴。那是店鋪集中的商業街，她選了電影院邊上的暗角，站在霓虹明滅的冰雪地上清雅地拉著。人們不斷地經過，她腳前的琴盒裡一張錢票也沒有。我們走過去，小封丈夫是美國人（教書的），他跟提琴手打招呼——可以點一支曲子嗎？提琴手向他莞爾一笑。不知他點的那叫什麼曲子，聽起來很是婉約憂傷。令我難忘的是提琴手的姿態：雖為憔悴老婦，打扮依然年輕柔美，長髮披肩，紗裙飄逸，獨佇於十二月的寒風裡，她細瘦的手臂蓄著深情，浪漫搖曳中帶有幾分男人的灑脫。
沒過幾天就是除夕，我們進到那個電影院裡看電影，《醉鄉民謠》——一部科恩兄弟導的特別文藝的藍調片。影院裡看的人不多，也確實，整部電影幾乎就沒有什麼亮點，始終演繹著男主角沉悶、冰冷、永無出頭之日的黴運。遠道而來的兒媳有大半場都在打瞌睡，回家路上，她略帶埋怨地說，什麼電影啊，也不看點積極向上的……
可正是這個電影讓我看清了街頭樂人艱辛備嘗的命運：沒有安逸，也沒有成功，雖竭盡才能，仍一無所有，困頓的窘境永遠是生活的常態。
朋友近日發來這樣的信息，說紐約地鐵裡有個衣著樸素的女小提琴手，她在那裡忘我地拉著，沒有一個路人為她駐足，甚至沒有一個人看她一眼。然而，那女孩卻是喬裝的，她的真實面目是身價百萬美金、華服燦燦的提琴演奏家林賽·斯特林——她在全球擁有無數粉絲，演奏會場場爆滿。當她在紐約地鐵拉琴的視頻被人傳到網上，立刻引來千萬人觀看……
相比之下，假如能經常在餐館裡演出，當然就舒服得多。我們公寓樓下有一排餐館，每逢週末傍晚及至半夜，餐館前的空地上便會出現一支樂隊。想必他們是“旱澇保收”的，裝備上乘，音響全套，有電子管風琴、中小提琴、電吉他、架子鼓（帶踩鑔）什麼的，成員是黃白黑族裔組合，演唱無比商業。歌手一個白人傻大個，一個黑人小女子，神情總好像故意的鬆鬆垮垮，歌喉放開其聲嘶啞，音樂帶有某種魔幻色彩，加之餐館裡燒烤的煙氣，真是混混沌沌惹人鬧心，歡愉皆是做出來的。並且每週他們的表演菜單竟然一成不變，成員也是基本固定。
不知在這基本固定的背後，是否也曾有過許多的眼淚與妥協？
鮑勃·迪倫在《談談紐約》裡，直白自己早年曾在一間咖啡屋吹口琴——“一天一美元，幾乎把肺吹出體外，吹得我心意虛脫，頭腳混淆”。於是他便拜拜了，然後又甘願忍受多少年顛沛流離的日子，整個人變得“像一塊滾石”，砥礪壓磨，抗擊無數，最後終於建樹了自己的輝煌，達到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為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賦予了新的詩意表達的方式”（諾獎授獎詞）。
他曾說：“如果我必須當一分鐘其他人，那個人很可能就是科恩。”科恩是誰呢？一位永遠著一身黑西服，頭戴紳士帽，眼睛深幽似井，法令紋宛如刀刻般的老人——一位漂泊在現代都市的“遊吟詩人”“搖滾界的拜倫”“一顆總在深思的老靈魂”。在他生前和身後，他的音樂都是全球歌手的旗幟，他的歌令青年人痴狂，令成年人啜泣（甚至痛哭流涕）；北島翻譯過他的詩集《渴望之書》，李健拿著這詩集在“我是歌手”的舞臺上向他致敬……
我記得自己對萊昂納德·科恩入迷是從那首《著名的藍雨衣》開始的。那是2010年秋天，在匹茲堡兒子的租房裡，對著書本大小的iPad，一個人靜靜地、無比純粹地聽著，循環往復地聽著，為科恩那沙啞粗糲的嗓音，為那沉靜而又洶湧，溼冷而又溫暖的歌聲，不惜放任時光在身邊漫漫流走。
那時我剛知道，這位唱歌的老頭比貓王還要早出生一年。他曾在歐洲遊歷，在希臘的小島上過了七年近於原始的生活，沒有自來水，房子在山上，照明靠油燈，交通靠驢子，可是藝人們的交往和個人的創作純純淨淨地開始了。他寫了大量的詩歌和小說，出版了音樂專輯，成為樂壇的新偶像，在讚歎聲中，他又鑽進寺廟專心禪修，然後所有的錢財被經理人偷走……
歷盡滄桑榮辱，老科恩這樣數說自己：“我根本不認為我是一名悲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是那些老是等著下雨的傢伙，而我，早已渾身溼透！”他還如此評價自己的追求，是“以猛烈的孤獨，開始你偉大的歷險”——如果身處這個音樂界已經令你感到頭腦發脹的話，你不妨想想，其實荷馬、但丁、彌爾頓、華茲華斯，他們都是你的同行，你所從事的正是他們當年所從事的，那就是開掘人性的力量……
鮑勃·迪倫說得好，“他們不會輕易靠岸”——“他們”是誰？除了他自己，除了萊昂納德·科恩、邁克爾·傑克遜、保羅·西蒙、唐·麥克林等等，一個個饒富盛名的成功者、光芒四射的巨星，當然，還要包括那些佇立街頭、迎風吟唱的流浪者。
我以為他們都是一夥的，都是“不會輕易靠岸”。而“不會輕易靠岸”，就意味著衝浪般的危險，意味著，獨立而不馴服，自由而不“標配”，哪怕經年累月處於江河之遠、華堂之外，遠離炫眼的鎂光燈，遠離萬眾仰望的鮮花與榮耀，甚至可能一輩子都是邊緣寂寞，艱辛生活。
可是，他們的存在對每一位路人來說卻有多好！在地鐵或花園，廣場或街口，在城市的藍色上空，往往全無防備間，四面忽然撞來歌聲樂聲，忽就擊打了心絃，召喚起情感，讓你感到天地微微震盪，煥然一新，不由得就減了幾分機械的負重，即使不能駐足聽它，僅成一個匆匆的倏忽，你也會覺得躍動的音流在體內迴轉著、推動著，好久都不消散。
我常以為，這種出其不意、完全不分場合地出現於某時某刻的歌聲樂聲，比起那些揮斥巨資的音樂廳、體育場的豪華演出更具價值，因為它們離人心更近，離詩更近。不論是激烈的還是平和的，憂鬱的還是歡樂的，全都珍貴。作為聽覺對人類的饋贈，它們永遠在挑起生活之美。
每當心動之時，我總會由衷地生髮謝意，生髮出一種相知的情愫，感染到他們的自由與自信，摯愛與執著，以及流離的孤獨與悲傷，意氣的消沉與不屈。有時忽然間，還會憶起很多往事，包括那些曾經高過了頭頂、完全不屬於地平線上的夢……
李晶，作家，現居天津。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沉雪》（合著）、《水火女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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