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有些国家就在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希望减少官员腐败问题。但是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中国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高薪养廉制度，即为“增俸养廉”制度。虽然增俸养廉可以减少贪污腐败行为，但是它决不能彻底杜绝贪污腐败问题，这是由于贪污腐败的根源是来自人性的弱点，对于金钱权利永无止境的欲望，这并不是某一个政策或者制度可以解决的简单问题。
哪怕是时至今日每个现代国家的官员贪污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更何况是在宋朝，其政策和制度相比今日而言必然是存在许多弊病和缺陷的。但是不得不提宋朝的增俸养廉制度在当时看来是极为先进特殊的，并且也为防腐止贪作出了贡献。
宋朝采用“厚俸”来应对贪污腐败行为，实行增俸养廉制度，官员工资薪酬优厚，具有强大的社会购买实力
各朝各代除了明朝几乎奉行的都是厚俸政策，都提倡优待官员，提高官员俸禄待遇。比如在《汉书》中就有记载汉惠帝下的诏令：“吏之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唐朝中书舍人也曾经给皇帝上书，要求给予官员厚俸：
“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保清白。今仓凛殷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
在宋朝建立之初沿用的是五代后周的官俸制度，官员俸禄微薄，官员的财务经常是入不敷出的状况，因此许多官员铤而走险开始贪赃枉法，进入商贾行业，利用自己的权力与民争利。可以看出在这种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官员难以维持清廉的为官之道。
于是宋太祖下令采用厚俸减少官员腐败问题，这在《宋大诏令集》中有记载：
“俸禄薄而责人以廉，甚无谓也；与其冗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
这是宋朝开始实行增俸养廉制度的开始。
在宋太宗在位期间，他废除了当时扣除官员俸禄两成的规定，坚持全额发放官员俸禄。在宋真宗时期，他制定了职田制度来补贴官员的俸禄。所谓的职田制度，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被提出，同时被运用到了实践之中，因此宋朝的职田制度已经趋于完善。
职田制度，顾名思义就是朝廷按照官员职位等级，划分出不同数目的官田，交由老百姓佃租，然后每逢夏至或者芒种就给官员发放收益，是一种提高官员收入、养廉的行为。
在宋仁宗时期，他为了进一步落实增俸养廉，颁布《嘉佑禄令》，这是提高宋朝公务员俸禄的另一条法规。在这一法规的推行下，宋朝官员的俸禄再次上涨。在宋神宗时期，颁行《元丰寄禄格》，宋廷再次大涨县官的俸禄，将县官原来十贯钱的月俸涨到了十五贯，甚至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俸禄补贴。
就拿著名人物包拯举例，他是龙图阁直学士，因此每年俸禄有千贯钱币，还有绫罗绸缎的物资补贴，每月还有三十石粮食补贴以及数目庞大的柴火补贴。
同时包拯还是外派的高级京官，国家分拨了二十公顷的职田。而在《嘉佑禄令》的规定下，开封府每月还要开给包拯一百贯的钱币，冬天还要分发煤炭。如果把包拯在任上获得的所有物资钱财累计，用现在的购买力来计算，可以得出包拯每年的工资已经超过千万，由此可见宋朝官员的工资之高。
因此在南宋时期，相比北宋初年，官员的俸禄就已经涨了数倍。完善后的增俸养廉制度规定官员的俸禄主要有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本俸，由寄俸官决定，他们可以确定官员发放钱财和绫罗绸缎以及粮食补贴等物资。第二部分名叫添钱，意为官员在实际行政工作中的国家给予的补贴，上文所说的职田就是属于这一类。
宋朝增俸养廉制度制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了宋朝的腐败现象频发。过度的厚俸大大增加官员们的贪欲
首先增俸养廉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腐败现象，或者说只能解决腐败官员的数目问题，只是能够将那些本能够清廉奉公的人拉回正途，而那些大贪之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甚至厚俸只能养大他们的胃口。
比如职田制度在建立之初是为了养廉，但是后来却成为官员压榨百姓的工具。同时职田的田地一般都不够肥沃，对于耕种职田的百姓朝廷一般会给予免除徭役的奖励，因此这本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但是官员的贪欲膨胀，他们在丰收之际会收取极高的地租，甚至会收取各种繁杂的费用以此来剥削百姓。法律规定如果碰上灾年或者极端天气，官员需要减少或者免除佃户的租金，但是宋朝许多黑心官员根本不管任何不可抗力的因素，他们隐瞒灾情依旧收取佃租。因为有些职田的土质实在很差，就没有百姓愿意佃租，这时官员就会运用强权欺压百姓，强行让他们租种。
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宋仁宗时期曾经一度废除了职田制度，但是在废除之后官员因为贪腐而被捕入狱的人数上升，而朝廷受限于落后的官僚体制，只得再次采用职田制度。由此可见，过度的厚俸只会增加人的贪欲。
同时宋朝是一个商业极度发达的朝代，因此经济发展迅速，在物质条件丰富和社会繁荣的条件下，人的欲望更加容易得到增长，越容易被金钱、权力这种身外之物迷人眼，再加上丰厚的俸禄刺激，官员容易陷入不断的物质追求之中，最终成为大贪大恶之人。
再者宋朝的增俸养廉制度也有其缺陷，其中一个就是宋朝对于官员俸禄的划分并不是十分贴合实际。高官自然厚禄，但是人卑位低的小官处境就十分艰难，因为高官和小官之间的薪水差距十分之大，加上宋朝经济发展快速，小官的俸禄甚至跟不上物价的飞涨，难以维持家用。
在《梦溪笔谈》中有一段趣闻，一刚上任的县尉遇到举人前来拜访借粮，于是写下一首打油诗借此调侃自己的惨淡财务状况：
“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辕，童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再者宋朝后期官僚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冗滥，一味实行厚俸政策，其实就是在让国家财政承担巨大压力，让国库入不敷出，难以保持国力强盛，因此这时的厚俸政策只是拖垮国家治理的蛀虫。同时对于反腐倡廉来说，最为重要的其实是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督机构，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贪腐现象。
增俸养廉制度为后世带来感悟，增俸养廉制度制度的效果不明显，建立完善监督制度才是更加可靠的
如果要采用增俸养廉制度，那么国家必须针对社会状态做出确切的评估，规范形成合理的增俸养廉制度，同时将增俸养廉制度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用法律法规保障政策的制度实行，同时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从宋朝腐败的惨痛经历可以看出，增俸养廉制度并不能有效地制止贪腐行为，只是稍稍遏制了贪腐人数，并不能遏制贪腐势头，甚至在助长势头。因此其实对待贪腐最为有效的办法还是建立完善健全的监督制度，同时在此基础上要加大对于贪腐行为的惩处。
其实宋朝对于贪腐人员的惩处规定不可谓不严格，在《宋刑统》中有规定：
“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
但是宋朝执法人员执法不严，在执法过程中常常法外开恩。甚至于皇帝有时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也为了收买人心，也对于执法徇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对于贪腐行为的惩处需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从宋朝官吏的俸禄和物价水平得知，考察社会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很重要，有关部门应当结合这些因素制定出合理的薪资水平，这样就能减少贪腐行为。
虽然各朝各代大多都是奉行厚俸政策，主张用较高薪酬养廉，减少贪污腐败。但是没有那个朝代的官员俸禄能够比得上宋朝，宋朝的皇帝贯彻执行了增俸养廉制度，从宋太祖到之后的宋仁宗，宋朝皇帝全都在尽力为提高官吏的俸禄而努力，以至于相较于北宋初年官员的俸禄涨了好几倍。
宋朝官府不仅发给官员钱财，同时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补贴，以至于宋朝高官的俸禄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但是增俸养廉制度并没有杜绝贪污腐败，只是在减少贪污人数上起了小小的作用，甚至于助长贪污腐败的势头，同时这项制度自身也有其缺陷。
因此最终宋朝增俸养廉制度给予的历史启示是，增俸养廉制度制度的效果不明显，建立完善监督制度更加可靠，而且对于惩处贪污腐败行为应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参考历史文献：
《梦溪笔谈》
《宋大诏令集》
《汉书》
《宋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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