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劉箏 圖
儘管我作為志業的社會學強調客觀中立，但在40年後下筆談及當年那場意義廣遠的高考改革，我腦子裡最初頑強地浮現出的標題卻是：“1978年頌”。在這場改變了幾十萬並陸續改變了上百萬人命運的高考改革過去40年時，當我們這些受惠於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並因此改寫了自己人生軌跡的人陸續進入花甲或古稀之年時，這場偉大的變革所具有的社會意蘊確實值得人們探討和稱頌。
一
1975年，我高中畢業。儘管狂飆突進式的革命或造反大潮已經過去，但我們這些中學生依舊保留了那個時代的激進特徵。激進的特點之一就是高中畢業後毫不猶豫地選擇上山下鄉，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是否“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革命與否的“試金石”。最初，我與同班的鄒進、吳矢想去河南蘭考插隊，後來鄒進去了內蒙插隊，儘管因為媽媽的阻止我未能與鄒進同行，但我一直沒有動搖過去農村插隊落戶的決心。
1975年12月，在媽媽當時所在的南京無線電原件七廠當了三四個月臨時工後，我按照戶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寧縣土橋公社周郎大隊插隊落戶。在農村插隊的兩年，第一年在知青聚集的林業隊，除了剪桑枝、施肥、培土，也常常會被大隊抽調打些雜，從寫大批判稿、組織批判小分隊到擔任專案組長， 幾乎什麼事情都做過。比如，我所負責的專案組，處理的是彭家邊13隊偽保長兒子的姦淫案，時年我剛剛19歲對男女之事不甚知曉，但憑著正直和熱情把嫌犯從其他知青將其吊起的房樑上放下，苦口婆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說其到凌晨3點，促使其低頭認罪。記得回城時和父親談起，父親也大吃一驚，驚訝“你們大隊怎麼讓你們幹這事?”當時我還反問，“這有什麼不能幹？我乾得很好。”其實，所謂“乾得很好”，在當年的秋天就證實是一場冤案。在“農業學大寨”工作隊來了以後，發現真正的元兇其實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幾年以後，在“傷痕文學”的大潮中，已經在南京醫學院醫學系讀書的我據此寫成了小說《天罪》，以控訴“文革”中盛行的出身論。可以說我對“文革”的反思最早始於這起我參與制造的“冤案”。
在林業隊勞動，雖然深秋剪桑葉枝時曾連續幾天滿手都是血泡，但比起到下面的生產隊幹農活，畢竟還是輕鬆的差使，起碼一天三頓不用自己燒飯吃。不過，好景不長。自第二年秋天我參加“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去比較貧困的第11生產小隊蹲點三個月，再留在那裡當隊長後，日子就苦起來了。那年我剛剛19歲，不但天天要和農民同勞動，而且還擔負起了管理133口人吃喝拉撒睡的重任。
我記得當時我們大隊一共有70多名知青，其中有幾個插隊快10年了，來了三年五年的更多。因為國家一直在提倡“紮根農村一輩子”，加之當年的我剛到農村插隊不過兩年，並且自以為“志向遠大”，所以一直到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年即1977年秋天聽說高考制度改革，幾乎各種人都能自由地去報考離開農村時，那腔“革命熱情”堵在胸中還是幾天沒有回過勁來。我後面要說到，因為這腔還沒有化的“革命熱情”，或者說因為多少有些“騎虎難下”——我那時小小年紀，已是生產隊小隊長、大隊團支部書記、全縣農業學大寨“積極分子”——在後來的考大學複習中倒幫了我大忙。
記得1977年鄧小平剛剛“出山”，就立志在當年廢除“文革”中推行的所謂“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大學招生的“十六字方針”，在廢除高考10年後恢復了高校考試入學制度。因為鄧小平恢復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時已是這一年的7月，所以這一年的改革到9月才真正定調，而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出新聞，更是到了初秋的10月。我記得，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在驚愕中報的名，因為大學10年沒有公開招生，那一年報名的人一共有570萬人。用我們後來戲謔的話說，十年的“陳渣爛穀子”一年都翻了出來。單單我們一個公社，連知青和回鄉青年，報名的人竟有500人之多！
幾乎所有的知青，在報名後都立即回了南京城。顯然，一來城裡資料好找，二來一日三餐父母都包了下來，三來可以找中學母校的教師輔導。說句實話，我看到別人都回了家，心裡自然也十分渴望，家裡畢竟要舒服多了。不過，因為前述“騎虎難下”的原因，也因為隊裡的農民確實不願意我回去，我只能選擇留下。不過，我心裡清楚，雖然我中學時代一直都是班裡的學習尖子，但一者我們那個地處城鄉結合部的中學教學質量一般，二者畢竟幾十個人才能考上一個，我再像以前那樣和農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不玩命複習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我記得幾乎是在報名的當晚，我就召集隊委會開會，告訴他們，既然你們都不希望我回去，那我就自己派工了，從現在起我負責看管村邊田頭的雞鴨，不讓它們吃稻子。這活以往總是派老年婦女去做的，這年成了我的“專利”。
這活幹了半個多月，我每天都坐在村邊與稻田交界的地方，趕一陣雞鴨，做上幾道數學題。到了11月，天冷了，稻子也都收割了，看雞鴨的活自然是無法幹了。我就又給自己“派活”，改成看場。從稻子收割入場，到脫粒下來交糧或入庫，前後看了有近2個月。我們那個生產隊，因為都是丘陵山地，所以雖地處錦繡江南還是窮得厲害，幹一整天工分也不過2角7分錢，所以以前的每一茬幹部都多吃多佔，農民小偷小摸的更是不計其數。我當工作隊員時，小隊會計曾向我“彙報”，說張三家偷過什麼，李四家偷過什麼。我當時年輕，既直率單純，又多少有些惡作劇的心理，隨口問道：“那你呢？”他楞了一下，脫口答道：“那，都有一點的”。正因為這樣，弄的農民對除我以外的任何本村人都沒有信任感；也正因為這樣，隊裡的打穀場和倉庫不敢建在村旁邊，而是建在了300多畝丘陵地的中央——以免晚上哪個人想偷東西三步兩腳就溜過去，土坯壘的倉庫撬起來一點都不費勁。
我每天晚上6點上工。吃了飯，自己揹著裝滿書的書包去倉庫，迎面是收工的農民。到了倉庫，最後走的農民對我做完交代，我就走進倉庫，將一張大桌子抵在倉庫門口，盯著場上的稻穀，然後鋪開書本紙張，點上煤油燈，專心致志地複習迎考，好在隊裡那條一有動靜就亂叫的狗也可以幫我看場。我們村的打穀場原先是一片墳地，後來推平了東面一半，北建倉庫、南作打穀場，西面一半還是墳地。每到深夜，嗖嗖的北風，吹打著墳地裡的灌木颯颯作響，門外那片景象真稱得上是“落日無人松徑裡，鬼火高低明滅”。我小的時候是在空軍的飛機場里長大的，跑道邊既是大片無人管理的墳地，到了晚上就是我們這些頑皮的孩子打仗遊戲、“官兵捉強盜”的絕佳“戰場”。因為這個緣故，我雖然生得遠不算強壯，但膽子一向都大得驚人。這樣一來，這和“林沖看草料場”十分相似的境況，對我來說非但一點都不灰暗，更談不上殘酷，反而為我提供了一個十分理想的複習場所。我在那裡每夜可以一口氣看上12個小時的書，到早上6點農民起來出工的時候，就揹著書包回去，在房東家吃了早飯睡覺，一覺睡到下午兩三點鐘起來後再看兩三個小時的書，吃了晚飯和隊委交代幾句就再去看場。這樣，每天的複習時間可以保證在15個小時上下。
後來想想，我真應該感謝前述“騎虎難下”的局面，因為無法回城，雖然少了向中學時代的老師請教的機會，少了和同時報考的同學相互切磋的機會，但卻充分獲得了時間和精力。尤其是晚上的12個小時，真是除了和墳地裡的鬼去聊天，連個搭理你的人也不會有。這種“孤獨求學”的好處後來很快體現出來：1977年的高考，因為報考人多，江蘇分初試和複試兩輪篩選。和我同一個知青戶的好友施躍，初試分數比我高，但後來複試卻名落孫山，到第二年才考上南京工學院。我覺得畢業於南京四中的他，基礎絕對不比我差，可能還是因為回城複習，分散了精力的緣故。
我在中學裡學習不錯，但以文科見長，本來應該考文科才稱得上得心應手。我高中時的班主任龍傳賢先生，是1945年中央大學物理系的畢業生，但一生貧病潦倒。1972年，龍先生從南京一中“下放”到我們那個處在城郊結合部的光華門中學任教。他和我們的化學教師也是中央大學畢業、並且同樣從一中“下放”來的丁又川先生（丁老師的公子丁方，現在是中國大陸著名的畫家），保證了我們在那個不學無術的年代、地處城鄉結合部的邊緣中學獲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充分的激勵（1977年，我們那一屆5個班只有我們一個班有人考上大學，而且是一屆5個）。因為愛戴和崇拜自己的老師太甚，也因為內心的悲涼，我記得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這輩子什麼都可以去做，就是不當中學老師！在這樣的心理驅使下，我不敢考文科，畢竟考不上南京大學這樣一流大學的文史哲三系，充其量最好的就是上師範大學，畢業以後當中學教師。這就是我為什麼當時選擇了考理科，在後來選填志願時又填報了醫學的緣故。那時的我儘管在農村已經“經風雨、見世面”，但內心還是十分的單純，認為魯迅、郭沫若都是棄醫從文的，以為選擇醫學能夠為今後從事文學留下一條退路。
初試是在自己公社的中學裡考的。那年頭政治掛帥，包括高考這樣的事情也都是政治任務，所以考完以後自己上沒上並不通知你本人，我記得是大隊書記去公社開會才知道的。書記回來以後很高興，因為我們大隊初試有三個人通過了，這在全公社16個生產大隊裡算是名列前茅。初試之後，大概又過了近一個月，複試開始了。那年只考4門課，政治、語文、數學和理化。考試的地點在我們那個片區的淳化中心小學，記得第一場數學考試結束後，在隔壁考場的施躍已經出了門，站在我們考場的窗前非常興奮地向我招手。我有一題半沒有做出來，當時鈴聲已經響了，只能站起來等待收卷，看到施躍的樣子自己自然非常懊喪。走出考場，往鎮裡找飯館去吃飯時，和包括施躍在內的一路人對題都對不上，最後大概對了20個人終於在飯館裡和一個不相識的知青對上了。這時，我才確信，除了那一題半外，我的數學題都做對了。而且最重要是，做對的人少之又少！
本來到了這步，已經沒有什麼懸念了。哪裡知道1978年的元旦又趕上一場車禍。說起車禍，還是要回到剛才說的我們隊裡的情況。因為窮，人人愛佔小便宜；也因為窮，人人互不相信。所以，我到隊裡以後，每次去公社糧管所賣糧，社員們都希望我去押車，否則他們怕去的人偷兩簸箕稻子在黑市上賣掉下館子。那時的我除了冬季以外，上身常常穿件破衣服，下身是件補滿補丁的藍軍褲，赤著腳，很像農民，只是腰間卻掛一條從父親那裡要來的掛鑰匙的牛皮手槍帶（那是當年的時髦標誌）。有一次去糧管所賣糧，一個平日裡么三喝四的糧管員，看看我說了聲，“現在是人是鬼的都掛根手槍帶”，隊裡的拖拉機手聽了就告訴他，我的父親是軍官。臨走時，那人湊上來問我，能不能幫他搞一頂軍帽？我自己很少戴帽子，第二次來得時候就把自己的單布軍帽給了他。這頂軍帽後來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原先百般挑剔的這個傢伙，後來只要一看我押著拖拉機來，就會大聲吆喝，“閃開，閃開，周郎11隊的來了”。而我們的稻穀常常也能在他的手上二等變一等、三等變二等。不過，這樣一來，賣糧也成了我的“專利”，每一次都非我去不可。1978年元旦，天異常的冷，我和另一位農民坐在用拖拉機上用蘆蓆盤起的高高的糧垛上，車開到離公社還有2裡地的地方，因為拖拉機手打哆嗦，車拐彎時翻了，我和那個農民從糧垛上被拋了出去，在沙石鋪就的鄉間公路上頭皮被擦掉一塊。以致不久在縣裡醫院體檢時，全身都快脫光了，唯獨頭上還頂了一頂棉軍帽。醫生讓我脫了帽子，看到上面纏的紗布問怎麼回事？我不敢說是車禍跌的，以免他要查腦震湯是否留有後遺症，只能說是生了疥瘡。
考試結束後，我還在隊裡勞動了兩個月，一直到拿到江蘇新醫學院醫療系的錄取通知書。那一年，全公社500多人報考，只有4個人錄取。後來，等我們走了以後據說77級擴招，又有幾個人拿到了錄取通知上專科。臨走的那天，我父親要了輛軍用吉普來接我，我的東西連同農民兄弟送的近百枚雞蛋都放在車裡，規定要上繳到公社知青辦的床和農具車裡放不下，村裡的農民硬是敲鑼打鼓抬著那些東西送了我8里路。我一路和農民走著，除了神志還算清醒，那心裡的高興真的和范進中舉一般。
回到家裡，正好是春節前，我中學同班的朱寧生考上了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蔣白純考上了南京大學數學系、鄒近考上了吉林大學中文系，唯一錄取的女同學賀童英考上了南京郵電學院。我記得寒假裡大家去了一趟莫愁湖公園的湖心島，相互賦詩祝賀。在大學裡就參加了詩社、後來曾在《人民文學》擔任過詩歌編輯、現在是中國最大的民營書商“北京人天書店”的董事長鄒近，為我寫了首賀詩，最後的兩句是“有朝乘舟去，江上有新醫”。遺憾的是，最終，因為對文科的摯愛，進了南京醫學院的第二年末我還是改了行，轉入馬列師資班讀哲學，沒能成為懸壺濟世的醫生。而江蘇新醫學院，在我們77級進校的時候也開始一分為二，恢復為文革前的南京醫學院和南京中醫學院。這時，也就是我們真正進校的時候，其實已經是1978年春天。我記得清楚，報到的那天是3月5日，而我在前兩天也剛剛過了21歲的生日。
二
這場40年前改變了我和27.8萬77級人命運的高考所具有的社會意蘊不言而喻，事實上因為恢復了自1966年“文革”開始被取消了的高考，它從本質上也改變了更多人的歷史命運：可以說從77、78和79三級大學生（作者注：這三屆大學生因為有許多人入學前都具有插隊、做工和當兵等在基層社會工作的經歷，年齡更是從15-30歲不等，我一直將這群大學生甚至包括那些年裡的中專生和79級第一屆“電大生”都統稱為廣義上的“77級”。）一直到今天的年輕一代都受惠於這場歷史性的變革。
我們知道，自1966年，為了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在與“文革”基本同步的10年“教育革命”期間，不僅取消了高中畢業生直接升入大學的“高考”，而且各種新奇甚至荒誕的“新生事物”不斷湧現：為了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除了向大中小學派出數量龐大的工宣隊、軍宣隊和貧宣隊外，還派出了由工人、農民或解放軍戰士組成的工農兵講師團，除了講政治課外，後來還承擔起了包括科學技術和外語在內的各種專業課程，儘管這些“創新”鬧了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話；廠、校、社掛鉤，辦各種“學農”、“學工”基地，不但讓學生定期去工廠或人民公社參加工業或農業勞動，而且將教學課程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甚至中學裡的物理課就叫“工業基礎”，化學課就叫“農業基礎”；在學制上，壓縮學制，取消考試，或改革考試製度——開卷考試或開門考試(即到工廠或農村等實踐第一線，結合問題考試)；在教學上，理工科“結合典型產品教學”，文科“結合戰鬥任務”教學；按照毛澤東有關教育革命的不同內容的指示和不同指示發表的時間，在城市中，創辦面向本單位或本系統職工招生，畢業後回車間的“七·二一”大學，在農村的縣、社、隊或農場，則創辦與此相應的“五·七學校”；而當年最為眩目的“新生事物”則莫過於通過推薦制度而進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1970年即大學停招四年半後，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從有3年以上實踐工作經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農兵中招收學生，招生的程序是：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此後一直到1976年，7年中共招收工農兵大學生94萬人，佔1949年後畢業大學生總數的21.4%。
推薦制的盛行，不僅為開後門留出了充分的餘地，也導致了生源水平的極度低下。1973年後，為了亡羊補牢，國務院批轉同意有關部門提出的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查的決定。在這樣的背景下，遼寧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為了壓制人們對張鐵生之流的不屑，最早在遼寧的瀋陽醫學院對教授們進行了突然襲擊式的考試，以證明“張鐵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這場長達10年的“教育革命”，以及1968年開始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顛倒了師生關係或者說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關係，損害了數千萬青年正常就業和受教育的權力。在社會學家周雪光和侯立仁進行的一項涉及6個省份、20個城市的較大規模的抽樣研究中，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平均插隊時間為6年，其中10年以上的達19.3%，5－10年的達39.3%，5或5年以下的為41.4%。而隨後的描述性統計發現，三類城市青年群體中，後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最低的是無下鄉經歷的青年群體(8.4%)，最高的是在農村插隊不到6年的知青群體(14.2%)，而超過6年以上的知青群體則明顯低於6年以下的群體(僅為9.5%)。研究者認為，插隊6年不到的知青群體上大學的比例所以最高，“也許和知青們艱苦的生活經歷激勵他們下定決心要通過教育途徑重新找到他們的社會位置有關，但1977年恢復高考對那些在農村呆了6年以上的人來說卻來得太遲了”。確實，太長時間的風吹雨打、艱苦勞作在摧毀了他們的人生志向的同時，掏空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從這樣的意義上說，77級裡那些30歲左右的年長同學，在中學時代一定都是鳳毛麟角的“學霸”。
其實，“文革”10年也同樣給那些因各種各樣理由而留在城裡的青年群體帶來了莫大的傷害。在那些年裡，留在城市裡的高初中畢業生所分配的單位也大多是飯館、菜場或街道辦的小企業。我到現在還記得，中學同班同學姬宏被分配到街道辦的金屬絲網廠，當18歲的他懷揣美好的人生理想第一次跨進廠門時，看到逼窄的院內滿是席地而坐、靠手工編制金屬絲網的中老年婦女時，禁不住流出了絕望的眼淚——比較而言，我們插隊農村雖然艱苦一些，施展的天地還真的要廣闊得多。
2017年10月我去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參加會議，專程就此訪談了海波因特（High Point）大學歷史系的鄧鵬教授。1964年16歲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去大巴山裡插隊的鄧鵬，撰有英文著作《被放逐的朝聖者——文革前知青的精神煉獄》（2015），是知青研究領域的專家。他也說道，雖然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動員和紅色“革命”信念是促使他下鄉的主要動機，但因為初中時代學習名列全班第一，因此心高氣傲，不願等在家裡，或去小飯店或菜場就業也是他選擇上山下鄉的原因之一。
美國學者埃爾德在《大蕭條中的孩子們》一書中，欲圖通過研究社會變遷對個體生活經歷的影響來研究變遷過程，他注意到“個體的生命歷程嵌入了歷史的時間和他們在生命歲月中所經歷的事件之中，同時也被這些時間和事件所塑造著”。這種塑造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我們承認也看到了“文革”和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其參與者的積極塑造，這個群體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1977年後考上大學的人——後來成了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教授，或者成為政府部門和工業組織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中共“十八大”後，同樣出自知青群體的習近平、李克強等人甚至成了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們早年在農村以及工廠勞動鍛鍊的經歷，為他們瞭解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情奠定了基礎。一如周雪光和侯立仁所說，“通過各種重要的途徑，知識青年已經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做出了貢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上山下鄉帶給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的積極影響相比，消極的影響同樣鮮明，而上述成功者也畢竟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即使我們這裡所討論的77年的高考改革，在當時真正能夠改變的也只是極少一部分人的命運，許多年輕人在經歷返城、就業、結婚、生子的人生歷程之時，也在其後的幾十年裡經歷了改制、下崗甚至失業的種種心酸。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們的國家經歷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在中國的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之時，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獲得了比他們的父母多得多的受教育機會，每年上大學的人從1977年的27.8萬上升到現在的近700萬！從這個意義上說，1977年高等教育的這場變革，為後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並實現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贏得了希望。
結語
40年過去了。當時的77級裡30歲的老大哥們已經步入古稀之年，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當時20歲左右的小弟弟們也開始年逾花甲。感謝我們的時代和歷時40載的變革，它讓中國人從我們這一代開始有了全新的人生和意義非凡的生活。今天，我們稱頌1978年，不僅在於那一年我們自己的命運有了改變，也在於從那時開始中國社會邁向進步的步伐就再也沒有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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