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世界上最大的宮城在北京落成，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杜牧說阿房宮的詞套用在這裡一點都不誇張。
那麼大的場子自然需要的勞動力也多。康熙曾說過明朝最多時有多達九千名宮女，十萬名太監穿梭其中，這話當然有他的注水空間。試想一下如今故宮的日均遊客人數在四五萬左右，已經是人頭攢動，假若真有十一萬人生活在其中，那大概是個邁個腿就能踩到人，抬個手就可能送上一巴掌的窘境了。
顯然康熙的說法過於誇張，根據明實錄記載南京、北京的太監人數嘉靖時為12600人左右，到了他的孫子萬曆時也就增加了400人左右。
然而這樣的一個數量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也為禁中增添了一份權力以外的人氣。人多了，慾望也就多了，太監雖然生理上有缺陷，但心理上還是有需求的。那時候的宮廷裡，有一種“對兒”的習俗，相好的太監與宮女會湊成一對，這其中難免也有些清官難斷的三角關係。
而這一天也有兩個太監和一個宮女鬧出了事情，本來這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然而卻因為一個人的到場變得與眾不同。
年輕的天啟帝朱由校決定為他的奶孃客氏做主，他完全不在意這裡的是非曲直，只是向客氏發問：“客奶，你只要說你向著誰，我就替你做主。”客氏知道靠山靠譜，也就見異思遷，忘了過去多年與魏朝的恩情，鐵了心要和魏進忠湊成一對，而這個魏進忠就是後來權勢熏天，臭名遍佈兩京十三省的九千歲魏忠賢。
魏忠賢自從22歲主動淨身，在宮中倒了十多年的馬桶，管了十多年伙食，直到53歲時搭上了客氏這顆大樹才算翻了身。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東廠，老來俏的老魏終於戲劇性的走到了明代內官金字塔的塔頂。而這個司禮監大太監竟然目不識丁，是一個標準的文盲，無疑是巨大的諷刺。
為何說魏忠賢大字不識一個卻高升司禮監是黑色幽默呢？這得從明朝內官的權力架構說起。有明一代，內官機構被稱為內府，這裡又細分成十二監四司八局共二十四個衙門。他們的事權各有大小，比如說兩大信物衙門，司禮監掌管著皇帝的璽印自然是統領著其他衙門，御馬監看管著皇帝的兵符當然也不容小覷，有權大的也就少不了權力小的。宮城中有許多粗重活，比如說打掃衛生啊，抬轎帶路啊這就少不得直殿監、都知監之類的衙門，當然這兩個衙門還不是食物鏈的最底層，人畢竟還在宮牆之內，而專注洗衣服刷馬桶的浣衣局就比較特殊了，直接被挪出了皇城。在各種穿越文裡，浣衣局多是皇子相中落難宮女劇情的發生地，顯然誤解很深啊，畢竟那地方都是些犯了事的宦官，雖然眉清目秀，嘴上乾淨，但除非有極特別的需求，不然就算是比卡丘也不能胡亂放電。
而我們所熟知的明代權勢滔天的大太監除了成化年間的汪直出身御馬監，其他諸如引發土木堡之變的王振，號稱立皇帝的劉瑾，萬曆的大伴馮保均是司禮監出身。可以說進了司禮監就算贏在了起跑線。
司禮監為何能站在二十四個衙門的前頭這得從明宣宗朱瞻基說起，這個老四家的孫子雖然是明代數得上號的明君但畢竟不如先祖精力旺盛，可也不能有違祖制，丞相是不能設了，但是也得曲線救國啊。
他首先給了內閣票擬（一種內閣初步審閱篩選奏章並寫上處理意見）的權力，讓其承擔更多的政務工作。文官強大了勢必威脅到君主的權力，為了避免內閣成為事實上的丞相府，他將批紅（一種根據內閣票擬的意見作出批示的權力）作為君權的保障。
但是到了後來，即使有內閣的幫忙，那奏摺還是跟高三的作業一般，源源不斷，明宣宗忙不過來了就只好找槍手，這些人必須得無條件忠於他，如果那些文官還看不起這些人自然再好不過了，宮中的太監作為皇帝的側近無疑是最符合條件的人，然而這最合適的答案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沒文化害死人。
為了給這波打小迫於生計入宮的太監掃盲，明宣宗繼位第一年就下令設置“內書堂”，這場宮內的文化啟蒙徹底搬掉了阻礙太監從事政治工作的最後一塊石頭。從此以後批紅成為了司禮監最大的權力來源。
也正是這一變化使得司禮監從洪武以來一個普通內官衙門一步步抬升地位，到了正統時期終於成為了二十四衙之首。
據記載司禮監設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太監數員。宣德以後，內閣先行“票擬”各項政務，由皇帝“硃批”決定可否，但是這些公文奏議並不是直接交給皇帝的，而是經過司禮監分類揀選後再呈送皇帝。皇帝或親批，或由秉筆口述大要而皇帝口述決斷，秉筆代為“照閣票批紅”，發還內閣與各部依據批紅撰寫正式詔書執行。明中期以後，君主對於奏章可謂是避之不及，秉筆太監的批紅其實直接反應了司禮監的政治主張，其權力可見一斑。但秉筆太監只是寫上意見，最後仍需要掌印太監審核，如果認為可以，就蓋上印章。如果認為不行，掌印太監有權打回去重批。正因為如此，才說掌印太監才是司禮監的領袖，是能跟內閣首輔相提並論的內相。什麼，你們說提督太監算什麼，一個從未有明確人員記載的位置還管他做什麼。
如果說君主分享的批紅是司禮監的權力根基，那麼正統以後各項其他權力的填充則方便了司禮監爬上了皇城第一山頭。
而這其中最重要的權力便是提督東廠，一般有司禮監秉筆太監中的第二三位來出任。永樂帝朱棣得位不正，為了監察各種暗流，特地在錦衣衛之外增設了東廠這一新的特務機構，正德以後，司禮監掌東廠成為慣例，甚至錦衣衛也有很長時間內被其壓制影響。
嘉靖萬曆祖孫兩代除了對日常政務的厭倦，還有一個驚人的相似點，那就是對於錢的追逐。君主去地方斂財自然需要代理人，一批批的宦官從塵土飛揚的北京城奔赴南方充當礦監、稅使。君主愛財，自然上行下效，作為天子使臣的外派太監當然少不得上下其手，大發橫財。而這外派太監的人事任命幾乎都需要經過司禮監的確認。
俗話說得好，槍桿子裡出政權，雖然明代太監沒有完全的兵權，也沒有廢立造反的先天條件。但是在局部範圍內，司禮監擁有著不容忽視的軍事影響力。明英宗塞外旅行回來後，找準了機會發動了奪門之變，他藉助了宦官的力量，自然也得分給他們好處，參贊軍務，督軍出征，整備軍火一步一個腳印走的是異常踏實。乃至後來，英宗再命令司禮監提督三大營，到了憲宗時代這甚至成了慣例。
明代的司法審訊程序有內外之分，內就不用多說了，當然是司禮監的天下，緹騎一出就是明代版的死神來了，死在北鎮巡撫司手上的人更是數不勝數。外就要說到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代表的三法司，還是從那位土木堡玩丟了仁宣以來家底的明英宗開始，司禮監開始每隔五年會同三法司審訊刑犯，而司禮監背後的君權又使得會審時內臣的影響力處於獨一檔的位置，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而在靖難之後，朱棣遷都北京，卻也在南京留下了完整的官（療）僚（養）機構，作為賦稅重地，南京的防務自然也是重中之重，南京的守備太監也就承擔起了周邊的護衛工作，而這個職位也是由無所不在的司禮監的外派工作。
明代的政治其實是一種畸形的制衡政治，明宣宗給了內閣票擬的權力，卻讓太監有了文化，讓這批只能依靠君主的邊緣人有了批紅的權力對文官集團加以制衡，君主、文官、宦官之間的三角制衡正是明代制衡政治的大前提。
大部分時間宦官作為皇帝的幫手與內閣角力，但有時候主上幽暗，宦官就會做大，文官集團又會協助君主壓制內臣的氣焰，拋開在土木堡玩脫了的王振不說，無論是汪直、劉瑾還是魏忠賢，都是在這種聯手打壓下瞬間傾覆。為什麼任何權勢逼人的大太監都躲不過這種反撲，那是因為宦官政治條件上的先天不足與掌握的來自帝王分享的至高權力之間的制衡造就了脆弱的平衡點，君主一撤椅子，天生與內臣站在對立面的文官會立馬在下頭鋪好千根針，那一屁股坐下來結果自然是慘不忍睹。當然也會遇到君主年幼，宦官與內閣聯手掌舵，保證明朝這艘大船不走岔方向，萬曆時的馮保和張居正就是這種互相成就的關係。
即使在司禮監的內部這種制衡政治也是無處不在，批紅與提督東廠是其最重要的兩個權力。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司禮監掌印太監都不得提督東廠，被尊稱為廠公的一般是司禮監秉筆太監中的第二第三人，這種權力的分割正是為了避免一家獨大的狀況。
對於財權、兵權、司法權，明代諸帝的態度也是給適當給予，礦監們在一線斂財但除了各級盤剝所得以外其他收入也是進了君主的口袋，司禮監雖然提督三大營，但是宦官監軍制度卻沒有如唐朝一般成為定製，三法司會審時宦官雖然有超然的地位，但是並沒有明確的司法權給到。
有明一代，政治制衡下，宦官亂政的案例不在少數，卻也沒有顛覆朱家的統治，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明代的制衡政治也使得明中期以後即使君主怠政也能使得國家平穩運行，當然這也讓文官集團愈發健全，與之相伴的是更龐大的宦官系統，這一切自然為從中漁利的君主藉助宦官大撈私利打開了大門，明之亡有說亡於嘉靖、萬曆的怠政，有說亡於萬曆以後的黨爭、有說亡於宦官的干政，所有的假設其實也是制衡政治下引發的畸形病變。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以司禮監的權力強化為線索，對於明初加強中央集權後，又分割權力讓文官和宦官相互制衡究竟是穩定了政治，還是埋下了衰亡的伏筆這或許值得我們進行深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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