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世界上最大的宫城在北京落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杜牧说阿房宫的词套用在这里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大的场子自然需要的劳动力也多。康熙曾说过明朝最多时有多达九千名宫女，十万名太监穿梭其中，这话当然有他的注水空间。试想一下如今故宫的日均游客人数在四五万左右，已经是人头攒动，假若真有十一万人生活在其中，那大概是个迈个腿就能踩到人，抬个手就可能送上一巴掌的窘境了。
显然康熙的说法过于夸张，根据明实录记载南京、北京的太监人数嘉靖时为12600人左右，到了他的孙子万历时也就增加了400人左右。
然而这样的一个数量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也为禁中增添了一份权力以外的人气。人多了，欲望也就多了，太监虽然生理上有缺陷，但心理上还是有需求的。那时候的宫廷里，有一种“对儿”的习俗，相好的太监与宫女会凑成一对，这其中难免也有些清官难断的三角关系。
而这一天也有两个太监和一个宫女闹出了事情，本来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然而却因为一个人的到场变得与众不同。
年轻的天启帝朱由校决定为他的奶娘客氏做主，他完全不在意这里的是非曲直，只是向客氏发问：“客奶，你只要说你向着谁，我就替你做主。”客氏知道靠山靠谱，也就见异思迁，忘了过去多年与魏朝的恩情，铁了心要和魏进忠凑成一对，而这个魏进忠就是后来权势熏天，臭名遍布两京十三省的九千岁魏忠贤。
魏忠贤自从22岁主动净身，在宫中倒了十多年的马桶，管了十多年伙食，直到53岁时搭上了客氏这颗大树才算翻了身。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老来俏的老魏终于戏剧性的走到了明代内官金字塔的塔顶。而这个司礼监大太监竟然目不识丁，是一个标准的文盲，无疑是巨大的讽刺。
为何说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却高升司礼监是黑色幽默呢？这得从明朝内官的权力架构说起。有明一代，内官机构被称为内府，这里又细分成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个衙门。他们的事权各有大小，比如说两大信物衙门，司礼监掌管着皇帝的玺印自然是统领着其他衙门，御马监看管着皇帝的兵符当然也不容小觑，有权大的也就少不了权力小的。宫城中有许多粗重活，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抬轿带路啊这就少不得直殿监、都知监之类的衙门，当然这两个衙门还不是食物链的最底层，人毕竟还在宫墙之内，而专注洗衣服刷马桶的浣衣局就比较特殊了，直接被挪出了皇城。在各种穿越文里，浣衣局多是皇子相中落难宫女剧情的发生地，显然误解很深啊，毕竟那地方都是些犯了事的宦官，虽然眉清目秀，嘴上干净，但除非有极特别的需求，不然就算是比卡丘也不能胡乱放电。
而我们所熟知的明代权势滔天的大太监除了成化年间的汪直出身御马监，其他诸如引发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号称立皇帝的刘瑾，万历的大伴冯保均是司礼监出身。可以说进了司礼监就算赢在了起跑线。
司礼监为何能站在二十四个衙门的前头这得从明宣宗朱瞻基说起，这个老四家的孙子虽然是明代数得上号的明君但毕竟不如先祖精力旺盛，可也不能有违祖制，丞相是不能设了，但是也得曲线救国啊。
他首先给了内阁票拟（一种内阁初步审阅筛选奏章并写上处理意见）的权力，让其承担更多的政务工作。文官强大了势必威胁到君主的权力，为了避免内阁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府，他将批红（一种根据内阁票拟的意见作出批示的权力）作为君权的保障。
但是到了后来，即使有内阁的帮忙，那奏折还是跟高三的作业一般，源源不断，明宣宗忙不过来了就只好找枪手，这些人必须得无条件忠于他，如果那些文官还看不起这些人自然再好不过了，宫中的太监作为皇帝的侧近无疑是最符合条件的人，然而这最合适的答案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文化害死人。
为了给这波打小迫于生计入宫的太监扫盲，明宣宗继位第一年就下令设置“内书堂”，这场宫内的文化启蒙彻底搬掉了阻碍太监从事政治工作的最后一块石头。从此以后批红成为了司礼监最大的权力来源。
也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司礼监从洪武以来一个普通内官衙门一步步抬升地位，到了正统时期终于成为了二十四衙之首。
据记载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数员。宣德以后，内阁先行“票拟”各项政务，由皇帝“硃批”决定可否，但是这些公文奏议并不是直接交给皇帝的，而是经过司礼监分类拣选后再呈送皇帝。皇帝或亲批，或由秉笔口述大要而皇帝口述决断，秉笔代为“照阁票批红”，发还内阁与各部依据批红撰写正式诏书执行。明中期以后，君主对于奏章可谓是避之不及，秉笔太监的批红其实直接反应了司礼监的政治主张，其权力可见一斑。但秉笔太监只是写上意见，最后仍需要掌印太监审核，如果认为可以，就盖上印章。如果认为不行，掌印太监有权打回去重批。正因为如此，才说掌印太监才是司礼监的领袖，是能跟内阁首辅相提并论的内相。什么，你们说提督太监算什么，一个从未有明确人员记载的位置还管他做什么。
如果说君主分享的批红是司礼监的权力根基，那么正统以后各项其他权力的填充则方便了司礼监爬上了皇城第一山头。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权力便是提督东厂，一般有司礼监秉笔太监中的第二三位来出任。永乐帝朱棣得位不正，为了监察各种暗流，特地在锦衣卫之外增设了东厂这一新的特务机构，正德以后，司礼监掌东厂成为惯例，甚至锦衣卫也有很长时间内被其压制影响。
嘉靖万历祖孙两代除了对日常政务的厌倦，还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那就是对于钱的追逐。君主去地方敛财自然需要代理人，一批批的宦官从尘土飞扬的北京城奔赴南方充当矿监、税使。君主爱财，自然上行下效，作为天子使臣的外派太监当然少不得上下其手，大发横财。而这外派太监的人事任命几乎都需要经过司礼监的确认。
俗话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虽然明代太监没有完全的兵权，也没有废立造反的先天条件。但是在局部范围内，司礼监拥有着不容忽视的军事影响力。明英宗塞外旅行回来后，找准了机会发动了夺门之变，他借助了宦官的力量，自然也得分给他们好处，参赞军务，督军出征，整备军火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是异常踏实。乃至后来，英宗再命令司礼监提督三大营，到了宪宗时代这甚至成了惯例。
明代的司法审讯程序有内外之分，内就不用多说了，当然是司礼监的天下，缇骑一出就是明代版的死神来了，死在北镇巡抚司手上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外就要说到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代表的三法司，还是从那位土木堡玩丢了仁宣以来家底的明英宗开始，司礼监开始每隔五年会同三法司审讯刑犯，而司礼监背后的君权又使得会审时内臣的影响力处于独一档的位置，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而在靖难之后，朱棣迁都北京，却也在南京留下了完整的官（疗）僚（养）机构，作为赋税重地，南京的防务自然也是重中之重，南京的守备太监也就承担起了周边的护卫工作，而这个职位也是由无所不在的司礼监的外派工作。
明代的政治其实是一种畸形的制衡政治，明宣宗给了内阁票拟的权力，却让太监有了文化，让这批只能依靠君主的边缘人有了批红的权力对文官集团加以制衡，君主、文官、宦官之间的三角制衡正是明代制衡政治的大前提。
大部分时间宦官作为皇帝的帮手与内阁角力，但有时候主上幽暗，宦官就会做大，文官集团又会协助君主压制内臣的气焰，抛开在土木堡玩脱了的王振不说，无论是汪直、刘瑾还是魏忠贤，都是在这种联手打压下瞬间倾覆。为什么任何权势逼人的大太监都躲不过这种反扑，那是因为宦官政治条件上的先天不足与掌握的来自帝王分享的至高权力之间的制衡造就了脆弱的平衡点，君主一撤椅子，天生与内臣站在对立面的文官会立马在下头铺好千根针，那一屁股坐下来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当然也会遇到君主年幼，宦官与内阁联手掌舵，保证明朝这艘大船不走岔方向，万历时的冯保和张居正就是这种互相成就的关系。
即使在司礼监的内部这种制衡政治也是无处不在，批红与提督东厂是其最重要的两个权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司礼监掌印太监都不得提督东厂，被尊称为厂公的一般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中的第二第三人，这种权力的分割正是为了避免一家独大的状况。
对于财权、兵权、司法权，明代诸帝的态度也是给适当给予，矿监们在一线敛财但除了各级盘剥所得以外其他收入也是进了君主的口袋，司礼监虽然提督三大营，但是宦官监军制度却没有如唐朝一般成为定制，三法司会审时宦官虽然有超然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司法权给到。
有明一代，政治制衡下，宦官乱政的案例不在少数，却也没有颠覆朱家的统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明代的制衡政治也使得明中期以后即使君主怠政也能使得国家平稳运行，当然这也让文官集团愈发健全，与之相伴的是更庞大的宦官系统，这一切自然为从中渔利的君主借助宦官大捞私利打开了大门，明之亡有说亡于嘉靖、万历的怠政，有说亡于万历以后的党争、有说亡于宦官的干政，所有的假设其实也是制衡政治下引发的畸形病变。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司礼监的权力强化为线索，对于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后，又分割权力让文官和宦官相互制衡究竟是稳定了政治，还是埋下了衰亡的伏笔这或许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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