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回春
我們每個人都與中醫有“瓜葛”。
眼下的“90後”“00後”，顯然很在乎那些情人節、聖誕節，但他們也不會忘記板藍根。但凡幼時“上火”，或是如今喜歡吃燒烤，長輩總會令他們吃幾片板藍根化解，以免嗓子發炎，釀成病症。而往上數幾代人，大都有被中醫救治的經歷。
我是感恩中醫的，中醫曾救活弱小無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塊“妙手回春”的匾額，今生是掛在我的心裡了。
我父母自由戀愛結合，喜得愛女，然不到一歲，嬰兒患上急症，民間叫“抽風”。小人兒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著我送往法國人在昆明開辦的甘美醫院。後來我看史料，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是“非到疑難重症時，才進這家醫院不可”的，因為它收費高昂，床位不易得。而瀕臨死亡的我，卻被甘美醫院宣判“無望”，放棄救治。
作者“百日”時與父母合影
父親請匠人來家，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盡對這個小生命最後的愛。
家裡“叮咣”響著木匠作業的聲音，裡屋躺著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門外傳來搖鈴聲：“誰家小兒驚風，我有祖傳秘方……”這一刻，恰似《紅樓夢》。奶奶急奔出門，攔住了那個遊方郎中。如果不是到了無門可投的地步，我父母是不會讓一個路人來醫治愛女的。遊走四方的“草醫”，是連門診鋪面也沒有的，正如此次在武漢參與抗疫的“遊醫”。
我曾多少次想象當時的情形：一個衣著潦倒、面目滄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邊的黃公東街富滇銀行宿舍，一幢氣派的法式洋樓前，挺有底氣地“喊了一嗓子”，而後拘謹地走進我家，到小床前看這垂危嬰兒，從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藥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溫開水服下。
奶奶餵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開小嘴，第一份嚥下，我停止了抽搐。母親說，當時還以為“完了”，仔細一看，是寧靜了。按時辰，將第二份服下，我睜開了眼睛，骨碌骨碌四處看。四粒藥丸沒有吃完，我已經能辨認親人了。父親拎起小棺材出門，送到一家醫院的兒科，捐了。
在那個年代，凡是有點知識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醫醫院為上策。而我，用命試出了中醫的真偽。
“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存在著某些偏激，在對待自己傳統醫學的態度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視為至尊的幾位先驅，胡適、魯迅，都排斥中醫。究其原因，有因個人的經歷而懷有厭恨的，也有因改革“舊文化”的意願太迫切所致。中醫顯然是被誤傷了。
不知何時，遊方的郎中沒有了，“祖傳秘方”變成笑料。在現代史上，中醫身影飄零。在教科書裡，大概只有《扁鵲見蔡桓公》與中醫有關，但人們的關注點多在“為政”，而非“醫理”。
當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榮獲諾獎，中醫中藥才在世界上喊響了“這一嗓子”。可惜，在醫學界不見太大的反響。屠呦呦說，祖國醫學裡還有許多珍寶值得後人發掘。
我插隊的德宏，是歷史上有名的“瘴疫之地”。《三國演義》諸葛亮“七擒孟獲”就吃過“瘴癘之氣”的大虧。唐代天寶年間征討雲南，白居易在《新豐折臂翁》裡反覆提起的也是瘟疫：“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對瘟疫的恐懼，使當年這位壯丁自折其臂。直到從金雞納樹上提取汁液製成奎寧，對瘧疾才有了控制。我這個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瘧員”，每天收工後把藥片送到傣家飯桌上。
在那首《祝酒歌》還沒有唱響全國時，我參加下鄉醫療隊到滇南石屏縣，趁機學習中醫，不辭做最辛苦的事情：上山採藥，回來晾曬、焙治，管理藥房。我對“脈象”把握精準，得到隊裡中醫的賞識。“洪脈”“滑脈”“弦脈”都與文學的意象相通，所以學中醫是必須學好中文的。“把脈”是中醫非常要害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說不準病情的。我把脈時還發現了兩位孕婦，農村婦女羞於說出實情，若不調整處方很容易導致流產。
四氣五味，八綱辨證，中醫原理與中國人日常說的一些成語是溝通的，如“陰盛陽衰”“此消彼長”“月滿則虧”“否極泰來”“禍福相依”……在中醫和道家的觀念裡，人從來不會高過自然，人要配合、服從自然。例如四季的飲食與作息，春天發動，冬天收藏，講的是氣，也是萬物的規律。這些思想不斷深化，影響著我的人生。
假如不是高考恢復，我的出路可能就是中醫。
伴同生死
2000年春，我到京採訪李政道先生。我帶去一盒雲南的天麻、三七藥材。有人告誡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學者，不會要你這帶土的也沒有消毒的東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卻說：“李先生信這個。他這次來，就是特意到北京中醫醫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興地收下了。
張曼菱採訪李政道
2015年春，我到臺灣世新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會。我將一批雲南白藥產品分送給臺北的西南聯大學長。抗戰時期，雲南白藥支援前線，深受將士們的喜愛，也在這批“高知”的心目中留下了神奇的印象。
我到“金三角”探望遠征軍眷村時，看到東南亞人民和華人依然崇奉著中醫，將來自中國的中成藥視為至寶。在泰國最有名的大學裡，開設有中醫課程。
然而在我們這裡，中醫院校與一般高等院校相比，總有種入“另冊”的感覺。雲南是中草藥王國，我曾到雲南中醫學院講學，院長告訴我，他們招收的多為貧苦學生、農民子弟，且多數是女生。
中醫頑強地生存著，“清貧”是它的特徵，也是它與人民不可斷的紐帶。其實，無論什麼社會階層，中國人早將中藥視為家常必備之物。誰家抽屜裡不會收著幾盒廉價的中成藥呢，藿香正氣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謂功德無量。因為樸素，因為可靠，反而被輕視，這很像是一個不成熟的孩子對待親人的態度。多年來，我們不就是這樣對待中醫的嗎？
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種“勢利”的思維，彷彿只有底層百姓才會去看中醫吃中藥，中醫退縮到偏僻的角落裡，艱難地生存。其實，許多患者在接到西醫的無情宣判後，總會返回民間，到陋巷和山裡去尋求中醫的救治。而中醫，從來沒有因無望的診斷而拋棄病人——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中醫也會讓他服用調理與安慰的藥劑，以示“不放棄”。從這一點來看，中醫“懸壺濟世”的信仰是高於西醫的，因為它是因人創立、為人所用的醫學，可陪伴人的生死。
中醫與這個民族是同生共死的。在那些著名中醫的傳記裡，總有這樣的故事：當無名瘟疫暴發，中醫臨危受命——這個“受命”，不一定來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們內心的召喚。他們挑起藥擔，帶著弟子，深入疫區。在那些村鎮，他們立灶架鍋，熬藥施救。民眾們端碗喝藥，醫者觀其效果，不斷改進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時因地配製的不同藥方。所謂“逆行”，是中醫的世代擔當。救人救疫，豈論成敗功過，只謂問心無愧。
自“神農嘗百草”到我們那些歷歷可數的家珍——《傷寒論》《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中醫歷千年護佑著這個民族。世界上，瘟疫與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經高度發達的城市，漸漸被荒漠湮沒，而華夏大地上卻沒有因為瘟疫而被廢棄的地方。
西醫對病症講究精準的學理分析，沒有勝算不會出手，它是一門科技，能夠發出“科學的判斷”。也正是這一點讓現代人質疑中醫。和西醫的造影、化驗、超聲波等診斷手段相比，中醫只有“望聞問切”和一套近乎玄乎的說法。這是中醫的“短板”，“得手”與“失手”都拿不出“人體數據”。而依靠個案經驗的累積很難得到廣義上的認可，因而發展很慢。
至於“庸醫”，其實每個行當中都有優劣之分，但西醫因為有診斷的科技憑證，“誤判”往往能夠得到開脫，而世人對中醫則“人死必究”，故“劣跡”斑斑。
“疫”火重生
去年，我通覽一本《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中華書局出版，臺灣學者皮國立著），主軸寫民國以來的疾病與醫療史，中醫與西醫在細菌學上的不同醫理和對抗，可謂艱澀探索。其視角是中西醫的“對決”，作者對中醫懷有危機感，甚為悲觀：
在中西醫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近代中醫同西醫在熱病治療學的較量上，完全沒有屈居下風，值得讀者省思。若是連“喊戰”“抗戰”都沒有資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麼中醫“生命”也將走向盡頭。史事可鑑，研究中醫者能不警醒乎？
我想，隔著海峽，皮國立先生一定也在關注大陸的抗疫之戰。他會驚訝並欣喜地看見，在中國大陸這塊母土上，所謂“沒有硝煙的戰役”，再也不是中醫和西醫的“對決”，而是二者攜手同戰病毒——醫生們沒有執著於學理上的分辨，沒有門戶的私心，完全從救人的實效出發，互相印證，各得其所，各出妙招，共同制定方案。
引用武漢抗疫前線一位西醫的話：“中西醫結合，效果非常明顯，也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高度認可。中醫在這次戰‘疫’中表現耀眼，有目共睹。”
就在前幾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新聞發佈會中談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輕度症狀，能夠自愈或治癒，並不會發展為重症。”輕症患者的“自愈”和“治癒”，實際上就是中醫所說的“排毒”過程。如果沒有中醫的介入，“自愈”對於很多基礎體質不好的人，是很難實現的——病毒損壞了人的生理機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醫護工作者以人為本，聯合對抗疫情，才構成了“自愈”的安全軌道。沒有中醫，輕症患者的佔比恐怕不會是80%。
2月14日，唯一由中醫醫療團隊整建制接管的武漢江夏區方艙醫院開始收治患者
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學，中醫正在成為開放的醫學，吸納西醫的諸多手段，補充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診斷標準。而西醫也樂於“就地取材”，與中醫握手言歡，正在成為“中國式的西醫”。疫情中的醫者，也是仁者與智者，正在創造人類醫學史上的奇觀。
近年來，中醫課程進入了小學課堂——作為中華民族“大人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醫沒有理由不進入。我想，這並非讓孩子背“湯頭”，而是要讓他們懂得“天人合一”的養生之道，多讀一些歷史上中醫治病救人的故事，懂得醫德、仁愛，讓他們學習中國傳統道家的哲學，如《道德經》，因為它和中醫是一體的。學中醫，就是要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來的。不僅是小學生，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懂得“天人合一”“萬物漸進”的道理，懂得“無為而治”會使身體和社會都安靜下來，少一些破壞性的騷擾。
“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這句話本是中醫的醫理，也可成為疫情中的我們自強不息、正氣凜然的座右銘。
闖過這次大疫後，我們更應該為子孫萬代栽培好中醫這棵庇廕大樹，留下防護堤，中醫不能再疲軟下去了。都想一想，為中醫的發展還能做些什麼吧。
（本文刊發於《光明日報》2020年2月28日15版）
《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
皮國立 著
簡體橫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37019
58.00元
近代中醫面臨“廢醫”的生死存亡考驗，一旦失敗將萬劫不復。基於傳統氣論與細菌學的近代中西醫博弈，既是一場學理和技術的博弈，更是一場話語權和生存權的爭奪。博弈的結果是西醫勝出，中醫在自救中得以倖存，為重生贏得一線生機。
近代中國國運衰微，中國傳統文化也面臨危機，中醫同樣如此。而今，抗生素的弊端日益明顯，中醫的技術價值也在發揚，如青蒿素的發現，這一切都說明這場關乎中西文化衝突的博弈至今沒有停止。
本書立足於以中國醫學視角書寫中國現代史，聚焦近代中醫學與細菌學的各種交鋒、對話、排拒與匯通，力圖重現中醫在西醫的科學實驗及一步步佔據國家衛生主權的過程中，如何運用自身的外感熱病知識體系構建中醫式的傳染病學，並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醫理念和藥物可以發揮效用的空間。重現這段歷史，意在喚醒中醫對自身體系的認識與自信、變革與創新，幫助大眾瞭解中醫文化的價值，走出百年來“廢醫案”的陰影，也為個人的實際治療與日常養生，提供另一種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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