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术
最早提及孔庙的史料是司马迁的《史记》，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道：“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即孔庙因孔子旧宅而设。孔庙具体立于何时，由何人所立却并不清楚。
孔庙中的享祭者初时只有孔子，后来以颜子配享，又增二十二经师，又增七十弟子，又增历朝儒学，逐步形成一个以孔子为中心，以四配、十哲、先贤、先儒为羽翼的等级森严的祭祀体系。
“四配”形成按照配享时间排列，依次是颜子、孟子、曾子、子思。颜子（即颜回）自汉代起就配祀孔庙，宋元丰七年（1084）以孟子配享，宋咸淳三年（1267）以曾子（曾参）、子思（孔伋）配享。现今四配设位，沿袭明代，东西两两相对，即颜子东一、曾子西一、子思东二、孟子西二。
“十二哲”最初仅“十哲”，而十哲又是脱胎于“孔门四科之子”，其人员产生以《论语》为依据。《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但十哲中颜渊升为四配，遂补入曾参，后又补入子思，遂为十一哲，咸淳三年，曾参、子思升为四配，又补入子张，仍为十哲，康熙五十一年增朱熹，乾隆三年升有若升入，共十二位，十二哲最终形成，即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子张、朱熹、有若。
先贤先儒本无特定标准，明嘉靖中孔庙改制，遂有两庑先贤、先儒称谓，先贤主要指孔子及门弟子，先儒主要指后世入祀诸儒。先贤先儒在历朝都有很大的变化，部分从祀人员或罢祀或改祀，亦有重新加入，故历朝名单都有所不同，如清嘉庆时期有七十七位先贤、四十六位先儒，而至光绪二十五年有七十七位先贤，七十一位先儒。
楚邾
导游郎恰好也写了北京孔庙国子监的导游词，对这个问题也作个简要回答。
孔庙国子监
大成殿是是整座孔庙的中心建筑，是孔庙内最神圣的殿堂。殿中供奉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木牌位，神位两边设有配享的“四配十二哲”牌位。“四配”形成按照配享时间排列，依次是颜子、孟子、曾子、子思。十二哲即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子张、朱熹、有若。神位前置祭案，上设尊、爵、卣、笾、豆等祭器均为清乾隆时的御制真品。大殿内外高悬清康熙至宣统９位皇帝的御匾，均是皇帝亲书的对孔子的四字赞语，是珍贵的文物。
大成殿
崇圣祠位于孔庙的第三进院落，这里当属北京孔庙中最具特色的院落。它是由崇圣门、崇圣祠和东西配殿组成的独立完整的院落，与前二进院落分割明显又过渡自然，充分反映了古人在建筑布局上的巧妙构思。崇圣殿又称五代祠，殿内供奉的是孔子五代先人的牌位及配享的颜回、孔汲、曾参、孟轲四位先哲之父的牌位。东西配殿坐落在砖石台基上，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单檐悬山顶，内奉程颐、程颢兄弟、张载、蔡沈、周敦颐、朱熹6位先儒之父。
北京孔庙国子监需要解说的主要景点有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国学馆、敬一亭、集贤门、琉璃牌坊、辟雍、绳愆厅、十三经刻石碑林、太学门、先师门、彝伦堂、博士厅等。到北京旅游，导游郎再给你细细道来，游到哪说到哪。
导游郎
孔庙就是祭祀孔子的庙。最初孔庙仅为私庙，然而随着“独尊儒术”的进行，儒家的至尊地位在汉元帝前后逐步确立，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其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而孔庙作为祭祀孔子的场所，也不再是单纯的孔家私人庙宇，转而与政治发生了颇多牵连，成为受官方祭祀的官庙。最为主要的是，不断有帝王通过孔庙祭祀来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礼制与政治的互动也成为影响孔庙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当然，孔庙中不单单祭祀孔子一个人，也会有其他的先贤进行配享和从祀。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向来如此，比如周人祭天，会以周人的祖先后稷来配享，就是说，以天作为主祭对象，以后稷作为陪祭对象；除了配享，还有从祀者。总的来说，在一场祭祀仪式中，接受祭祀的主体是祭祀对象，其地位最高，其次是配享者，再次是从祀者。
这种祭祀格局同样也适用于孔庙。孔庙中，能够配享和从祀的先贤很多，每个时代也不一样。据《后汉书·明帝纪》载，在孔庙发展成为官庙的汉代，孔庙中的从祀者是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明帝去孔庙祭祀孔子，同时也祭祀了孔子七十二弟子。这里并没有分配享和从祀对象。
到了三国时期，则开始以颜渊作为配享对象。孔庙祭祀制度的彻底完备是开始于唐代，宋代基本定型，明清则沿用不废。虽然期间制度有所反复，但总的来说，确立了以孔子为主祭，颜渊、曾子、子思、孟子等配享，十哲（十二哲）和先贤先儒从祀的孔庙祭祀制度。在这个祭祀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当然是孔子，其次是四个配享者，再次是从祀的十哲（先是十哲，后清代扩充为十二哲），再次是从祀的先贤、最后是从祀的先儒。其间等级差异井然有序。
从祀的十二哲包括：闵子、冉子雍、端木子、仲子、卜子、有子、冉子耕、宰子、冉子求、言子、颛孙子、朱子（朱熹）。除了朱熹以外，其余的都是孔子的弟子。至于从祀的先贤和先儒，数量太大，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