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前的今天（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中國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都用了醒目的大號字體書寫著“日本投降”。
73年過去了，歷史不會忘記，我們這個浴火重生的國家，用血肉長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書寫了民族自強的歷史奇蹟。
今天，戰爭留下的傷痛，還有許多沒有癒合。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骯髒、醜陋的“慰安婦”制度，給眾多受害女性帶來地獄般的折磨。這段悲慘經歷，成為受害人一生都難以撫平的傷口。隨著歲月的流逝，她們大多已在屈辱和煎熬中相繼離世，最終沒有等到一句道歉。
昨天（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婦”紀念日。在這一天，揭露日軍侵華戰爭期間實施“慰安婦”暴行的影片《大寒》重新上映。中國“慰安婦”老人再次走進大眾視野，每每提及她們的經歷，外界無不一片哀痛之聲。鮮為人知的是，有一些人幾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護在這些老人身邊。
“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張雙兵、中國戰爭受害者“慰安婦”訴訟律師團團長大森典子、訴訟團的中國律師康健以及“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第一人”蘇智良，分別來自山西、東京、北京和上海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相遇，共同開始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幫助受害老人狀告日本政府，直至今天。
今天，一起來看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環球時報分別對這四位中國“慰安婦”老人背後守護者的採訪，聽他們講述這20多年來的風風雨雨。
張雙兵：36年義務為她們討公道
從1982年起，張雙兵迄今共採錄了127位“慰安婦”倖存者的證詞，著有《“慰安婦”調查實錄》《炮樓裡的女人》,還曾16次帶領老人們遠渡日本“打官司”。然而，官司屢訴屢敗，老人們也一一離世。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您當初為什麼開始做“慰安婦”調查走訪？
張雙兵：1982年我在山西省陽泉市盂縣西潘鄉高村小學教書。那年秋天我在地裡見到一個老太太，看上去非常可憐。村裡人告訴我，老太太叫侯冬娥，年輕時人稱“蓋山西”，就是說相貌在山西都數得上號。日本人曾兩次把她抓去做“慰安婦”。老人就一孔石窯洞，一張破葦蓆，生活非常苦。當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發生在家鄉的苦難歷史。之後的10年間，老人雖然把我當親人一樣看待，但對那段歷史閉口不談。
1992年我把《山西日報》關於“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童增的報道給老人看，老人起初不相信。後來在我和童增的書信交流過程中，他給老人寫了一段話：大娘，講吧，全中國人民給您做主，我們要找他們算賬。老人看完信呆坐了好久，突然放聲大哭，一直哭了幾個小時。第二天，老人一邊哭，一邊說出了那段埋藏在心底40年的屈辱。侯冬娥老人也是中國第一個站出來講述歷史的“慰安婦”倖存者。
張雙兵帶領中國“慰安婦”老人在日本法庭上。（受訪者提供）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這些老人當時是怎樣的生存狀態？
張雙兵：老人們幾十年來活著不容易，村民對她們指指點點，甚至親人也覺得她們“不乾淨”。她們不能抬起頭做人。那段苦難和屈辱成了她們心中的傷疤，小心翼翼地不去觸碰，她們只能把自己包裹起來痛苦地度過餘生。這些苦難和屈辱就像一個冰疙瘩，冰封著這些老人的身心，她們用體溫慢慢一點點融化它。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後來您是怎麼發起跨國訴訟的？
張雙兵：我搜集到的7名“慰安婦”受害者的調查材料和索賠請求，由童增在1992年8月7日遞交給了日本駐華大使館。1994年開始，委託日本律師團起訴日本政府。先後有4批大陸“慰安婦”倖存者加入訴訟。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僅用一分鐘就結束了終審判決：承認歷史事實，但不道歉不賠償。理由是訴訟時效過期，而且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15年的官司，9審9判，日本政府對這些受害老人沒有一句道歉，沒有一分錢的賠償。就是我打你了，欺負你了，但就是不道歉、不賠償。這讓老人們非常傷心。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有媒體曾報道您敗訴後說過“早知道這樣就不打擾她們了”，是後悔做這件事嗎？
張雙兵：老人們是相信我可以幫助她們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才把苦難講述出來的。她們哭著將傷口揭開。她們只是要告訴人們，她們不是日本人的女人，是被逼迫的。她們要的是一個公道。但這個公道我沒能幫她們討回來，我覺得對不起她們。
張雙兵探望山西“慰安婦”老人李秀梅（資料圖，受訪者提供）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有沒有個人或者機構給予贊助？有沒有想過放棄？老人們的家人對您所做的事是怎樣的態度？
張雙兵：36年，騎虎難下！靠自己的工資收入，沒有接受過任何資助。純粹是憑良心在堅持。無數次想過放棄，但看到這些老人，又覺得不能放棄。也有家屬罵我，而且很難聽，甚至告我敗壞了老人的名聲，讓孩子們在村裡抬不起頭。但老人們都堅持討個公道。你已經滿口給她們希望了，再說話不算數，對不起老人家。還是放不下，老人們放不下，子女放不下，我自己也放不下。但畢竟我一個人的聲音太小。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您覺得對日訴訟最難的是什麼？需要得到哪些支持？
張雙兵：日本右翼一直說這些老人在“胡說”，因為他們的教科書裡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東西。你必須用證據回擊。經歷那段歷史的受害者一個個離去，但我們的研究又少得可憐，甚至連數字也含糊不清。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提到“慰安婦”，大家都認為是在韓國發生的事。其實中國是“慰安婦”的最大受害國。但有關中國“慰安婦”研究和調查的英文資料很少，西方世界壓根兒不知道。我們應該向韓國學習。韓國官方專門成立了“慰安婦”問題研究所，蒐集整理相關資料，而且還建立了數據庫，把有保存價值的資料指定為國家記錄物妥善管理。希望國內的學術界能更多地關注這個問題。希望我們國家能有一個“慰安婦”紀念碑或者紀念館，告訴世人，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這本身就是對歷史的一種敬畏。
張雙兵在進圭據點慰安所原址。（受訪者提供）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大寒》在今年1月上映，票房只有140多萬，您是怎麼看的？8月14日復映，您有何期待？
張雙兵：“不消費苦難，不宣洩仇恨，不追求視覺衝擊。影片要向世界表明我們這個民族看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大寒》導演張躍平說過，這是走過那段苦難屈辱後的態度，不是恨，而是理性的反思。1月上線時，《大寒》評分很高，但因為沒有宣發，票房只有140萬，和同時上線的賀歲大片比，確實可憐。經歷了年初的“荒涼下線”，《大寒》整裝再發。8月14日，第6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大寒》將在各大院線復映。我們希望大家關注這個影片，希望影片能“走過大寒”，希望能通過影片引起大家對“慰安婦”問題的更多關注。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張躍平導演說，是您的經歷打動了他。您覺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張雙兵：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做了多麼偉大的事，只是做了一箇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我做了，但是這個結果不好，慚愧得很。我和張躍平導演認識將近20年，一起走訪了很多老人，我們去過侯冬娥老人的墳頭，現在連個土堆都沒了。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可能沒有人會記得曾經有過這樣一些老人，更不會知道她們曾經遭受過的苦難和屈辱。《大寒》就是希望通過講述這些受害老人的故事，喚起更多的人關注那段歷史。
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妮身上集中了三個老人的故事。她在片尾喊“打春了”，正是對和平的呼喚。作為二十四個節氣中的最後一個節氣，走過大寒，就是春天。就是說，我們的和平是經歷苦難和屈辱之後的和平，只有銘記那段歷史，才能懂得和平來之不易。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經過這場跨國訴訟，您希望告訴國人什麼？
張雙兵： 忘記歷史，悲劇就會重演！日本對二戰至今仍未深刻反省，侵華戰犯甚至在靖國神社被作為所謂的“英雄”供奉。日本認為他們不是敗給了中國人，覺得中國人沒有資格和他講理。曹黑毛老人說過一句話：把咱家的門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讓人家說踢開就踢開，說進來就進來。說到底，老人們遭受的苦難，當時的國家貧弱是根本原因。
大森典子：為了讓日本道歉，我在拼命努力
說到中國“慰安婦”老人的守護者，不能不提到大森典子。她是中國戰爭受害者“慰安婦”訴訟律師團團長、東京町田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森典子來自一個法官家庭，自幼立志成為一名律師。1968年她拿到律師執照時，日本女律師的人數一隻手都能數得過來。優秀的大森此前曾在日本最負盛名的東京中央法律事務所工作。這家事務所擅長處理複雜案件，尤其是與憲法相關的。
1994年，大森典子決定幫助中國“慰安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由此加入日本律師調查團。同年10月，大森典子來到山西實地採訪“慰安婦”。當年這種行為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他們不得不在地下室、倉庫等隱蔽的地方輾轉。
彼時日本律師團的人數不少，鼎盛時期超過百人。不過，不少人想著“和這些事扯上關係搞不好能出名”。大森的初衷則單純許多，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就是覺得必須要為這些事、這些人做些什麼。”後來，那些“蹭熱度”的人慢慢都淡出了，大森成為為數不多的堅守者。
大森典子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在日本接受正常教育的年輕人，是沒有機會了解日本侵華史的，我本人也是在準備訴訟的過程中，才知道日軍做了如此慘絕人寰的事情。”
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之前，大森剛出差回來。70多歲的她平時忙於婚姻訴訟、經濟糾紛、繼承問題等法律事務，賺來的錢全部貼補“慰安婦”問題調查訴訟。大森開玩笑說：“我真是個不賺錢的律師，不過我一點兒也不後悔。”
大森典子說，24年來她從沒有產生放棄的念頭。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些“慰安婦”老人們實名站出來是需要勇氣的，特別是在落後的村莊裡。“她們願意向我講述過去恥辱的經歷，是出於對我的信任，因此我要對她們負責，絕不可以半途而廢。”大森典子說。
儘管日軍犯下的“慰安婦”罪行是歷史事實，但真打起官司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大森說，訴訟雖然失敗了，但是逼迫日本政府承認了這一犯罪事實是一個很大的成果。此外，中國“慰安婦”老人出庭指證，足以證明日軍的暴行遠不止於韓國、東南亞國家等地，中國人民也未曾倖免，這填補了法律訴訟上的一項空白。
談起未來，大森典子堅定地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為了讓日本政府道歉，我在拼命努力!希望她們看到我的努力，我會繼續堅持下去，讓更多日本人瞭解歷史真相。”
康健：不要以為受害者去世這些事就完了，沒完!
北京方元律師事務所主任康健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律師團成員。她23年間跑遍山西、海南、遼寧等省份，義務幫助日本律師調查中國“慰安婦”老人情況，並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1995年9月，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康健作為中國女律師代表參會。在一場座談會的尾聲，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要向中國“慰安婦”訴訟案提供法律援助，但身為外國律師有些不便，於是向中國律師尋求幫助。當時會場上一片寂靜，康健便主動請纓。她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本以為就幫忙調查一次，沒想到一干就是一輩子。”
經日本律師團介紹，康健和張雙兵開始書信聯繫。康健在第二封信中告訴張雙兵：1996年3月，她要去山西實地調查“慰安婦”的情況。
在山西盂縣西潘鄉羊泉村的“慰安婦”老人劉面換家，老人憶起當年的悲慘遭遇抱著康健號啕大哭：“我不乾淨啊!我這一輩子都不是人啊!”1943年，3名日本兵闖進劉家要帶走16歲的劉面換，她誓死抵抗，被日軍用槍托砸斷左肩膀，強行拉到駐地監禁40多天，落下終身殘疾。
讓康健痛心的還有侯巧蓮老人。當年有人告訴日本兵她父親和八路軍有聯繫，父女二人因此被一起抓走。日本兵先將他們一頓拷打，然後把他父親塞進土炕的炕洞裡，在炕上強暴了年僅13歲的她。
康健對記者說：“事發幾十年後，一些老人都還認為是她們的錯。在沒有外人的房間裡，她們是趴在我耳邊說的這些遭遇。對她們而言，這都是見不得人的醜事。”
家人把侯巧蓮老人贖回來後她精神失常了，養了很久才恢復過來。大約在1998年，侯巧蓮到日本出庭，回家時路過北京，康健便帶她去天安門和故宮看了看，當時老人很高興。幾個月後，老人就過世了。“我現在說起這些事兒來還是後背發涼，身體哆嗦，真讓人氣憤啊!”康健告訴記者，“當時我就決定，不能轉身離開，一定要幫她們到底!”
康健前前後後去日本出庭50多次。今年65歲的她還在四處奔波，每年都給日本政府寫敦促函，提醒他們正視歷史。此外，她還積極參與到“慰安婦”的申遺工作。康健說：“民間組織的力量還是比較弱的，但我們必須持續發聲。不要以為受害者去世了這些事就完了，沒完!”
蘇智良：每個人都應該為“慰安婦”做點什麼
上海師範大學“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開始這項研究純屬巧合。1992年至1993年，蘇智良正在東京大學做訪問學者，有位日本學者聽說他來自上海，問他：“日軍第一個‘慰安所’就在上海，你知道嗎?”
“儘管我專門做過上海的歷史研究，但關於‘慰安婦’這部分當時完全不瞭解。而這恰恰又是作為中國人有責任深入鑽研的領域。”蘇智良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
1993年回國後，蘇智良開始“慰安婦”的歷史調查研究。他最初預計上海有4個“慰安所”，可後來得到確認的竟超過180個。蘇智良說：“在戰爭狀態下，能夠記錄下來的只是冰山一角，實際數字恐怕多得多。日軍自上而下推行‘慰安婦’制度，還有很多受害者被抓到沒掛牌子的‘慰安所’，或者據點、炮樓等地。”據蘇智良介紹，我國在世的“慰安婦”老人原來有14人，隨著曹黑毛老人今年7月離世，還剩下13人。不過前不久，湖南一對90多歲的彭仁壽、彭竹英姐妹首次公開“慰安婦”經歷，現在應該是15人。蘇智良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我們統計‘慰安婦’受害者的工作開始得晚了，如果在三五十年前鼓勵她們站出來申冤的話，肯定比現在多得多。”
蘇智良為“慰安婦”研究堅持20多年，支撐他的動力是什麼?蘇智良告訴記者：“在延續幾千年的中華民族中，總得有人出來做點事情。‘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作為學者，就要把這段歷史詳實地記錄下來。”
距離2007年的終審判決已經過去11年，中國“慰安婦”老人得到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可能性還有多大?蘇智良說，反人道的罪行永遠可以追究責任，中國民間依然具有訴訟索賠的權利。他堅信，“總有一天會討回公道，只是不知道這一天什麼時候來”。在蘇智良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戰爭並沒有結束”。因為這場戰爭影響的不僅是“慰安婦”受害者及其那一代人，還有後來人甚至是現在的年輕人。
談到電影《大寒》，蘇智良對記者說，雖然這部片子有欠缺，但這也是一種記錄的方式。“畢竟每個人都應該為‘慰安婦’做點什麼，哪怕只是拍個片子，寫篇報道。”
來源/綜合自中國婦女報（記者 姜軍旗）、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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