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赵顼（xū）继位。
宋神宗赵顼
次年，他清点国库账簿，发现国家1065年的全年总支出几乎是总收入的两倍，纳尼！这让他顿时就一阵眩晕。
作为一国之君，国家财政如此入不敷出，长此以往，国家怎能不亡！自己怎能不忧！
再说对外战争，宋帝国，从赵匡胤时代国家军队的胜多败少，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代的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之战的胜少败多，之后到宋真宗时签订城下澶渊之盟互有胜负，再到宋仁宗时与西夏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均大败亏输。
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开始，宋军对外作战无一例外都稳居下风，尤其是最后三战，幅员辽阔的宋帝国，竟接被处在弹丸之地的西夏小国连败三次，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这时的宋朝，在内部，财政入不敷出；在外部，军队屡战屡败，国际交往屡居下风。如此内外交困，怎能不让神宗抓耳挠腮苦思冥想重振国势之策？
就这样，富国强兵的信念坚定地在赵顼心中扎根成长。
赵顼先下令节约例行的各种开支，同时他也明白这对拯救国家财政而言杯水车薪，纯属治标不治本之举，所以随后他便紧急下诏群臣，访求标本兼治的救国之道。
有识之士都能意识到，皇帝想改革。
大臣张方平首先上言，钱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圣人也雇不来，更别说维持国家生存了。所以他给赵顼算了一笔账，并裁减了十分之八可以节省的赏赐支出，在这一点上，宋神宗很崇敬他。
不过紧接着在如何开源、如何进一步节流等方面，张方平就捉襟见肘了，神宗开始不满意了，这与自己当初下的节约诏令并无二致啊，所以他开始寻求其他人的建言。
副宰相吴奎则上言要求皇帝要谨慎识别出什么人是君子，什么人是小人，然后亲君子，远小人，这样国家自然就会富裕和平了，宋神宗听得一愣一愣的，醒悟后他无奈地屏退了吴奎，这真是一段大言无当废话连篇的文人空话啊。
年轻时强悍此时已衰朽的首相韩琦见状，立刻意味深长地向皇帝上了一封辞职信，要求回乡养老，宋神宗心灰意冷地批准了，看来这位既得利益者不想趟改革国家弊政、向自己开刀的浑水啊。
轮到司马光时，他提出了六字箴言“官人、信赏、必罚”，为防止皇帝看不懂，随即他便指出，国家之所以入不敷出，赤字巨大，就在于收入挺高，支出更高，各种不必要的花费太多了，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清查全国的各项支出，砍掉不必要的部门，裁减不必要的支出。赵顼暗道，这人与自己想法暗合，且比张方平更有大局观、更彻底、更敢于得罪天下的既得利益者啊。
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想拜托司马光帮助自己理财，可是当司马光与滕元发合作，找出当时财政与仁宗时代的支出差异时，却撂挑子不干了，同时他推辞的借口还很冠冕堂皇，想写书，写一本纵贯古今、指导皇帝治国理政的书，现在的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要写《资治通鉴》了。
鉴于宋朝优待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司马光获得了写书的批准，可是，这真的是他临阵退缩的主要原因吗？
精明有风度的富弼
接下来，老谋深算的富弼登场了，他没有说什么切实可行的开源节流政策，只是含糊其辞地建言道，皇帝啊，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喜恶，不然文武百官就会争先用君主的喜欢之物奉承巴结皇帝，这样皇帝就会先收受贿赂后纵容群臣，群臣就会先投机取巧搜刮百姓后继续逢迎皇帝中饱私囊，如此百姓就会更加贫苦以致揭竿而起，皇帝会更加受到蒙蔽以致贤愚不分，百官就会更加贪污腐败以致欺下瞒上，如此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
然后，富弼继续建言道，皇帝应在隐藏自己喜恶的基础上，冷眼旁观群臣的本性表现，如此方能对是非善恶洞若观火，到时再奖善罚恶，如此天下自然能太平。
富弼的话看似高明智慧，但却缺乏定量的发展指标和扭转国家财政状况的切实举措，难免让人听后心生迷茫。
当宋神宗问富弼如何富国强兵，之后又该如何战胜外敌契丹、西夏时，富弼却很不识趣地谏阻赵顼，劝其20年内莫谈军事……
治国智慧睿智的富弼，在国家对外交往方面，为什么如此的颟顸保守呢？
到了这个地步，举目四望，这些享受国家高级待遇的开封大臣们，竟无一人愿助自己理财治国、富国强兵、打败外敌、一雪前耻。
难道他们真的都是草包，以至于全体都没有重振国势的良策吗？还是有其他的隐情，使得他们望而却步了呢？
神宗皇帝不禁灰心丧气起来，其刚刚树立的雄心烈火也隐有熄灭之虞。
好在神宗的潜邸之臣韩维及时推荐了王安石这个人，不过举荐的方式有点不伦不类。
从前，每次宋神宗向韩维提出问题，韩维都能从赵顼从来没想过的角度给予有个性的回答，这让神宗十分惊奇，而每次韩维在最后都会说这是王安石的见解。
渐渐地，宋神宗就对这个传闻中不修边幅、不愿做京官的另类官员感兴趣了。
于是即位不久，赵顼就立刻接见了这位极富个性的王安石。
极富个性的北宋名相-王安石
正是赵顼对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对属下们的偶然性赏识和其他人安守既得利益的必然抵制改革，促成了王安石后来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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