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業研究金融同業系列之四
摘要
根植區域鄉土本色，建立分析我國區域銀行的新框架。（1）目前對中國商業銀行的分析主要基於傳統的宏觀、流動性和監管基本因素，但該框架忽略了我國城商行和農商行本地經營的個性特徵。（2）模式改變，分析的方法論也應隨之調整。我們認為對區域銀行的分析框架應與國有銀行體現差異，即應納入更多個性化和本土變量。相關變量包括區域經濟運行狀況、公司治理情況和資產負債結構等，這應在既有宏觀/流動性/監管環境上的基礎上重點跟蹤研究。基於此，我們做了重新梳理。
基於發債數據，管窺我國區域銀行的全景圖。我們樣本包括了近400家區域中小銀行情況，其中城商行120家（基本覆蓋所有城商行），發債農商行280家（佔發債農商行樣本約60%）：（1）從區域分佈來看，發債的區域銀行集中在華南/華東地區，反映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特徵；（2）從治理情況來看，第一大股東中城商行國有股東佔比約70%，而農商行民營股東佔比約70%，同時城商行相比股權更為集中，股東控制力強；（3）從資產規模來看，城商行平均規模（約2500億）高於農商行（一般在500億以下）；從資產負債結構來看，農商行以傳統的存貸為主，約85%發債農商行貸款佔比超50%，存款佔比超70%，城商行流動性達標壓力大，這將倒逼資負結構調整；（4）從資產質量來看，農商行信用更下沉，近期市場關注的壞賬風險爆發就發生在西南及華北片區的農商行，我們測算區域銀行總體資產質量可控（經測算城商行/農商行可抵禦的不良底限分別為7.6%/11.6%），但要關注近20家樣本銀行資產質量驟然惡化的情況。
同業結構的分層已開始，逐步落實對同業資產的信用風險定價。（1）我國商業銀行已告別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發展模式，整體利潤增長情況下應關注個別機構的風險。在信貸領域，監管約束異地擴張經營隔離了風險傳播，監管部門或容忍個別經營困難的銀行出現風險事件甚至破產，特別在金融市場領域，中小銀行基於本地業務往來的信任無法體現在同業交易上，標準化交易方式下，相關資產交易反而更有可能發生違約。（2）銀行同業資產的信用風險溢價後續將有所體現。隨著金融去槓桿的推進和民營類金融機構的增加，一批金融機構會存在經營困難和流動性壓力，金融機構同業資產的剛性兌付有可能被打破；同時資管新規要求打破資金池，銀行同業之間的資產互持難度提升，相關同業資產必須按照一定風險溢價給予定價並獲得流動性。（3）在此基礎上，興業研究金融同業團隊對近400家發債銀行進行了信用評價，其中城商行評分中樞3+，農商行評分中樞3。
城商行 農商行 全國篇
正文
一. 尋找映射：分析區域銀行的新框架
目前對中國銀行的分析主要基於傳統的宏觀、流動性和監管基本因素。當然以上三個因素對理解商業銀行的經營極為重要，但該框架忽略了我國區域銀行（城商行和農商行）根植於本地經營的個性特徵。故我們認為對中國區域銀行的分析框架應與國有銀行存在差異，即應納入更多本土變量。
城商行、農商行業務尤其是信貸模式體現了紮根鄉土的本色。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傳統上本地信息的傳遞主要依賴於熟人，“眉目傳情，指石印證”，本地銀行和本地企業也是從熟悉到信任的過程；而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個人不知道個人的底細，銀行不瞭解企業的信息，這樣才發生財務、審計、法律等更通行的契約形式。國有大行業務範圍遍及全國，接觸的多為陌生企業，更多要述諸法律、審計、財務報告等方式獲取信息，故放棄了信息成本更高的中小企業；本地銀行有更多的私有信息來源，同時根植於本地更能建立與本地企業的信任，這種情況下，區域銀行更多參與到了本地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中，同時本地企業相對於全國企業更良莠不齊，銀行集中資源投向少數企業，故這又帶來了更高業務集中度的特徵。
模式改變，分析的方法論也應隨之改變。行業研究要研究行業映射的路徑（類似函數關係F），分析的路徑根據具體分析的問題進行選擇，如解決銀行的經營績效問題、信用分析問題還是權益定價問題。從物理學角度看，同樣一個終點，可以先上後下，也可以先下後上，路徑不同，分析的結果會有很大差異。
在自變量的選擇上，對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的分析映射，自變量核心為宏觀環境、流動性環境和監管政策，對股份制銀行而言，還應考慮X4即自身戰略定位（如零售、企金、同業業務戰略的選擇）；而區域銀行（即城商行、農商行）的分析映射，自變量核心為區域經濟的運行情況、公司治理和資產負債結構，宏觀環境、流動性環境和監管政策反而是相對外生的變量。
二.破繭化蝶：中國區域商業銀行的轉型歷程
我國銀行系統經歷目前已經形成較穩定的行業格局。從數量和資產規模來看，5家國有大行、12家股份制銀行佔行業主導地位，經營範圍面向全國，資產規模佔行業約53%；134家城商行和超過2000家農商行、農信社等區域金融機構則如毛細血管般深入在我國城鎮鄉村，立足本地經營，2018年5月末，資產規模佔行業約26%。此外，政策性銀行、外資銀行、新興民營銀行等機構佔行業規模約21%。
城商行：區域異地擴張政策影響其戰略選擇
城市商業銀行脫胎於城市信用合作社。自1995年第一家城信社改制，城商行已經歷23年的組建階段，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壯大，行業格局基本清晰。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為解決個體經營經濟和集體經濟對融資和金融服務的需求，城信社應運而生，專注服務當地中小企業。隨著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轉變，累積較多經營風險的城信社在央行推動下進行試點改革。1995年先後在北京、上海等地組建城市合作銀行。1998年經國務院同意，城市合作銀行更名為城市商業銀行，各地的城商行的組建進程加快。並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部分城商行依靠當地政府資源，通過資產置換、兼併收購等方式出清風險。
2000年後我國經濟發展提速，銀行迎來發展黃金年代。城商行經歷引入外部戰略投資者、拓寬資本補充渠道的新變化，佈局跨區域、多元化經營。2006年銀監會發布《城市商業銀行異地分支機構管理辦法》，明確城商行異地分支管理。由於城商行擴張後在異地缺乏客戶基礎，故較多參與了缺乏真實交易背景的票據類業務，這造成了較大操作風險。故2010年城商行快速異地擴張被叫停，同年末已有78家城商行實現跨區域發展。
2013年異地擴張政策略放鬆，允許省內擴張經營範圍。2018年3月末，134家城商行佔銀行業總資產規模約12.3%。但整體上目前城商行的區域擴張相對困難，故2014年後相關銀行選擇通過同業負債、發行NCD擴張批發性融資，直到2016年底金融機構開始進入去槓桿。
農商行/農信社：改制進程依賴於政策導向
農商行由農信社改組重建，改革進程慢於城商行。農信社的管理權改革幾經波折。2000年7月，國務院批准農信社改革方案，2001年，首批由縣級農信社改制而成的三家農村商業銀行於江蘇省成立，農信社逐步開啟改革的風潮。2011年，銀監會表示將不再組建新的農信社和農合行，逐步將符合條件的農信社改組為農商行，農合行則要全部改製為農商行，自此，農商行成為重點發展的農村金融機構。2006年初，我國共有農商行13家，農合行80家，農信社19348家，截至2017年底，農商行數量已達1262家，農合行33家，農信社965家。由農村金融機構持續改組的農商行數量近年保持每年約200家的增長。2018年3月末，農村金融機構佔銀行業總資產規模約13%。
農商行的發展依賴於農村金融機構改制的政策導向。對於農商行而言，由於資金多來自於本地低成本的存款，如果可以推進廣大農村金融機構兼併收購，跨區域進行資產配置的話，這有利於相關同業機構獲取高收益資產，提升農村金融機構的績效。但同時，這也可能有悖於服務於鄉村本地振興、“資金取自本地，用於本地”的公平理念。當前政策總體要求農村金融“總體上保證農村信用社縣域法人地位和數量總體穩定”，預計農村金融機構出現大規模整合的可能性較低。
區域性中小銀行彌補大型全國銀行對城鄉地區的覆蓋不足，成為我國銀行體系中的重要的一層。紮根鄉土的天然稟賦和約束異地擴張的監管管制促使絕大部分區域銀行業務資源與風險集聚在當地。同時，2014年後城商行等中小銀行也在逐步通過金融市場業務登上全國舞臺，快速擴充資產規模，2014-2016年同比增速20%以上。2016年末的金融去槓桿下，大額風險暴露、流動性管理等監管約束下城商行等通過金融市場業務擴張規模的行為受到約束。
三. 基於發債數據管窺區域銀行全景圖
城商行參與金融市場業務比例更高，信息披露相較農商行更規範完整。截至2018年5月末，有公開發債（包括同業存單）記錄的城商行124家，農商行478家，分別占城商行總數93%、38%。其中，2017年年度財務報表及關鍵監管指標公開資料完整的城商行120家、農商行280家。以下我們主要根據資料相對完整（至少披露年度財務報表及監管指標）約400家中小銀行的情況，分析全國發債中小銀行整體情況。
1. 區域分佈：金融資源向華東、華北地區傾斜
從區域分佈來看，發債中小銀行集中在華東、華北等地區，其中發債城商行集中在遼寧、浙江、山東省，發債農商行集中在山東、浙江、江蘇省。除直轄市地區區域銀行系統處於大一統狀態外，金融機構數量及市場活躍程度（在銀行間市場發行債券）整體與當地經濟發展情況有關，金融資源向經濟發達省份、省會城市傾斜。
2. 區域經濟：區域銀行與本地政府融資平臺、房企聯繫緊密
區域銀行業務根植於當地，金融資源與當地政府、地方企業緊密相連，尤其推動當地經濟增加與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從股東結構、資產信貸投放兩個方面來看，發債區域銀行與城投房企的資源相連密切。
從股東結構來看，我們按照興業研究城投行業方法論中廣義城投的定義對股東性質進行判別。截至2017年末，134家城商行中，前三大股東中包含城投主體的城商行佔比34%，包含房地產企業的城商行佔比16%。考慮農商行股權較分散，股權信息完整的418家發債農商行中前五大股東包含城投主體的城商行佔比21%，包含房地產企業的農商行佔比40%。在信用緊縮、城投融資渠道不斷收緊的情況下，城投與房地產企業自身現金流緊張，存在需要參控股銀行為其輸血的可能，這影響銀行經營，讓區域銀行與當地城投平臺信用風險深度綁定。
從銀行信貸資產投向來看，發債城商行農商行披露的信貸投向行業分佈較集中。受信貸政策影響，信貸直接投向房地產及基建行業比例並不高，相關產業投資主要通過表內應收款項投資或表外進行投放。截至2017年末，發債城商行信貸投放前三大行業分別為批發與零售行業、製造業、租賃業，分別佔21%、21%、16%，房地產、水利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分別佔13%、7%。發債農商行信貸投放前三大行業分別為製造業、批發與零售行業、建築業，分別佔36%、21%、11%。房地產行業佔5%。同時通過投資SPV產品、城投債等金融資產投向城投、房地產行業。我們曾分析租賃行業資產投向時發現，地方城投公司近年成為租賃公司重要客戶之一。
對區域銀行而言，由於以信貸為主的業務根植於本地，所以我們務必應關注本地產業和地方融資平臺帶來的風險與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區域銀行獲得的超額收益等於本地優勢產業利差+區域政府融資平臺利差+基於區域關係/信息優勢獲得超額收益-信用成本，基於興業研究風險定價團隊的研究，我們在下圖展示了區域城投債利差和產業債利差。
3. 股東性質：農商行民營股東佔比高於城商行
從股東性質來看，農商行民營股東佔比高於城商行。以第一大股東性質為例，城商行中國有法人持股比例約70%，以市級法人為主，農商行民營股東佔比約73%，以當地企業為主。在農信社改制農商行過程中，監管部門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行投資，並階段性給予持股比例放鬆。當地企業與區域金融機構業務聯繫緊密，參與農商行重組情況較普遍。提供的外部支持力度弱於政府、國有企業。
4. 股權結構：農商行股權結構更為鬆散
從股東持股比例來看，農商行股權結構更為鬆散。發債城商行前三大股東持股比例更集中，平均持股比例共約38%，發債農商行前三大股東比例共約18%，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區分度不明顯，平均比例在1%-8%之間。城商行農商行持股結構的差異在重組過程中受監管政策引導，針對城商行要求主要股東比例不超過20%，針對農村金融機構要求非金融機構持股不超過10%。
從中小銀行相互持股的情況來看，農商行互持比例更大。截至2017年末，發債農商行前三大股東中有中小銀行佔比約16%，發債城商行前三大股東中有中小銀行佔比約6%。
5. 資產規模：城商行資產規模顯著大於農商行
從資產規模來看，城商行資產規模顯著大於農商行。截至2017年末，發債城商行平均資產規模約2500億元，其中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的有6家銀行，資產規模集中在1000-4000億區間內有50家發債城商行，佔比39%。發債農商行資產規模集中在500億以下，其中資產規模低於200億的發債農商行數量佔比約51%。
6. 資負結構：城商行結構錯配程度高於農商行
從資產結構來看，農商行信貸資產佔比更高，城商行同業投資佔比更高。從貸款佔比來看，截至2017年末，約85%發債農商行信貸業務佔比超過40%，發債城商行信貸業務佔比略低，佔比集中在30%-50%。約17家城商行（佔比約15%）信貸佔比低於30%。從應收款項類投資佔比來看，發債城商行應收款項類投資佔比在10%-30%之間，約11家城商行（佔比約10%）應收款項類投資超過30%，發債農商行應收款項類投資佔比整體低於10%，約3%的發債農商行應收款項類投資佔比超過30%。
從負債結構來看，農商行核心負債佔比高，城商行對金融市場吸收負債依賴程度較大。從存款佔比來看，截至2017年末，約85%的發債農商行存款佔比超過70%，形成農商行的穩定的核心負債。發債城商行存款基礎弱於發債農商行，約85%的發債城商行存款佔比超過60%。從同業負債佔比來看，發債農商行佔比集中在10%以內，發債城商行佔比分佈在10%-20%間。受去槓桿政策的推進，發債城商行同業負債佔比高於20%的銀行比例明顯下滑，從2016年末41%下滑至約24%。
7. 資產質量：農商行資產質量更低
從資產質量來看，農商行不良率高於城商行，少數農商行信貸質量潛在風險過高。從不良率來看，截至2017年末，發債城商行不良率集中在1%-2%之間，不良率高於3%的發債農商行佔比約56%，約17家銀行不良率超過5%。從關注類貸款佔比來看，2017年末商業銀行關注類貸款佔比3.49%，披露關注類貸款的發債農商行關注類貸款佔比超過3%約佔62%，其中有15家農商行披露關注類貸款佔比超過15%。
8. 盈利情況：農商行整體淨息差保持較高水平
從盈利情況來看，區域銀行收入主要來自於息差收入，中收佔比低，從淨息差來看，農商行的淨息差水平整體高於城商行。約37%的發債農商行測算的淨息差高於3%，約12%的發債城商行測算的淨息差高於3%。從資本利潤率來看，發債中小銀行ROE主要集中在5%-15%之間，少數銀行盈利惡化，公佈ROE數據的發債城商行農商行中分別有14、41家ROE低於5%。
9. 資本：城商行整體槓桿水平高於農商行
從資本充足率來看，發債農商行的整體資本充足率水平高於發債城商行，發債城商行槓桿水平更高。截至2017年末，約52%的發債城商行資本充足率集中在11-13%，約66%的農商行資本充足率超過13%。發債城商行更低的資本充足率也代表城商行有更高的槓桿水平，與2016年末相比槓桿水平下降，資本充足率超過13%的發債城商行佔比由35%（2016年末）增加至43%（2017年末）。
整體來看：1）從區域分佈與聯繫上，發債城商行集中在遼寧、浙江、山東省，發債農商行集中在山東、浙江、江蘇省，並與當地城投房企聯繫緊密；2）治理結構上，城商行國有股東背景強於農商行（第一大股東中，城商行國有股東佔比約70%，農商行民營股東佔比約70%），股權更集中；3）資產規模上，城商行平均規模（約2500億）高於農商行（500億以下）；4）資負結構上，農商行存貸業務基礎強於城商行，轉型達標壓力小（約85%發債農商行貸款佔比超50%，存款佔比超70%）；5）資產質量上，農商行資產質量更下沉，約15家發債農商行關注類貸款佔比超15%；6）盈利水平上，農商行淨息差整體保持較高水平，約37%的發債農商行淨息差高於3%；7）槓桿水平上，城商行高槓杆水平下降，資本充足率超過13%的發債城商行佔比由35%（2016）增加至43%（2017）。
四. 去槓桿下區域銀行的困頓
自2016年末以來去槓桿政策的實施，區域銀行面對經濟基本面、流動性、監管政策的外部環境變化。由於區域經濟、治理結構、資負結構等自身情況差異，區域銀行在應對去槓桿外部轉變下可能出現困頓：1）由區域經濟引發：立足當地後的信貸高集中度，區域經濟下行引發資產質量風險暴露；2）由治理因素引發：內部人控制和關聯交易風險；3）由資產負債因素引發：資負結構（短久期負債對接長久期資產）錯配帶來的流動性風險。
資產質量：需關注少數區域銀行資產質量問題。近期部分區域銀行暴露出資產質量風險問題，嚴重侵蝕銀行資本，引發市場對於區域銀行資產質量的擔憂。我們對城商行、農商行淨資產最大承受資產質量暴露進行測算，假設在不影響銀行淨資本情況下，資產減值準備和當期利潤作為確認不良損失的安全墊，不良貸款確認為損失的比例為50%。計算後認為在整體城商行、農商行信貸資產風險可控，2018年一季度末淨資產安全線分別為7.6%、11.6%，高於公佈的不良率1.63%、3.26%，這表明整體風險可控。截至2018年一季度，城商行、農商行撥備覆蓋率分別為213.54%、158.94%，撥備覆蓋較充足。同時，從我們對發債銀行公開信息梳理情況來看，有近期20餘家農商行的資產資質下沉嚴重，存在經營風險，建議配置同業資產時對相關主體進行迴避。
流動性風險有隱憂：表內資負結構錯配下的達標壓力和表外資管業務轉型。表內城商行與農商行資負結構存在差異，農商行整體以存貸業務為主（以低流動性負債對接低流動性資產），流動性監管指標達標壓力小，據測算約有7%的發債農商行流動性匹配率低於100%。而城商行以高流動性的同業負債對接低流動性非標資產的程度較深，據測算約有23%的發債城商行流動性匹配率低於100%，流動性指標的達標壓力較大。表外業務受資管新規影響，銀行表內外流動性互相支持情況被打破，中小銀行資管新規後資管業務面臨產品創設、系統重建、資產配置、處理長久期資產等問題考驗。2017年末，城商行、農村金融機構理財產品規模分別約為4.7、1.6萬億元。
我們認為如果流動性不大幅寬鬆前提下，部分近年發展激進、資產質量問題的區域銀行將暴露風險。2017年以來，截至2018年7月19日共有6家城商行農商行主體外部評級下調（不包括展望下調）。
五. 從認識區域銀行到定價同業資產
區域銀行的資產定價涉及到權益、標準化信用和非標類資產（如同業借款、同業理財等）。我們分析框架一方面建立了分析方法（類似於映射規則），另一方面跟蹤了決定其資產價格的核心變量。兩方面的工作完成後，這將有助於對銀行同業資產的分析和定價。
1.權益類資產
銀行有“週期之母”之稱，對宏觀週期與流動性高度敏感。一方面，銀行權益類資產要對規模增長、息差水平、成本控制能力、分紅水平等基本面因素做出判斷，另一方面，對銀行權益資產的定價需要結合無風險收益中樞、投資者的風險偏好進行判斷。早期個別城商行改制後上市，2016年以來為補充資本，區域銀行IPO上市步伐加快，目前還有較多區域銀行在排隊中。
對於銀行這類難以講出“故事”的行業，市場不應僅關注短期信息驅動、交易籌碼等短期因素，更應關注資產負債結構的調整對利潤表的影響。從基本的“量-價”分析的角度看，受MPA監管和資本充足率要求的限制，銀行未來的成長機會難以依靠表內和表外規模大幅擴張；在金融去槓桿的態勢下，也難以通過“增加槓桿、下沉信用”的慣用套利行為獲得超額收益。目前看順勢調整負債端結構，利用資產端精耕細作提升息差是提升ROE乃至估值水平的可靠機會。而區域銀行能否獲得息差提升的機會，本質是該行是否有良好的存款基礎和客戶關係，在本地能否找到可靠的資產來源並可以進行資產定價。這決定了相關銀行長期能否獲得權益估值溢價。
對於我國區域銀行相關能力的分析，這需要結合區域產業情況和本行自身資產配置體系等具體分析：一方面，過去地方房企、中小微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體現了較高資產收益水平，但隨著資管產品的剛性兌付、政府的隱形承諾逐步被打破，本地銀行必須結合企業的實際現金流獲取情況、對該地區政府實際融資負擔進行綜合分析，另一方面應考慮新業務的發展能力，特別是部分發達地區有能力孕育創新型企業上市，這就要求本地銀行能否挖掘新的業務模式來培育相關“獨角獸”。從微眾銀行、網商銀行財務數據看，相關新設的銀行通過BAT的流量渠道和線上消費場景獲得了流量變現機會，資產增速和息差機會均大幅高於同業。如2017年末，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資產增速分別達到了57%、27%，同時淨息差分別達到了約700BP、500BP以上。
2.信用類資產
目前商業銀行債務工具主要包括普通金融債券、資本補充債券、同業存單、資產證券化產品、信貸收益權轉讓等。傳統上同業相關資產被默認為剛性兌付的無風險資產，要麼流動性較差，以機構間互持為主（如金融債、資本補充債券、優先股等），要麼流動性較好，但資產價格主要反映流動性溢價（如同業存單等），缺乏對信用風險的定價。
銀行同業資產的信用風險溢價後續將有所體現。我們認為隨著金融去槓桿的推進和民營類金融機構的增加，伴隨一批金融機構的經營困難和流動性存在壓力，金融機構同業資產的剛性兌付有可能被打破；同時隨著資管新規要求打破資金池，銀行同業之間的資產互持難度提升，相關同業資產必須按照一定風險溢價給予定價並獲得流動性。即使是歐洲大型銀行，其CoCo債、CDS風險緩釋工具等隨著市場對其風險敞口和信用情況的擔憂，估值調整壓力較大，如2016年德銀信用風險發酵，德銀CoCo債（有資本減記條款）市值一度跌到面值70元左右。
市場對國內部分區域銀行的同業風險擔憂在增加。如某外部評級報告顯示西南地區某農商行不良貸款率從2016年末的4.13%升至2017年末的19.54%，資本充足率由11.77%變為0.91%。該農商行主體及資本債評級被下調。我們認為，除了年末不良貸款激增等客觀事實，需關注該農商行背後的一些基本面因素：即受本地經濟發展和週期波動影響較大、地區GDP體量小、政府債務負擔重、信貸客戶行業集中等風險點。而這些風險點在區域性銀行中較為普遍，我們梳理後發現近20餘家農商行與該行有相似之處，這些機構存在信用評級下調、估值收益率上升的壓力。
興業研究金融團隊跟蹤了中小銀行基本面、行業變化，並建立分析評價框架。從區域環境、經營因素、外部支持、輿情信息四個角度著手，考慮到區域銀行與當地城投房企關係緊密，接入興業研究地方政府模型結果進行補充，並根據城商行農商行不同特性設計兩套打分系統。截至2018年6月末，我們已覆蓋擁有完整公開資料的城商行120家、農商行280家，分別佔發債主體約98%、60%。城商行評分中樞3+，農商行評分中樞3。
興業同業評分輸出結果可以反映不同評分下銀行同業存單信用利差情況，其中信用利差用不同等級銀行主體同業存單收益率-同期限國開債。1年期限下，2+與4評級主體的信用用利差間相差約100BP。由於久期較短和存款的實質，實際上同業存單是同業資產中對信用風險反映應較少的資產，我們預計隨著市場化發行推進，二級資本債等債務工具或更能體現同業機構的信用特徵。
未雨綢繆，我們建議銀行資管部門、金融市場等業務部門在配置相關資產時，應對金融同業機構進行內評，並基於內評結果選擇同業資產並關注同業對手方的信用風險。在本文附表中，我們基於興業研究2-以上排名的城商行農商行中，遴選了20家城商行和20家農商行的核心數據供參考。
附表：20家城商行和20家農商行核心數據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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